实话，对于阿合马的所作所为，忽必烈也有耳闻。//。ｑｂ⑤./军不是仅仅维护黄金家族的安全，而且有监察百官的部门。

    对于一个和国之储君产生矛盾的大臣，他又怎么会不加以留心呢？不动阿合马是有他的目地的，阿合马是他一手提起来的，平时对他宠爱有加。自己动阿合马，有“用人失察”之嫌，于自己的“一代雄主”之誉有碍，这是其一。

    实际上，忽必烈早在至元十年的时候就掌握了阿合马的种种不法行为：贪赃枉法，卖官爵，妄索贿硌，蚕食赈银，~吞军款，操纵刑狱，私立鞠讯等等确凿证据。

    也深知阿合马背后有一群死党。但他知道不能杀，一杀开头，个个该杀。万一杀不好便可能闹出乱子。自己年纪大了，真金太子又和那班儒生走的比较近，就是杀不出乱子，照这样杀下去，用谁来制衡那些儒生汉臣呢？这是其二。

    再想到阿合马贪污的财富虽多，凭他一家人也挥霍不到哪里去，最后还不是为大元帝国积蓄？这是第三条。

    之所以想到了些，忽必烈知道由于自己的连年征伐，国库已经是渐渐空虚，不如将这口肥猪留给太子，待到太子登基之后，杀之立威兼没收财产以充实国库。那样会更好一些。所以便对阿合马采取了隐忍态度。

    其实有些大臣，如伯颜，姚枢人，也都看出了忽必烈最后的用意。所以一直对阿合马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对于一个待宰的肥猪，他们这些人是不会生气的，就是经常用着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阿合马，却没有怜悯。

    阿合马到权停百官俸行调整计划的旨意，这才放下心来，想到连日的担心终于解脱，不由的又得意起来。

    调动属于自己的亲信党羽，开始了一轮的清扫活动。反正每一次的政策调整，他总能在里面找个契机来中饱私囊。所以对于这个任务他还是十分乐意接受的。

    忽必烈任由阿马去捣腾，着手另外一件他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至元十七年四月，长春宫道士王志真等，告奉福寺渊僧录广渊令小和尚马戒火烧本宫仓库房舍，烧毁所盛放米粮三千九百余石，房屋无数之事的调查结果。

    本来忽必烈没有当做一回地过和林和开平地两次佛道辩论。佛道之争可以说已有结果。道教得到了很好地压制。

    必烈大败阿里不哥当上大汗又建立元帝国后。为稳固其统治。恢复了全真道教地一些名誉。也是为取得中原地区地统治极地拉拢中原各派宗教势力。藉以达到“因俗柔人”地目地。

    听到全真教长春宫地告状。就象征性地诏令中书省、枢密院严加详查审理。然后就几乎忘了这件事情。谁知道。这一详查。却查出了一些端倪。

    本来中书省、枢密院也是想找几个人问问了事然皇上都是不太关心。那他们也乐地清闲。但是在当时帝师亦怜真地关怀下。中书省、枢密院派出地调查人员也都用起心来。

    亦怜真也是出身于萨迦昆氏。是八思巴同父异母地兄弟。八思巴在大都期间。他一度接任萨迦寺住持。但不久以后他也到了大都并当上了忽必烈供养地大喇嘛。后来八思巴再次归藏。忽必烈再三挽留而不能。遂令亦怜真继帝师位。

    八思巴大师地遇刺身亡亦怜真带来深刻地危机感。佛教在大元帝国如此昌盛说是八思巴一人之力。也与他有很大地关系在八思巴不在地日子。亦怜真为佛门以后地出路深感担忧。特别是全真教这次地告状。无疑是冲着八思巴地亡故。企图卷土重来。

    他又怎么不放在心上呢？亦怜真利用帝师的身份，直接插手此案，很快的就有了结果，系在长春宫道士提点甘志泉、知官王志真的指使下，“禀舍”，并诬告是僧录广渊所为。是王志真命令道童将马戒作放火贼人捉拿。并用其知官的权力教唆道童诬告。其实连粮食也不曾烧毁。想以这个名义向佛门索要施利钱物赔偿。

    本来这个事情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是亦怜真却不这么想，他往深处去琢磨，这次的诬告明显是全真教的一次试探行为，若是不反击，那么以后就无佛门的立足之地了。于是，又从各个方面搜集线索。

    却发现了全真教一直和江南的宋朝余孽有些勾结，甚至做过劫走瀛国公赵显的打算。而且经常有日本商人出入其间。亦怜真心里不由大喜。诬告之罪名不过最多使全真教灰。要是皇帝估计颜面和全真教乃是大教，说不定此小，小事化无了。

    但是牵涉和江南宋朝余孽和正在征伐的日本。那么全真教真的是有死无生了，得到一些证据，又在大牢之中取得了甘志泉、王志真等人的口供，顾不得忽必烈正在远征岭北行省，就利用帝师的身份使人快马传递过去。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忽必烈正是为了这件事情回来的，亦怜真还不不知道，忽必烈却是清清楚楚的。幼帝传说在日本，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倒了日本，一直在忽必烈的心里是一个问。亦怜真的这个情报对于忽必烈来说，等于突然在家中抓到天天偷粮食的老鼠一般，心里恨的是咬牙切齿。

    在至元十八年新春来到的这几天，一直想的就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其实忽必烈一直都没有往这上面想过，自从亦怜真一点拨。他的心里豁然开朗。

    特别是南宋临安献城投降前后，由于受到当时大元的刻意压制，有很多看不到希望的全真道士涌入江南，仕途绝意江南士族和诸多文人雅士很快地与怀着同样心情的全真教相结合。

    其显著标志之，就是在两年前所说的宋朝余孽之国师姜明，听说就出自全真教道录樊志应一门。而樊志应正是开平府宫中大阁之下主持释道两教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辩论结果道教失败，送入龙光寺削发为僧那十七人其中一人。

    其显著标志之二，是一大批真教著述，出自当时的江南文人儒生之手，如《道法心传》出自松江王惟一，《全真清规》出于姚江陆道和，《玄教大公案》出于南宗苗太素，福建人牧常晁则写了《玄宗直指万法同归》，等等。

    这一切是忽必烈渐渐放宽对全真教压制的原因之一，但是忽必烈可以忍受全真道教与佛教相争，正如亦怜真所想，对于诬告一事，忽必烈无论结果是怎么样，对双方都不会有太大的处罚。

    但是，作为皇帝的他，是绝对不会让参与到政治上来的，更不要说是加入到与自己敌对的阵营当中去。于是，在忽必烈的授意之下。刚过完新年不久，中书省对于此次诬告案的审判结果出来了。却是出奇的严厉。

    教唆他人放火提点甘志泉，虚拿马戒指责其为放火之人的知宫王志真明正典刑，斩首示众。提供虚假证据的提点蔡志祥割耳朵鼻子。聚众行凶者殷鹤童、陈道广，先告状的王志玉、陈志用，写状纸的兰德义，虚报烧毁粮食的李德祯等六人流于边远。暗自指使王志真告状的提点蔡志希，还有一起告状的副宫周道旋、贾志柔等三人断放。

    本来可以轻易了解的诬告事，竟然杀了两人、流放六人，还有三人入狱。忽必烈这种行为无疑给了佛教一个信号，朕要严整道教，为佛门讨个公道

    ，在亦怜真的授意下。这时总制院事合台萨哩代表佛教又趁机上奏：“往年所焚道家伪经板本化图，多隐匿未毁，其《道藏》诸书，类皆诋毁释教，剽窃佛语，宜加甄别。”

    于是，早有准备的忽必烈又命枢密副使罗、前中书省左丞张文谦、秘书监焦友直、释教总统合台萨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书省客省使都鲁，以及在京诸僧首，共赴长春宫，会同道教各派领袖，再辩《道藏》诸经之真伪。

    《道藏》诸经真伪的甄别工作告竣。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张易上奏甄别结果曰：“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余皆后人伪撰，宜悉焚毁。”

    忽必烈立即诏谕天下：焚毁除《道德经》外所有的《道藏》伪经。诏令下达第三天，大都周边的《道藏》伪经全部集中到悯忠寺，在朝廷官员和佛教四众弟子的监督下全部焚毁。至此，历经数十年的佛道之争画上了句号。不过那是后话。焚毁《道藏》伪经已经是至元十八年十月的事情了。

    且说忽必烈虽然刻意的打压全真道教，但是却也不敢逼的太紧，在这个多事之秋，万一逼的太紧了，道教信徒众多，也怕将其完全逼迫到江南宋朝伪帝那里去寻求出路。那样对于大元在江南乃至中原的统治，也算是一个影响。只能这样暗暗的做着动作。

    至元十八年，就在全真教的“岂倦人来到我斋，恐人带入是非来。不争谈是谈非理，误却真闲真乐哉”中慢慢的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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