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校太忙了！

    校园安全、学生安全像一柄时刻悬在头顶的利剑，我一点不敢马虎。

    三千多学生，三千多个不同的家庭，每天都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事情，让你应接不暇。

    我每天会接听家长许多无理的要求，给他们解释，安抚他们的情绪。

    还要处理学生间的纠纷，学生间突发状况。

    比如，跑操时，学生突然晕倒；

    比如，一些学习不好的学生与校外小混混勾结，霸凌本校学生，导致学生不敢到校，无法安心学习等等；

    比如……

    我还带了高一两个班的化学，要撰写教案，要批改作业，要给学习差的学生做思想工作，找出他们学习方面的短板，因材施教等等。

    当教师很忙，忙的不可开交，忙的不亦乐乎，忙的走路都是小跑，忙的根本无法思考其他的事情。

    好在曾经我也是优秀高中教师，熟门熟路，教案之前就模板，只需要结合班级学生水平，优化创新，做出修改，熟能生巧。

    在安全方面，我采取了很多现代科技信息技术手段，比如学生宿舍安装突发状况报警设置；

    比如公共场合无死角监控和预警。

    比如住校生非正常离校（在学校规定时间外突然请假离校），倡议学生佩戴电子手表，确定位置，随时联系，确保安全。

    每项措施，都有一个三人团队全天候监管研判，发现问题，立即通知安全反应小组（我牵头）进行现场处置。

    短短半个月，提前发现、处置十几起突发事件，挽救了四名学生的生命。

    总体而言，学校领导和教体局领导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是肯定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接下来一两个星期，我开始搭建全新的“好老师讲好故事”工作室，采用信息化远程视频技术，举办讲座，与各科教师畅所欲言，现场交流，提出解决意见，不让教师单打独斗，不让教师带着委屈，带着情绪进教室，凝聚师德师风，整合学校德育工作。

    更重要的是，我手把手教出两个徒弟，不在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推进项目。

    一个是魏老师，男性，30多岁，师生中口碑很好，提拔为高一年级主任，作为我的左右手，项目牵头人。

    另一个姓贾，男性，26岁，信息技术专业毕业，虽然不是985、211名校毕业，但是很好学，技术过硬，有冲劲，负责项目技术指导和网站维护。

    我做的，只是协调联络，凝聚人心，思想引导。

    这些天，加城十分热闹，许多与太子辉有关系的人相继被叫去问问话。

    我也陷入了挣扎。

    因为，我在致命U盘里看到太子辉要挟何叔的真相！

    那是一段模糊的视频，太子辉手下的马仔调戏走出包房的女大学生。

    大学生被逼到墙角，十分恐惧，看到身旁的窗户，毫不犹豫地爬上去，太子辉的手下没有抓住，女孩从7楼掉下去摔死了！

    所有人都认为何叔逼死了女孩，原来，他是冤枉的！

    我怒上心头，想到平日何叔对我的好，想到何雅静伤心难过的样子，想到何叔自责痛苦的表情，恨不得立即将U盘交给专项小组，洗脱何叔的罪责。

    可是，我不敢！

    请原谅我的懦弱，是的，懦弱，我在犹豫，在害怕，前所未有的害怕。

    现在，妻子进去了，岳父母小姨子进去了，何家三口都进去了，我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可爱的小团子。一旦我也进去了，或者暴露了，谁来庇护他们?谁来给他们遮风挡雨？

    孩子需要我，家庭需要我，我在家里守着，不管外边狂风暴雨，黄沙漫天，这个家是安全的，温暖的，有希望的。

    如果我遭遇不测了（已经遇险几次了），这个家就彻底散了，完了。

    可是，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何叔遭受不白之冤，遭受牢狱之灾？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护名誉的人，非常谦恭，虚怀若谷，爱护部下，乐于助人，这样好的一个长者，难道就被人诬陷，锒铛入狱，人人唾弃吗？

    如果我没有证据，无能为力，或许只能报以同情和祝福。

    现在，我掌握了绝对的证据，只要交给专项小组，就可以洗脱他的罪名，我却犹豫了，矛盾了，退缩了——

    这件事情折磨我很久，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以至于上课的时候，听着学生的回答，思想抛锚，学生提醒之下，才回过神。

    专项小组，气氛十分凝重，小小的加城，铁板一块，非常难以攻克。

    他们采取了许多刑侦手法，可是，没有查到有力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都指向一些小虾米，明显不符合常理。

    唐府行政总司对于专家小组的办案进度，非常不满意，提出严厉批评，要求扩大范围，搜集线索，力争质的突破，体现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于是，和太子辉有过来往的人，都进行排查，而我这个受害者，也被通知去审查。快得我还没考虑成熟什么时间交出U盘。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毕竟，我与蒋家、何家、胡家关系密切，哪怕没有污点，问话是迟早的事情，这一天来临，我不意外。

    彻查保护伞行动小组分成好多组，根据调查的资料以及与蒋庆辉密切程度，分别由不同的小组进行问话谈话。

    我很不幸，分到的是最外围的小组，两个年轻人。

    他们的态度让我极不舒服。

    我很反感他们高高在上口吻，不带有一丝感情。

    我详细地诉说了我和蒋庆辉、与何雅静、与胡玉梅的关系，叙述了被蒋庆辉当做仇敌，三番五次的置我于死地的经过。

    我说，我是老师，一穷二白，无权无势，致力于教育教学，怎么会参与违法行为？

    可是，无论我怎么说，怎么辩解，他们死活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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