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朱载坖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朱翊钧于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在位初期，由张居正等大臣辅佐，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后期，他荒于政事，长期不理朝政，国家运转几乎停摆。明朝逐渐走向衰落。

    从他爷爷朱厚熜后期沉迷炼丹修道不理朝政，到父亲朱载坖后期的沉迷享乐，再到自己后期的长期怠政，这种连续几代皇帝在统治后期出现的消极执政态度，对明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暴露出封建帝制下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弊端，容易导致皇帝的个人行为对国家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朱翊钧年幼的他在张居正等大臣的辅佐下，奋力开启了一段扭转乾坤的复兴之旅，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万历中兴”。

    且说那考成法，张居正为了整治官场慵懒怠政的风气，精心制定了这一严规。规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论处；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礼部的员外郎王大人，本是个混日子的主儿。考成法一出，他起初不以为意，依旧散漫行事。待到期限将至，他负责的祭祀筹备事宜仍未完成。这可不得了，被六科狠狠参了一本，不仅被罚了俸禄，还降了职。这事儿一出，满朝官员皆惊，谁也不敢再轻视这考成法，办事效率那是蹭蹭上涨。

    张居正亲自带着一帮官员深入福建乡村，与当地百姓交谈，实地丈量土地。遇到那豪强权贵霸占土地却不纳税的，张居正毫不手软，坚决清查。福建试点成功后，迅速推向全国。

    这一条鞭法，从前百姓交税，又是粮食又是布匹，繁琐不堪。如今统一折成银两，简单明了。富商原本想尽办法偷税漏税，这下子可没了空子可钻，乖乖按章纳税。

    在张居正的全力治理下，黄河水患得以控制，淮河航运通畅，运河运输繁忙，南北货物往来频繁，商业繁荣。

    朱翊钧皇上慧眼识珠，重用戚继光和李成梁。为明朝的边疆稳固发挥了关键作用。

    戚继光在蓟门，致力于操练兵马，他所统领的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有一回，鞑靼派出一小股精锐部队妄图趁夜偷袭。戚家军凭借着严密的军阵和出色的战术，给予鞑靼敌军以沉重打击，使其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李成梁在辽东威名远扬，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多次识破敌军的阴谋。面对来犯之敌，他指挥若定，果敢坚决，一次次成功将侵犯之敌阻挡在国门之外。

    戚继光的晚年颇为凄凉。张居正病逝后，戚继光受到牵连，被调往广东，最终在穷困潦倒中离世。

    李成梁则因后期在边事上的一些失误，以及放纵努尔哈赤势力的崛起，受到了诸多指责。

    这段历史见证了两位名将的辉煌与坎坷，他们的功绩与遭遇都成为了明朝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当时间来到万历皇帝执政的中期，之前的繁荣安宁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形势变得复杂起来。

    “国本之争”则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的册立问题展开。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而大臣们依据封建礼法，坚持应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场争论持续了多年，众多大臣纷纷上书谏言，导致万历皇帝与大臣之间关系紧张。

    最终以朱常洛被立为太子而告终，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使得朝廷内部党争加剧，政治风气败坏，也为明朝后期的政治危机埋下了隐患。

    朱翊钧亲政后，对冯保和张居正进行了清算。冯保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二人在万历初期权势显赫，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后，朱翊钧亲政。为了树立威严，他着手清算内廷势力极大的大太监冯保，将其罢去东厂提督的职位，押到南京软禁，抄没家产。

    随后，群臣对已故的张居正发起了攻击。万历十一年，朱翊钧看了有关张居正的狱词后，剥夺其太师等职位，并斥其子为民。之后又追夺张居正的谥号，抄没其家，将张居正的罪状告示天下，甚至把张居正的尸体从棺材里挖出暴晒，流放其后代。

    在“争国本”事件后，朱翊钧竟多年不上朝，深居简出，不理政事。据史料记载，他连续多年不上朝，甚至出现了“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的局面。

    党争在这一时期也愈演愈烈，以东林党、浙党、齐党等为代表，各方为争夺权力互相攻击。在处理“梃击案”时，不同党派各执一词，使得案情扑朔迷离，真相难以查明，极大地消耗了朝廷的精力。

    土地兼并严重，皇室、勋贵和官僚大肆侵占土地。据统计，万历年间，仅福王朱常洵就获得了两万顷庄田。沉重的赋税使得百姓苦不堪言，大量农民破产逃亡。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太仓银库的存银从张居正时期的数百万两急剧减少。

    万历三大征虽取得一定胜利，但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辽东地区的边防日益松弛，努尔哈赤领导的女真部落逐渐崛起。

    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战，投入兵力约

    余人，结果大败，损失兵力约

    余人。此役成为明清战争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辽东战争的败局遂成。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挥霍国库，发动万历三大征（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虽然巩固了汉家疆土，但军费消耗甚巨。

    他还派税监矿使搜刮百姓，致使各地民变起义不断。官吏贪污腐败，朝廷党争不断，明朝在辽东逐渐转为被动。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击败明军。

    官员的贪污腐败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据详尽的账目清查，仅京城六部官员贪污受贿的金额就超过了八百万两白银。地方巡抚在短短两年任期间，通过巧立税目、侵吞公款等手段，贪污数额竟高达一百二十万两。

    许多重要的政策和法令无法按时颁布和执行，致使国家治理严重滞后。就拿治理黄河水患来说，原本计划投入一千二百万两白银、预计三年完工的大型工程，因缺乏有效统筹和决策，经费被层层贪污克扣，实际投入仅有六百万两左右，工程拖延了七年之久。在此期间，百姓遭受的水灾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超过一千五百万两白银，受灾人口多达八十万户。

    全国学校的经费被大幅削减，原本每年约有二千五百万两的经费支持，此时骤减至不足一千万两。教师的薪资待遇大幅降低，据统计，某省的教师离职率在一年内高达四成。某县原本有一百五十名教师，一年间就有六十名教师因待遇问题离开岗位。

    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盗贼猖獗，匪患泛滥。据当时多地的地方志综合记载，某地区在一年内发生的盗窃、抢劫案件多达一千五百起，民众的财产损失累计超过五百万两白银。仅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因匪患导致的人口流失就超过两千人，民众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之中。

    这些种种问题相互交织，使得明朝的衰落之势如决堤之水难以遏制，曾经的辉煌繁荣彻底成为过往，国家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危机深渊。

    《明史》作者张廷玉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主要是因为神宗后期的怠政和一些政策失误，导致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万历四十八年，朱翊钧在弘德殿驾崩，享年五十八岁，在位48年，庙号为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安葬在定陵。传位给了皇太子朱常洛。《明史》作者张廷玉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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