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田猎时抓到三只狐狸，得到黄色的箭，坚持下去吉利。

    我们打猎时捕获了三只不大不小的猎物，得到不大不小的奖赏，如果每天坚持如此，最后一定收获满满。

    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无论多大的问题，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得太复杂，只管踏踏实实一个具体问题一个具体问题去解决，我们会发现，情况一点点在改善，到最后迎刃而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融化坚冰也需要一步步来。宋朝建立初期，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朝野上下，国境内外，处处存在明火或隐患。

    这些问题能一夜之间，一口气全部解决吗？

    显然不能。而且，操之过急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经过前两任皇帝抽丝剥茧，一个线头一个线头的打理，在中晚唐祸乱朝政的三大问题：宦官、边将和门阀问题全都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

    定天下路以削节度使兵权，兴科举制以破世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宦官们重新老老实实做家奴不敢兴风作浪，宋真宗得到的，是一个法度初定的天下。他只需延袭祖宗之法以治政，继承祖宗遗志以开边，便是一代雄主。

    他做好了前者，却没有做好后者。

    当时宋辽战争仍在继续，而宋朝偏向防御。辽国利用自己的骑兵优势，经常骚扰宋朝边境。而宋朝则修建军事堡垒以固边防。

    公元1004年9月，辽国圣宗与太后萧绰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大战一触即发。

    战报八百里加急送达汴京后，宋真宗问计群臣。

    主和派主张迁都以避辽锋。其中，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而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

    但是宰相寇准反对。

    在他看来，宋朝分明有必胜把握，为什么要抛弃祖宗社稷，屈辱地避居楚、蜀之地呢？而且一旦不战而迁都，则人心崩溃，天下还能保得住吗？因此寇准疾言厉声，斥责主张迁都之人罪当斩首，并建议皇帝御驾亲征以扬国威，振士气。

    公元1005年正月，宋真宗从汴京出发，行至半途便现不利征兆。他的四弟、东京留守赵元份暴毙。宋真宗随即命参知政事王旦回汴京留守。

    返行之前，王旦斟酌再三，还是问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十日不胜，何以处之？

    如果陛下您没有打赢这场仗，我该怎么办。

    宋真宗沉默良久，回了三个字：立太子。

    由此可见，宋真宗对于北上抗辽的态度是比较悲观的。作为皇帝，他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抱着赴死的心态继续北上。

    然而寇准就是一根鞭子，不停地鞭策他前行。

    寇准为人刚烈自信，论起是非对错来往往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宋太宗曾经评价他说：“鼠雀尚且懂人意，何况人呢？”对于宋真宗患得患失的心情，寇准大人同样不通人情。他没有循循善诱以安帝心，而是言辞激切地敦请皇帝必须北上。

    我们来看他的虎狼之词：辽军压境，形势非常危急。皇帝您如果北进则诸军士气壮大，您如果后退则军心涣散。敌人如果再趁机进攻，天下可就不保了。

    这几乎是赤裸裸的恐吓。言外之意是，陛下啊，您如果后退则天下不保，不如豁出命拼一把，输了就死在前线，赢了继续坐拥天下，。

    他把皇帝当做克敌制胜的最大法宝，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哪个皇帝愿意做臣子的工具人呢？难怪他后来被一贬再贬，最终客死他乡。

    宋真宗左思右想之后，最终放弃了撤退苟安的想法，亲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前线，率军与契丹人展开攻防大战。

    寇准把宋真宗的工具人属性发挥到了极致。

    澶州跨黄河而分南、北两城，其中，南城位居后方，城池更大也更安全。宋真宗想呆在南城遥控指挥，但寇准力主他亲临北城，如此才算真正的御驾亲征嘛！

    当时的大宋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高琼也认同寇准的意见，居然在未经皇帝允许下，指挥卫士护送他渡河。

    当宋真宗像上刑场一样登上北城城楼时，北城官兵远远望见猎猎舞动的黄龙旗，齐声高呼万岁，声震百里。欢呼声传出城外，辽军被震慑得军不成阵。而宋真宗被大宋雄壮军威感染，肾上腺素飙升，终于雄起一把，走下城楼细细慰问驻城官兵。

    宋真宗现在还慌不慌呢？

    肯定是慌的，而且慌得一批。

    他把军中事务全权委托给寇准，自己则回到行营，并派人观察寇准做什么。被赶鸭子上架的宋真宗，现在也许已对寇准心存杀机。小子，你可别让我抓到错处，否则必砍你头以正军纪。

    但寇准像当年淝水之战中的谢安一样，表现得无可指摘。他指挥若定，且每日与将士们饮酒赌博，玩笑欢呼，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宋真宗这才勉强放下心来。寇准都这样了，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宋军果然在相持战中取得了先机，逼迫辽国遣使修好，提出宋朝割让关南之地并赔款，辽国便可退兵。

    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辽国为什么还会提及割地问题呢？因为后晋石敬瑭割让的幽云十六州，早已经名不副实了。

    这跟后周世宗柴荣有关。当年他北伐辽国，一举收复了瓦桥关以南鄚州、瀛州等三州十七县的土地，此即辽国所谓的关南之地。瓦桥关位于今河北保定雄县西南，不远处就是白洋淀。从地理方位上看，辽国很有必要夺回关南之地，否则幽州就无险可守。

    对于辽国议和的请求，宋真宗与寇准再次出现分歧。

    寇准的意见是，求和可以，但是辽国必须宋朝称臣，并且献出幽州地区。要宋朝割让土地，想屁吃呢？而宋真宗已经厌倦了战争，只想尽快摆平辽人，返回汴京。他的议和底线就低多了，只要不割让土地，其他都可以谈。

    这一次，胳膊没能扭过大腿，寇准被迫让步，同意宋辽结盟而非辽方称臣。

    宋真宗派崇仪副使曹利用出使，并告诉他只要不超过白银百万两，就可答应契丹人的条件。寇准偷偷打了个折扣，他召来曹利用警告说，如果承诺的岁币超过白银三十万两，就砍头。

    结果曹利用超额完成任务，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条件签订澶渊之盟，以此换来两国之间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基本和平局面。这次签订的盟约，完美体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庸文化和平衡之道。

    首先，双方约定为兄弟之国并以宋为兄，这似乎是以宋为尊，但宋朝的兄长需称辽国萧太后为叔母。以年龄分长幼辈分，各有高低，宋辽双方看起来都不吃亏。

    其次，双方约定辽国将遂城（今河北徐水）及瀛、莫二州归还宋国。实际上这些土地本就归属宋国，说是归还，无非图个虚名，让宋国纳岁币之事好听一些。

    那么，以总计一千二百万两白银、二千四百万匹绢换来一百二十年和平，这笔钱花得到底值不值呢？

    此事见仁见智。

    如果单纯只算经济账，很划算。因为如果两国持续开战，一百二十年的军费开支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且长年穷兵黩武，不利于天下的经济文化发展。我们可以参考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用兵四十余年，掏空了汉初以来积累的国库，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关东流民达二百余万，最后不得不下轮台诏作自我批评，以儆后世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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