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

    雷声接连不停地响起，人们就会意识到天气有变，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

    我们既然意识到了危险，就会采取措施应对。我们?处理问题或应对风险时，最佳的方案是预防为主，防重于治，?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在问题发生后再进行治理。

    扁鹊是战国时期着名的大夫，是中医切脉诊断的发明者。有一次，?魏文王问他：“你们三兄弟都精通医术，谁最厉害呢？”扁鹊回答说大哥的医术最厉害，我的最差。

    魏文王很奇怪。既然这样，为什么扁鹊最有名呢？

    扁鹊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大哥治病，是治病于未病之前，一般人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名气。他二哥治病，是治病于初病之时，一般人以为这只是小病，所以他有名气，但是不大。只有他，因为不能提前发现病情，只能等到病情严重时才能帮人诊治。一般人看到他穿针放血、敷药治病，都以为他医术高明，因此反而名气更大。

    这就叫防患于未然。

    好比避雷针，一般人觉得装它有什么用？纯粹是多此一举嘛。

    他们不知道楼越高，越容易招来雷击。如果不装避雷针，噼啪一声响，雷击垮房子，击穿电线引起火灾，损失就大了。

    如果装上避雷针，就可以把雷电的力量引向大地。这样房子就算被雷打到，也能安然无恙。

    历朝历代，官员贪污始终是一个禁之不绝的大问题，明朝当然不会例外。

    明太祖朱元璋当政三十一年，试图杀尽天下贪官。结果他一直杀啊杀，杀了十五万余人，差不多把全国官员整体换了五遍。杀到最后，衙门门可罗雀，官吏几乎杀光了。朱元璋只得下令，把贪官们从牢里放出来戴罪上班。但就算如此严刑重典，贪官也未根除，以致他晚年只能发出“治愈重而犯愈多”的哀叹。

    明宣宗刚刚继位时，都察院贪污成风。

    都察院，在宋朝叫御史台，主要职责是监察、弹劾和建议。我们看历史小说和电视剧，经常听到一个听起来很拉风的词，叫三司会审。这意味着案件足够重大，须由都察院、刑部、大理寺这三大法司联合会审。

    都察院，就是明朝官吏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和最高监察机关。连负责督查贪污腐败的都察院都已经贪污成风了，其他衙门可想而知。

    明宣宗决定要做些什么。

    公元1428年，明宣宗任命顾佐为都御史，并罢去两京都察院四十三名不合格官员。

    顾佐（1376年—1446年）以秉公执法着称，人称外号当代包公。相传顾佐每日上朝，当他在外庐静坐休息时，百官都远远绕道避开，于是又得到一个外号“顾独坐”。

    他上任以后，对十三道监察御史管理极为严格，不断黜退不合格官员。他在任七年，共考黜二十二人次，其中最严重的被处以死刑，官职最高的则是都察院首席长官，左都御史刘观。

    刘观是政治资历深厚、斗争经验丰富的五朝元老，他执掌都察院多年，位高权重，贪污受贿的名声在外已久。

    为了肃清这个巨贪，明宣宗外派刘观到各地巡视河道，顾佐则利用这段时间抓紧收集证据。很快，刘观被控诉结党、受贿、收受死罪囚犯贿赂、纵子受贿等四大罪行，因罪发配辽东充军。

    刘观被弹劾下台后，都察院风气为之大变。明宣宗随即推出改革，对都察院的组织、职能范围和办事程序都做了调整。都察院新增两个职能：重建兵员名册和视察边境各省。军屯、京营等建设项目，以及南直隶征税、大运河至北京的漕运等等，至此全部纳入都察院监察范围。

    经过大规模机构改革，都察院的监察工作覆盖明朝内外廷和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负责监管民事、军事、财政和司法等几乎所有行政领域。同时御史的工作积极性也更高了，他们在行政监督和劝谏皇帝等方面都更加直言不讳。

    据统计，仁宣年间御史们共计上呈二百四十七份弹劾奏折，揭发近七百名官员，使其中二百四十余名官员降职。他们还还呈上二百五十多份奏折以劝谏皇帝。

    在明宣宗的支持下，顾佐展开大规模的吏治整肃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官场腐败现象，直接推动了仁宣之治的形成。

    在地方行政方面，明宣宗将督抚制度发展为正式体制。

    所谓督抚制度，因起洪武大帝朱元璋，源于永乐大帝朱棣。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后，来自元朝的行省制度也被废除。而由藩王分驻要地，各省设三司使而不相统属。

    这么做，既削弱地方行政权力，也弱化了中央集权。所以，朱棣派遣御史巡视天下以加强中央集权。这只是一个临时工作，官无定员，事毕回朝，且只负责监察，不理政事。

    公元1430年，因各地税粮隐报漏报过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明宣宗擢升一批新锐官员出任侍郎，专司巡抚各地、总督税粮。与此同时，巡抚作为天子特命专职大臣，有权处理诉讼，审问奸猾。

    巡抚制度，由此渐渐形成定制。

    明宣宗认为居安思危才是保邦之道。他经常与大臣探讨历代帝王得失，以史为鉴，反复告诫文武百官天下虽安，不可忘武，因为“毋谓已安，虽安不可忘危”。

    他把整治武备与国家长治久安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武备不废，国家与社会的安宁才能得到有力保障。这个道理，到现在都依然颠扑不破。

    他明确指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因为祸乱常常起于不测。故而严甲兵以守其国，是达到天下久安的“长治之道”。

    为此他力行储将、养士和储蓄，从将士、粮草、后勤等方面做好充足准备，随时有能力安内而攘外。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无故兴兵，滥用武力，认为“穷兵黩武，亦非帝王盛德事。”

    明宣宗通过一系列改革稳定了明朝统治，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但他也因自己的短视为后世留下了祸患，比如立内书堂教宦官读书，自此宦官之权渐重，遂成为明朝政治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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