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爷爷还特意描述，并对比过日本鬼子战败前后对老百姓态度上的变化，可谓大相径庭。

    先拿战败前来说。

    日本鬼子跟大街上巡逻的时候，一旦馋了渴了，二话不说，径直走到附近的摊位前，见什么拿什么。

    苹果、糖葫芦、烤红薯、酸梅汤……甭管是啥，看上了就没别的，白吃白喝白拿还不给钱，老百姓也不敢多说什么。

    有的甚至还得赔个笑脸，问问太君还需要点什么？够不够吃的？不够再带点回去要不……

    而自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以后，先前还凶得跟饿狼似的小鬼子，立马变成了一群极其温顺服帖的小绵羊。

    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就像是一群有社交恐惧症和自闭症的孩子一样，兴许还需要咱中国人开导和体恤他们一道。

    日本人就这揍性。

    打不赢他们的时候，这帮孙子什么缺德事儿都能干得出来。

    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军人被称作是“战争机器”一般的存在。

    日本兵在二战中的表现，更像是一群受到长期欺辱和虐待后，有朝一日终于喜提精神病患者称号，并开始对社会进行疯狂报复和蹂躏的变态之流。

    其手段之龌龊，做法之狠毒，心理之扭曲，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军人怕是都无人能出其右。

    可一旦等他们战败了，立马大变样，一改之前穷凶极恶、嗜血如命的嘴脸。

    单一宿的工夫，立马成了世界上最规矩、最老实、最有纪律性的部队，让干嘛就干嘛，绝不敢炸刺儿。

    据爷爷回忆，日本战败后，驻板浦的日军部队也随即缴械投降，并被逐批次地遣返回国。

    那时，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些或以班为单位，或以个人为单位的落单儿的日本士兵，整齐划一地在大街上、集市上走过。

    他们早已没了当年胡作非为时的神气，犹如一群过街老鼠般，被闹市上的老百姓指指点点、骂骂咧咧。

    即便如此，也丝毫不敢回嘴。

    有道是：横眉冷对小日本，再敢放屁污苍天。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断头犹如风吹帽，拼将丹心献尔前。我心多安然。

    如今，板浦的老百姓可算是“老太太踩电门———抖起来了”。

    奶奶个熊的，抗战八年，可算是把这帮狗日的给撵走了！

    细一端详，看这些个小日本鬼子是越发的不顺眼。

    别的不说，单长相就是。

    罗圈腿、地不平，个儿还没爷们儿屌高呢，跟他妈残废差不多。

    就这还敢跟咱中国人炸刺儿？姥姥！

    又矮又挫不说，还爱欺负咱中国人。如今是风水轮流转，不能就这么放他们走了！揍他个小舅子的！

    某天，一个小青年正在集市里支摊儿，一日本兵恰好路过。

    途经水果摊儿，或是口渴了，贼眼一瞄后，竟恶习不改，快速走上前去，拿起一只苹果，愣都不打一下，转身就走，边走边把手中的苹果往嘴里送。

    这可惹恼了卖苹果的小青年。

    年轻人本就血气方刚，再说今时不同往日。

    过去怕你们小日本儿，是因为你们手里有枪。

    现如今你们都缴了械啦，还敢白吃白拿？连声招呼都不带打一下的，还真是记吃不记打的揍性。

    今儿咱是新账老账一块儿算，不打得你这孙子跪在地上叫爷爷，今儿这事儿就不算完！

    说时迟那时快，小青年绕过摊子，大步流星地冲到那日本兵前面，二话不说，左右开弓先抽了对方俩大耳贴子。

    日本兵只感到眼前生风，双手便下意识地挡在面门前……

    却不想这一巴掌过来，直接把手里的苹果给抽飞了，落在了两米开外的土坷垃里，铁定是没法捡起来再吃了。

    小青年见状，更加怒火中烧。随手抄起一根靠墙的扁担，也不管是谁家的，抡起来就是一顿暴打。

    那日本兵先是挨了俩嘴巴，还没等回过味儿来呢，天灵盖就又挨了一闷棍，瞬间感觉眼前发黑，直冒金星，看人都重影。

    随后便是一通电光火石般迅猛的棍雨迎面袭来……

    据说当时围观过来的老百姓是越来越多，大多是起哄架秧子的。

    不是指着画地挣扎的日本兵大骂他祖上和先人，就是顺带着补上两脚，一解心中的鸟气。

    更有甚者，会嚷嚷着招呼大伙儿把路堵死，别让小鬼子跑了，今儿非把这小日本儿的脑花给打出来不可！

    市集上的骚动和一阵阵的叫骂声，很快便吸引来了在附近巡逻的国民党宪兵和警察。

    他们费了老半天劲才挤进人群，并措辞严厉地制止了小青年的行为，问道：“怎么回事儿？”

    小青年一揩脑门儿上的虚汗，指着在地上打滚哀嚎、满脸是血的日本兵，诉苦道：

    “老总，这小鬼子连声招呼都不打，就白拿我摊儿上的苹果吃。我上去跟他理论，他狗日的还冲我瞪眼。我抽他俩大耳刮子吧，他还跟我炸刺儿。这还了得？这帮日本杂种欺负咱中国人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翻了个过儿，轮到咱中国人挺直腰板啦。您说，我该不该揍他？”

    “行啦，打两下得啦。眼下日本人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日内瓦公约》，是要保证这些日本战俘的人身安全的。这小日本儿炸刺儿，揍两下就揍两下，但还是得掌握尺度，不能给打死，不然对上不好交代。行啦，你打也打了，该摆摊儿摆摊儿，人我们带走啦……”

    其中一名国民党宪兵对小青年进行一番口头教育后，随即抬脚踢了几下日本兵的屁股，厉声喝道，“起来！别他妈装死啊。狗东西，不是号称什么武士道精神吗？才挨这么两下就不行啦？赶紧起来，跟我们走，躺这儿一会儿还得有人揍你，狗日的小鬼子……”

    从抗战后期一直到全国解放，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爷爷一直是靠给地主家放牛养活自己的。

    我很小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回老家时，那时爷爷身体还很硬朗，印象中应该是我们从老到少回去最齐的一次。

    自那以后，爷爷就因老迈年高和诸多因素，再没回过老家。

    有事，都是我大伯或我父亲回去代办。

    爷爷的母亲，按照我们这边的叫法，应该称呼为“老奶奶”。

    我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她当时还健在，已是年近耄耋、白发苍苍的老人。

    走起路来需要借助拐杖，或靠人扶。

    咧嘴笑的时候，会露出为数不多的几颗糟牙。

    那时虽然我还很小，幼儿园的年纪。但据我的回忆，爷爷跟他母亲似乎并不亲近。

    姑姑、大伯，包括我父亲在内，跟这位祖母也谈不上有多亲。

    或是因为自小没有跟他们奶奶生活在一起的缘故，见面也只是简单的寒暄下，点点头、喊下人，以示礼貌。

    据我父亲后来描述，爷爷的父亲在抗日战场上牺牲后，爷爷的母亲就改嫁他人了，后面又生了一个儿子，随父姓陈。

    可没过几年，她第二任丈夫也去世了，去世原因不详。

    参考当时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和卫生水平都很落后，我估计可能是染上什么恶疾，也没太重视，硬是把身体拖垮，最终不治而亡的。

    爷爷对他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感情也很一般，多年来几乎没什么交集。

    自我记事起，我跟我爸这位远在老家的叔叔也只有过一面之缘，还是在我初中的时候。

    他从板浦老家只身一人来到沛县，妻子儿女都没跟来，住了几天就回去了。

    临行前，大人们在就近饭店订了个包间，为他饯行。

    据说，临走前，每家也都有所表示。买了些徐州和沛县当地的特产，烧鸡、狗肉这些。

    除此之外，每家又给了五百块钱。

    爷爷给的最多，拿了一千。

    后来，我爸告诉我说，爷爷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现在也姓侍。

    我问为啥。

    他用调侃的口吻说，在爷爷的弟弟年龄还小的时候，爷爷的这个后爹就没了。什么原因不知道。

    家里唯一一个壮劳力的猝然离去，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真是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为雪上加霜。

    而爷爷呢，早在母亲改嫁他人以后，便另起炉灶，开始自己养活自己。

    起初是给地主家放牛，慢慢长大一些，还在地主家里当过一段时间的长工，温饱不成问题。

    主人家发发善心，还能给点赏钱。

    因此，继父去世后，母亲便将幼子托付给了爷爷。

    毕竟长兄为父，又是一母同胞。

    苦口婆心一番后，怎么说也不至于不顾他兄弟的死活，起码能给口饭吃。

    本以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可以让爷爷在抚养弟弟这件事上不打折扣。

    可没成想，爷爷听后，尽管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母亲的请求，但也给母亲打了一记太极拳。

    在承诺抚养弟弟的这个事情上，爷爷提了一个附加条件。

    条件说来简单，但也挺让母亲为难的。

    那就是弟弟必须改姓侍，原因很简单。

    作为哥哥，抚养弟弟并将其带大，本是义不容辞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可这是建立在俩兄弟同父同母的前提下。

    尽管跟弟弟的血缘关系是无法否认的，但继父活着的时候，自己可以说没有受到其丝毫的庇护和恩惠，全靠自己给地主家充当劳力养活的自己。

    既是如此，即便自己不管弟弟吃喝，貌似也是说得过去的。

    毕竟，未受其恩，何谈报答？

    后来，母亲还是答应了爷爷提出的让弟弟改姓这一条件。

    毕竟，逝者已矣，活着的人还是得想办法活下去。

    又不是什么名门望族、显赫家庭。

    再说，天底下姓陈的多了去啦，也不差这一脉来延续香火。

    何况人都要饿死了，还继承哪门子香火去？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遇事儿还是得活泛一些，不能太认死理儿了。

    后来，弟弟便由“陈”改姓为“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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