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钱，朕都卖冰棍了。真是的，朕恐怕是历史上为了钱，连脸都不要的第一个皇帝吧？

    硝石制冰，唐代时便已出现，但一直未在民间普及。原因很简单，硝石制冰成本较高，较为繁琐。

    所以，皇家或富贵之家还是采用冬冰采集藏冰窖的方法，成本低，规模大。而老百姓则是用井水冷镇，喝起来也是拔凉拔凉的。

    但把硝石制冰大规模使用，就象工业化生产一样，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

    对于皇家，弄到大量的战略物资硝石并不困难。何况，硝石融于水制成冰后，还可以再蒸发结晶重复利用，并没有什么浪费之嫌。

    有了这样的方法，皇家的冰窖藏冰也可以对外出售，贴补一下宫廷花费。

    为了利润最大化，皇帝还把制冷饮的方法卖给了中华商会，不仅拔付了一批从琉球进口的硝石，还准许他们使用皇家秘制、宫廷秘方的品牌。

    这还真不是强买强卖，价格适中的话，整个夏季的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因为中华商会在北方有很多商铺，甚至是皮岛、辽南，都有他们的买卖。

    中华商会也看到了军人这个消费群体的潜力，烟、酒是最受欢迎的，糖、茶其次。

    朝廷不欠粮饷，军属也受优待，军人手里有钱，为了缓解征战的压力，并不是太过吝啬。

    再加上垄断了北方的边贸，中华商会赚得不是一点半点。既然皇帝给了这么多便利，就是冷饮不赚钱，买下来让皇帝高兴一下，也是不亏的买卖。

    而皇帝不得不赚钱，今年的金花银又泡汤了。连内库都不用入，便分拔给西南和辽东。没钱贴补，你让皇帝一家子喝西北风去？

    尽管万历爷爷留下的内帑还有挺多，可朱由校是个守财奴，本着能不用就尽量不用的原则，继续攒着。

    一百多万哪！想到看都没看着就已经花光的金花银，朱由校就不由得一阵肉痛。吃着水果刨冰，拔凉拔凉的感觉，才算让心里稍微缓解一些。

    为了明年的冬春大反攻，军工生产再度扩大，这也要花钱，还不是小数目。

    朱由校轻抚额头，朝廷财政上有缺口，还得要皇帝想办法来解决。你说，有皇帝当成自己这样的吗？

    别的皇帝花天酒地，使劲地造害，可有能敛财的臣子啊！象那个谁，和坤，就很不错嘛！

    “皇爷——”王体乾入殿，躬身奏道：“新晋司礼监秉笔太监方正化，前来陛辞。”

    “宣他进来。”朱由校放下刨冰，接过范小慧递过来的绢帕擦了擦嘴，伸手取过桌案上的文件。

    方正化进到殿内，跪倒施礼。山东人，虽是太监，却长得高高大大，若是胡须在的话，亦是一昂藏汉子。

    朱由校把文件交给宫人，转给方正化，说道：“此番派你去玲珑督采黄金，除了因你是山东人，还因你任提督诸监局时，公正无私。”

    “开采黄金是为解朝廷之困，亦是为民寻生计增收入，这两条你做得好，便是不负朕望。”

    招远属齐地，玲珑等矿地表层的富矿脉自唐代民营坑治，便有所发展。

    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天下出铜者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矿冶出现了空前繁荣。

    诗人刘禹锡曾写有：“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民间采金业的兴盛情景。

    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派大臣潘美来督办玲珑金矿田。《宋史·食货志》载：“天圣中(公元1023～1031年)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

    元初，《元史·世祖本记》载：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令益都漏籍户四千，淘金登州栖霞县，每户岁输金四钱。”

    当时，黄金的最高年产量在三万两左右，比宋代产金极盛的皇祐年间高出一倍。

    明代神宗时，曾派大批太监到各处督开金矿。派到山东来的太监是陈增，招远开采金矿也一时极盛。

    全国黄金岁课最高的为永乐二十一年，总收入五千余两，却仅相当于元代最高收入量的六分之一。

    到了万历年间，派出太监征收矿税。从此，矿监横行天下，不市而征税，无矿而输银，成为虐民暴政，祸及各地。

    但这并不意味着开采矿产、征收矿税是不对的，只不过方式方法出现了问题。而万历用宦官充当矿监，和文官的掣肘也是分不开的。

    文官不主张收税，打着“不与民争利”的幌子。但实际上，朝廷既没得到，百姓亦不富裕，都流进了权贵官僚的口袋。

    此番，朱由校再派宦官督采，跟万历时又不一样。阻挠收商税、矿税的官员已经被清洗整肃，虽不能说是全胜，却已经少了很多阻力。

    另外则是采矿的章程，细划为官置场监(官办)和“由民承买”(民办，实际上是由大包头向政府承买下来，称主者，再分户包采)；还有一种，则是对淘金户设监收税。

    象招远玲珑金矿、遂昌金矿、滇中银矿等，采取的是官办。因为这是中国有名的富矿区，后世还在开采呢，就该由国家垄断。

    由民承买的则多是新开的矿山，不知储量富贫，赚了是你的能耐，赔了是你倒霉。

    至于零散的淘金户，则交由地方政府管理收税，税额为十抽四。

    当然，没有最完美的制度，也不可能有，只是尽量完善，并且适时调整而已。

    后世谁谁富有，都用“你家有矿”来形容。皇帝富有四海，整个天下都是他的，采矿这个增收手段，怎么能弃而不用？

    尽管如此，朱由校对于派出的宦官也是相当慎重，多方考察后才最终选定的。

    方正化、李凤翔、褚宪章等，虽不是完人，但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文官，还是强得不少。

    况且，用人可能看岔了眼，可监督却能亡羊补牢。这些督采矿监，不仅权力大为降低，督察院和地方官府也可劾其不法残苛。

    方正化双手接过文件，跪在地上展开读阅。这是皇爷的告诫，也交代了他工作的要点。还给他分派了工部的人员，在采矿技术上进行指导。

    “奴婢此行定当尽心竭力，以报主恩。”方正化叩首下去。

    朱由校点了点头，说道：“有何难事，若不能决断，可奏与朕知。嗯，若无他奏，你可退下！”

    “万岁保重龙体，奴婢这便去了。”方正化叩头拜别，躬身退出殿外。

    不管朕如何精心挑选，总会有人骂朕，就象对万历爷爷派矿监一样。宦官、阉人，重用他们的皇帝都是昏君。

    可现在，朱由校已经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昏君也罢，明君也好，一闭眼，谁还在乎？

    关键是自己想着长命百岁，七八十也能接受。可这天下不太平，怎么能安生地活那么久呢？

    责任感也是有的，不忍见明末那般地狱似的场景，更不想建奴窃据中原。

    可归根到底，朱由校觉得自己这皇帝当得稳，老百姓也能免于战乱之苦，小冰河期也不至于让中华陆沉。

    其实，这个思路也没错。如果说朱由校作为穿越者，都做不好皇帝，活得不长远，那换了谁来，也不会比他更厉害。

    就说招远的金矿，政策得当，开采起来没个不赚钱。可产量既低，又不能巩固发展，除了文官集团的掣肘，就是大明的腐朽最为关键。

    朱由校一直在兴利除弊，一直在清洗整肃，为的就是这个目的。而且，这将是个长期并持之以恒的政策。

    几百年的封建王朝，腐朽是必然的。要么革命，推倒重来，也就是改朝换代；要么改革，拔乱反正，重新振作，也可称之为“中兴”。

    朱由校是皇帝，自然毫不犹豫地排除第一项。这样就简单了，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不用想得太多，犹豫迟疑了，干就是了。

    方正化退下，皇帝又思索了片刻，伸手取过奏疏，翻阅起来。

    要让皇帝看得舒服，言语即便稍有不当，也不会追究问罪；若是晦涩难懂，长篇大论，皇帝看得头大，纵是真理，也不会得到赞赏。

    现在的臣子们都知道了皇帝的脾气禀性，哪怕是最倔的臣僚，也明智地在文中加了标点，或是用空格断句。

    特别是皇帝特赐上书权的商会，写得就更加浅显明白，让皇帝不必费心劳神。

    比如这封江南商会唐默的上书，就让朱由校又看到了工商发展的促进剂，那就是长江航运。

    说到长江航运，先要讲讲在明朝出现的商帮。

    同样是工商业特别发达的封建王朝，往往用宋朝和明朝作比较。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宋朝是最重商业的，明朝则要大大逊色。

    但以宋代经济之发达，却并没有出现商帮。在明代，商帮反而不断涌现。晋商、徽商、浙商等商帮，兴起的时间都在明朝。

    究其原因，首先是宋朝没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因为军队不强，周边国家的威胁就大，弱宋难以形成战略压制，边境的战乱始终不断。

    症结很简单，便是幽云十六州始终不能为宋朝所控制，这是大宋在安全上的最大的缺陷。

    其次的原因，也和持续不断的战争有关。弱宋为了求得国家无战少战，多有给其他周边国家岁币纳贡的习惯。

    这些岁币从何而来，自然是国内的百姓，包括商人在内。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宋朝的商税比明朝高了很多，说是盘剥也不为过。

    再加上宋朝出了名的冗费、冗官、冗兵，政府财政支出十分巨大，又不抑土地兼并，就只能多方搜刮，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

    反观明朝，商税“俱三十税一，不得多收”，对于商人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重农抑商，农民负担重，商人减税负，明朝的这个做法，倒真是令人目瞪口呆。

    而继承了宋朝留下的科技成果，明朝在此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无疑加速了社会生产效率，民间手工业更是得到了高速发展。

    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为例，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一万三千张；

    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

    仅南京一地的陶瓷厂，每年就能生产制造百万件瓷器。

    综合以上原因，也正是商会得以在明朝出现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才是商会得以在明朝出现的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不叫商会，叫商帮，或叫商会帮，通常按籍贯进行划分。

    比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长江水帮等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其中长江水帮，因为长江这一横贯我国东西的水运大动脉，因为“黄金水道”而兴，实力也是甚强。

    从时间上看，长江水帮真正崛起还是在正德年间。因为汉口被定为漕粮交兑口岸，后又诏准衡、永、荆、岳及长沙等地的漕粮全在汉口交兑，汉口由此而成为湖广漕粮储存、转运的中心。

    拥有水运之便的汉口，借此契机，商业及转口贸易日益繁盛。

    到万历年间，汉口镇（商业中心）已经与景德镇（瓷器）、佛山镇（手工业）、朱仙镇（版画）并称全国四大名镇。

    而在广阳杂记中，又有“天下四聚”一说。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标准则是以商业中心来划分，汉口也占其一。

    当时的汉口货物山积，居民密集，商贾辐辏，成为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和中国内河最大港口，还是当时明朝大米和食盐的集散地。

    为此，商贸上又有“货到汉口活”一说，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来形容其壮景，更享有“楚中第一繁盛处”的美誉。

    长江水帮便是依托汉口这个九省通衢、商贾云集的城市，运输贩卖云、贵、川、湘、豫、赣、晋、桂等省货物，抱团成伙，发展壮大，又被称为长江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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