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数日，萧良也在徐立桓他们的陪同下，又与另外三家有意向的买家接触、洽谈。

    这三家上市公司，或主营制药，或主营连锁药店及贸易，有涉及保健品业务，有意愿收购宿云生物的部分股权，也是看好内地相关市场的发展，以及对外资不断开放的经济政策。

    最终将条件实在苛刻、业务关联又实在不够密切的两家?除出去，仅保留上元药业做进一步更深入的接触。

    而在朱鸿召、朱璐、夏侯江等人的积极争取下，朱玮益也没有办法再拒人以千里之外，同意与南亭实业展开更为具体、深入的洽谈，还邀请萧良、钱晋章、熊志远一行人参观鸿臣在将军澳的生产基地。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由于解放战争，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万民众，以及近两千家内资工厂，从大陆迁逃香港——富足的廉价劳动力、大量的机器设备以及一批难得可贵的管理人群，使得香港制造业在五十年代往后，还是有过一段较为辉煌的历史。

    发展到八十年代初，全港总计有逾四万家制造业工厂分布在港岛的各个角落里。

    可惜的是，即便经历三十年的辉煌时间，八十年代初香港制造业的工厂，绝大多数规模都很小，都是雇员少于五十人的小微轻工制造企业。

    这些制造企业都拥挤在临近市区及市镇的工业大厦里。

    香港遍地可见的工业大厦，就是专门设计建造为制造业发展的多层建筑，通常包含多个独立的单位或楼层，可以由不同的企业租用作为工厂、仓库或办公室，也是香港制造业延续至今的主要形态。

    这也被内地正蓬勃发展的园区加工人宿舍加生产车间的制造区生态超越。

    鸿臣作为市值逾五十亿的上市公司，在将军澳的生产基地要稍微像样一些，但同样受到港岛地狭人稠、地价高昂的限制，布局狭窄紧促，也被嘉鸿在狮山经济开发区新建的生产基地甩在身后。

    也就日渐高昂的用工成本，令鸿臣香港工厂在自动生产线方面，要稍稍领先一些，但在萧良的眼里却也有限。

    参观鸿臣香港工厂期间，萧良也与钱晋章、熊志远、朱鸿召、朱璐他们，就香港八十年代之后的制造业衰落等问题进行讨论。

    七九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全球再度陷入经济衰退，加剧贸易保护。已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重工业奠定基础的另外三条小龙：新加坡、台湾、韩国，纷纷走上产业升级阶段的道路。

    在人口数量和香港接近的新加坡，石油加工当时已经颇具规模，李光耀政府继续实行和香港截然相反的不自由政策，推进转型，提出“自动化、机械化、电脑化”生产，并“建立起软件发展中心和电脑制造中心”。

    台湾地方政府也很早就制定十年经济发展计划，确定能源、高科技工业、资讯、自动化、生物工程、电视技术、食品、医药八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至少在这时，台湾在制造业上的发展，就已经彻底将香港甩在身后了。

    体量最大的韩国，政府主导了半导体工业扶持\/育成\/振兴计划；三星集团八二年建立半导体研究与开发实验室，研发64K存储器，目标直接是亚洲目前第一的日本。

    八十年代初在亚洲四小龙里算人均生产力最高的香港，工商界却没有自发革新，港英政府又忙着埋雷呢，哪可能推动他们注定要放手的香港的产业革新？

    眼睁睁看着从劳动密集型电子制造切入高附加值电子制造的机会，从香港身边晃晃悠悠走过去了。

    不过，早于石油危机的内地改革开放，却给香港带来第二个悠长的气数。

    七十年代底，一河之隔的深圳和香港的收入差距是100倍。

    务实而又过度务实的香港小工厂主们，之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拼杀过30年，到八十年代，他们在香港是干不下去了，日益艰难，但只要渡海一公里北上，就能重演一遍五十年代以来的商机。

    工厂主没变，廉价的工人没变，小规模、简单流水线的工厂没变，来料代工模式没变，也就越发缺乏技术产业升级的欲望。

    在低廉的房租、地租、人工，以及诸多优惠的政策之下，香港的小工厂主在内地建起数万家工厂，他们在香港接订单，在珠三角生产，再从香港运出海外。

    由于北向的投资额年年增长，内地又有着用之不尽的廉价工人，这也让香港的运输业、贸易业、零售业、娱乐业、旅游业开启新一轮蓬勃兴盛的成长。

    当然，最大的赢家还是香港的楼市与地产集团。

    数以万计的小工厂主没有技术产业升级的愿望，与人数规模更为庞大的港籍管理人员，赚到钱就回到香港抢楼花，与其他因素共同刺激香港楼市的狂飚猛进。

    瑞安化工与鸿臣实业，其实都是香港制造业的佼佼者，能进前十的那种，然而这些年也陷入迷茫与焦虑之中，相当程度上丧失了锐意进取、推动产业及技术升级的澎湃动力。

    九月十五日，苏利文、熊玉琼夫妇邀请萧良、钱晋章、朱鸿召、朱璐等人，前往他们在山顶区的大宅用宴。

    这时候大家又进一步探讨了，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府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大陆国资民营资本的崛起，以及东南沿海城市不再需要转经香港，与外界的直接联系越发密集，将对香港的经济及社会，又将造成怎样的深远影响。

    只要摒弃偏见，只要对大陆的持续开放、政局稳定以及经济持续快速增涨有足够的信心，结论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只要内地还不足够开放，香港的桥梁作用没有完全丧失，依托大陆广袤的市场与十二亿人口，依托大陆蓬勃发展的经济，香港还将持续受惠，维持住当下的繁荣，甚至还将获得长足的发展。

    不过，数以万计的中小工厂主们，包括香港一度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大概率会随着内地民营资本的崛起而被取代，从此泯然于世。

    而等到香港的桥梁作用因为沪市、深市等大陆核心城市的崛起而被大幅削弱，也将必然导致香港的金融、贸易中心地位被削弱。

    九月十五日夜受邀聚集山顶大宅的众人，都是实业出身，真正冷静下来，摒弃掉干扰，又有萧良的引导，是不难从迷雾之中隐约看到香港未来二三十年大概率会有的发展轨迹。

    讨论到香港产业资本未来的出路，大家思路也比较明确：

    第一是回归后的特区政府能够反思八十年代以来香港制造业没落的种种根源，正本清源，坚定不移的推出新的产业发展政策——萧良对这点不抱期待。

    第二就是两地融合，香港产业资本抵抗一些负面情绪的干扰，积极与内地正崛起的民营资本，与内地正蓬勃兴起的产业集群，进行更密切的融合——这是萧良正推动朱鸿召、钱晋章、熊志远以及苏利文、熊玉琼他们去做的。

    对东南亚此时正酝酿的风暴，即便苏利文这样的人物已经注意到一些端倪，那也是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不可能看得有多真切，更难当机立断转化为足够强的决策力与行动力。

    萧良前世看到太多的分析文章，此时想要将脉络更清晰的梳理出来，简单到有如按图索骥。

    除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在紧随日本之后，六七十年经济飞速增涨，得称亚洲四小龙之外，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在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受到产业转移，经济也得到高速增涨，经济实力大增，因而并称“亚洲四小虎”。

    然而前世在亚洲金融风暴之中，四小虎根基太浅，未能像四小龙那样打稳基础，经济受到沉重的打击，二三十年都没能再次踏上高速增涨的新轨道。

    以四小虎之中此时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泰国，却在产业结构、贸易逆差、汇率制度以及资本项目过早开放、资产泡沫、过低的外汇储备以及监管缺失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弊端。

    而事实上泰国的股市、楼市自至今年三月初登顶之后，迄今已经延续了逾半年的缓慢下跌，接下来不会有反弹，只会加速下滑，直到风暴彻底来袭。

    然而泰国在此之前，受益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制造业出口规模大幅增涨，过去十五年几乎每年都保持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超高增涨率。

    这也带来对当地的港口码头及航运的超高增涨需求。

    八十年代以来，华兴集团就主要在泰国、马来西亚两个国家，加码港口码头、航运的投资布局，目前在这两个国家仅已建、在建的港口码头及基地项目总计就高达两百亿港元，占华兴集团总资产的三分之一。

    倘若将主要在东南亚从事航运业务的船舶等资产算上，则要占到华兴集团总资产的三分之二。

    除此之外，熊氏家族还在泰国、马来西亚拥有一批已建未售以及在建、储备土地但还未开工的地产、工厂等等，总计资产也高达一百五十亿港元。

    净资产逾三百亿，控制总资产可能高达上千亿的熊氏家族，此时看似庞然大物，跻身香港前二十豪门之列，但实实在在已经蹲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岌岌可危了。

    以此时市值飚升到五百亿港元的华兴集团为例，其总资产逾六百亿，但净资产都不到三百亿，在这次风暴里能承受住至少一二百亿的巨额损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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