徭役在明朝基本上分为三种：里甲、杂泛、均徭。大概意思就是按照官府的要求修桥补路、打更、抬轿子等等。

    明朝对于官绅士人从来没有免赋税的说法，不论官位多高，只要官府没说你不需要交，原则上都得按照田亩数量交税。

    不过仅是在役上有所优免，优免的也仅仅徭役中的均徭与杂役，而里甲中的正役从来就不在优免之列。

    各地方州府根据实际情况掌控、把握徭役的征派。拥有的田亩越多，服的徭役也就越多。

    明朝为什么对徭役进行优免呢？

    朱元璋认为官员是读书人，从事脑力活动，既然当了官就和种地的百姓不一样。

    况且，官员远离家乡，也不可能在当地政府摊派徭役时回去，里甲中的杂役就不需要承担了。明初优免官员也仅限于在京任职的京官，更不用说举人、秀才了。

    明初，有军、农、匠籍，压根就没有商籍。商人还是挂靠在农户下面，商人地位太低了。

    朱元璋从小生活苦，见惯了世间险恶，对商人很是厌恶。所以朱元璋基本上不重视商业，并且重农抑商，四大案趁机还杀了很多的商人。

    明初，朱元璋为了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凡是人员离开居所百里之外，必须得出示文引，没有文引必须送官，纵容者同罪。没有路引到处跑的，全给你抓起来治罪。

    朱元璋觉得，作为农民，你就老老实实种地，不要瞎跑；军户就在卫所好好种地，敌人来了你就打仗；商人你就拿着路引各地经商，不要到处跑。

    只要不到处跑就不会乱，如此，江山才能兴盛万世。

    朱元璋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建立一系列制度，确实保障了皇权稳固。针对皇子皇孙犯法，有《皇明祖训》；针对百姓，有《大明律》。

    朱元璋引发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只是针对犯法的官员与骄纵不法的勋贵。

    蓝玉案，纵使朱元璋杀蓝玉有些私心，但那也是为了保证子孙统治的稳定。因为建文皇帝朱允炆没法掌控日益骄横的勋贵集团，朱元璋才狠心痛下杀手。

    朱元璋对种地的百姓还是很好的，就是不怎么待见商人。所以，朱元璋在死以后就被文官集团抹黑，《大诰》也被文官集团置之不用。

    每个制度都有其利弊，无论是路引制还是军户制。

    路引制严格限制各州县百姓的流动，促进了王朝一定时期的内部稳定与国家强盛，却禁锢了工商业的发展。

    但是随着皇帝、士绅、各处的大户进行土地兼并，多数百姓生存不下去，部分沦为大户的佃农，底层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明末时期南方地区工商业发展极为迅速，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军屯制在朱元璋设立初期，为王朝边疆的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内的军户军士逐步沦为将领的家奴。克扣军饷，任意打骂，卫所内的士兵大量逃亡。

    因此，就导致了明朝多数地区的卫所兵作战能力低下。

    其实，早在洪武时期，就有卫所军户大量逃亡。后来，多数卫所已渐渐形同虚设，嘉靖朝时期的倭寇肆虐沿海就是最好的证明。

    突然刘卓想起一句话“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这句话也不是吹，确实有道理的。明初那些个鞑靼、瓦剌、女真、海盗、倭寇，哪个不是被打的到处跑。

    太祖立国之初，数次派兵遣将北伐，蓝玉率军取得捕鱼儿海之战的胜利，后来的太宗朱棣五次征伐漠北。

    即便是出现了土木堡之变，但是依然有应州大捷、红盐池大捷。刘卓感慨，奈何粮饷不足，还得经商。

    朱元璋总结历朝经验发现，造反的全都是豪门与老百姓，几乎没有商人。但是，商人逐利，为了利益，商人有时候连亲儿子都可以卖掉。

    所以朱元璋压制商人、打压商人，税收从“十税一”最终变为“三十税一”。

    刘卓对比了一下后世的税收和明朝的税制，明朝简直是发展商业的乐园。

    唯一的一个不好就是，得拉着各地官员一起，不然有些官员天天给你找事，你别好好做生意。刘卓对此无可奈何，只得和当地官员同流合污。

    没办法。朱元璋建国初，给官员俸禄确实不高，仅仅也是只是能够官员活下去。所以朱元璋杀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贪官就如野草一般，杀了一茬又来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奈何俸禄低，不贪污怎么维持官员奢侈的生活。朱元璋不是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但是，朱元璋本身也穷啊。没辙，就只能养肥一波杀一波。

    前世一句名言：“当利润达到10%，就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连上绞刑架绞刑架也不怕。”

    有些商人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做，可不是空穴来风。

    日不落帝国三百年海上霸权的崛起就和海上贸易息息相关，但是这个时候，英国还没崛起。

    1581年（也就是万历九年），荷兰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国家独立。后来随着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荷兰在海洋贸易中崛起，开始走上殖民称霸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17世纪初，荷兰的海上军事力量与贸易还是非常强大的。

    在没有与英、法冲突之前，荷兰的殖民发展与海上霸权当得“海上马车夫”的美誉，长期垄断东西方海上贸易，雄霸整个大西洋。

    刘卓隐隐记得，荷兰好像与明朝发生了几场海战。应该也是因为贸易问题，明朝直接拒绝，有几次还是海盗郑芝龙出力打败的荷兰人。但是，明朝在当时的火器、火炮确实落后于西方。

    想到于此，刘卓暗道：应该派人接触一下郑芝龙这个海盗，对，应该先建立起联系，葡萄牙人也可以接触接触。

    刘卓总结一句话：明朝商人地位低，被文人瞧不起，但是商人有钱，和官员、百姓、士人生活息息相关。“穷秀才”为什么加一个穷字，无外乎手无缚鸡之力，识文断字瞧不起别人。

    明清大量的小说里都提到，穷秀收入还比不上屠户。刘卓猜测，可能在一些地方，部分秀才确实穷困，大概也就是官员贪污、秀才家中人口多、秀才不擅经营、好吃懒做等各种因素影响。

    秀才多数还是生活可以的，比百姓过得好，但也有一些确实生活困难。

    刘卓对未来的经商之路开始了规划。十多年来，山西商会的声誉传到了全国各地。

    但是出了山西，其他省份排外、抱团、利益纠纷等因素影响，商会收益有所降低，进而影响到了刘氏商行的收益。

    没办法，不能只让你挣钱，有钱大家一起挣。这些年，随着山西煤炉、煤炭行业的发展，加入山西商会的商行基本上依靠着煤炭行业的发展，挣的盆满钵满。

    许多山西的老百姓也都通过挖煤过上了好日子，毕竟，捡、拾煤也可以卖了换钱。

    刘卓也借着官府每次安置流民招揽了一批青壮劳力，与妇女。

    随后，刘卓的也将目光也转向棉纺、羊毛、酒、肥皂等行业。因为刘卓前世在在休闲时候，喜欢看各种抖音视频。这些东西基本上明朝都有，也能制作出来。

    只是没有大规模量产，普通老百姓多数还是用不起的。

    刘卓只是稍微利用了一下现代人的经营管理思维，多劳多得，干的多拿的多。就算如此，刘卓也没有在研究出上述产品后大规模生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若是刘卓把这些东西量产，肯定会招致地方督抚与豪门富户的觊觎。到那时，就不是能不能保住性命的问题，而是会被人吃的连骨头也不剩下。

    刘卓这些年读了不少书，感悟的也更深刻。个人、商会的实力是无法与明朝的朝廷、官府对抗的，只能加入他们。

    越是看书，通过身边人的了解，刘卓深有体会。

    所以，刘卓与刘宅身边这些年护卫总共也就百余人骑兵（关系已经全是至亲）。

    不是不想发展更多，马是个吃钱粮的大户。尤其是用于军事的战马，简直就是耗费钱粮的无底洞。

    倒不是说刘卓养不起。刘宅及刘宅所属的宅院也就养了战马百匹，分布在周边各县庄园。

    战马一年的维护、修理费用，相当于普通百姓20人一年的生活费。山西商会名义下的商队也有护卫骑队，马匹、骆驼基本上用于运输。

    最精良的战马全部捐献给边关大佬。

    战马作为朝廷的战略物资，没有一定地位与权势就大量持有，必定会招致祸端。

    刘卓手下的这些战马还是边关大佬养不起了，才交由山西商会处理。

    刘卓也通过商会给护卫买了个小官，获得领兵权。毕竟钱再多也得在规则之下，凌驾不了王法，刘卓深谙猥琐之道。

    刘富刚开始不怎么认同刘卓的保密、低调的主张，觉得挣钱了就应该注重名声。

    毕竟“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是多数人的想法。

    不过，随着煤炉子、肥皂、毛衣、美酒等的出现，刘富接触的多了，方才看到感受到了惧怕。

    在刘卓的提示下，刘富不经意间将想法透露给商会，慢慢引导商会各商行加入其中，共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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