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 10 月 28 日晚 8 点 30 分，夜色如墨，沉甸甸地压在新蒲岗制衣厂工人周忠明的肩头。他拖着仿佛灌了铅一般沉重的双腿，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天，从早上 7 点出门起，他已经在厂里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身体的每一处都在叫嚣着疲惫。而此刻，腹中的饥饿感更是如潮水般一波一波地袭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能赶紧回到位于深水埗荔枝角道的寓所，吃上一口妻子做的热饭。

    当他走到家门口时，一种异样的感觉悄然爬上心头。往常这个时候，屋里总是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妻子何宁芳那轻柔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荡，她会一边准备着可口的饭菜，一边坐在沙发上收听广播节目。儿子周建强则会在电视机前，被节目里的内容逗得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然而今天，屋子却像被按下了静音键，鸦雀无声，甚至连灯都没有亮。难道母子俩这么早就睡了？周忠明心中疑惑，他掏出钥匙，缓缓打开了房门。

    客厅里空荡荡的，毫无生气。他快步走向主卧和儿子的房间，却都没有看到妻子和儿子的身影。桌子上也是一片冷清，没有准备好的饭菜。周忠明眉头紧锁，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早上出门上班前，妻子何宁芳说要带着儿子去石梨贝水塘晨跑。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他们并没有提到要去别的地方。何宁芳一向是个贤良顾家的女人，从来不会在晚饭时间连饭都不做就带着儿子外出。而儿子阿强，小小年纪却格外体贴孝顺，就算偶尔何宁芳有事不能及时赶回来，他也会主动为父亲做些简单的晚餐。可今天这是怎么了？难道是被哪个亲友临时约出去了？但即便如此，也应该留个字条啊。

    突然，周忠明想起早上出门前，妻子把一家三口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换洗了，当时因为儿子催着要和自己一起出门，何宁芳还说回来后再晾衣服。想到这儿，他急忙冲进浴室，一把打开洗衣机盖。只见那一家三口的衣服，还静静地浸泡在水里。这意味着，母子俩从早上 7 点出门晨跑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过！

    周忠明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心急如焚地拨通了十几位亲友的电话，声音因为焦急而微微颤抖。每一次电话那头传来否定的回答，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打完电话后，他又像一阵风似的冲出门去，到附近的街坊邻居家挨家挨户地询问。然而，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一天都未见到过两人”。

    周忠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就算晨跑时母子俩有人受伤住院了，也不可能不打电话让亲友或邻居转告自己啊。一整天都没有任何消息，他们肯定是出了什么严重的意外。晚上 9 点 30 分，周忠明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深水埗警署。

    “阿 Sir，我老婆和孩子都失踪一天了，从早上七点去石梨贝水塘晨跑，到现在都没有回过家，也没和任何人联系过，你们能……” 周忠明的眼神中满是急切和无助。

    “先登记一下基础资料吧。” 接警的警员说道。

    “我叫周忠明，今年 50 岁，家住九龙深水埗荔枝角 319 号四楼前座，是制衣厂裁剪工。我老婆名叫何宁芳，38 岁，身高 1 米 56，身材娇小。我儿子名叫周建强，16 岁，身高 1 米 71，身材消瘦，就读于半山区圣保罗中学。他们平常去晨跑就在石梨贝水塘附近……” 周忠明快速地说着，仿佛说得快一些，就能让妻子和儿子更快地被找到。

    “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有没有携带什么物品？” 警员继续问道。

    “我老婆身穿白衬衫、灰色长西裤、黑胶鞋，手里还有一个买菜用的竹藤篮，因为她都习惯在回来的路上买菜，身上就带二三十元；儿子穿红白相间运动衫、白色短裤、白色运动鞋，还戴着一副眼镜，手上也戴着一块手表。”

    “好，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警员说道。

    “能不能现在就跟我一起去找找？他们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害怕真出了什么事，再迟点就更危险了，求求你们了……” 周忠明几乎是在哀求。

    看着眼前这位心急如焚的男人，接警的陈警员心生怜悯，他叫上另外 4 位警员，一行几人分乘两辆警车，朝着石梨贝水塘的方向疾驰而去。

    石梨贝水塘附近一片漆黑，当年这里并没有路灯。六人分成两组，先绕着水塘小心翼翼地分头搜索了一圈。随后，他们又沿着大埔道公路往北搜索。时间在紧张的搜寻中悄然流逝，3 个小时过去了，此时已经是凌晨 1 点，可他们依旧没有看到母子俩的身影。几位警员虽然对周忠明充满同情，但也只能无奈地安慰了他几句，然后载着他回到了警局。

    周忠明回到自家寓所后，像个失去灵魂的木偶一样，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毫无睡意。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妻子和儿子的面容，各种可怕的念头如鬼魅般缠绕着他。直到天蒙蒙亮，他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敲响了邻居家的房门，请求大家一起帮忙寻找。

    10 月 29 日早上 7 点，周忠明带着二十余位亲邻来到了水塘附近。人多力量大，他们决定以水塘为中心，分成 6 组人向外扩散寻找。大家都怀揣着一丝希望，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然而，7 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依然没有找到母子俩的踪迹，无论是活人还是尸体。

    中午两点，周忠明失落地回到家吃了个午饭。一个小时后，他又带着新一批的亲友和同事，共计三十余人，再次按照上午的方式对水塘周围进行了一次更加彻底的 “复查”。但结果依旧残酷，他们一无所获。

    看着一天的苦寻无果，周忠明感觉自己的世界仿佛崩塌了。40 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的他，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绝望，像个孩子般躺在警局门口，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警方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给周忠明做了一次更加细致的笔录，并且天一亮就带着大队人马对水塘进行了第四次搜寻。同时，他们还将母子俩的照片、讯息刊登在香港的各大报纸上，呼吁市民提供线索。甚至港警九龙侦缉总部出动了直升机，在空中协助搜索。

    然而，5 天过去了，警方总计出动了 700 多人 \/ 次警力、6 架 \/ 次直升机，搜索范围已经扩大到水塘西北半径 1 公里外的金山郊野公园，可母子俩依旧杳无音讯。

    妻儿的失踪就像一把利刃，不断地刺痛着周忠明的心。这一个星期以来，他每天只能睡 3、4 个小时，人迅速消瘦下去，头发也在一夜之间变白。可命运并没有放过他，在妻儿失踪 10 天后，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

    1972 年 11 月 5 日早上八点，驻守石梨贝水塘的水务署老技工孔初像往常一样外出巡逻。突然，一名女青年慌慌张张地迎面跑来。她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你… 你是这里的… 水务么？有尸体… 不得了了… 有尸体，山上的密林中有尸体…”

    “你确定是尸体？你看到了？在哪里？” 孔初急忙问道。

    “我没有… 没有看到，但我肯定那一定是尸体，那腐臭味，就是死人发出来的，你有… 有看过最近的新闻报道吗？就那对母子… 那对失踪的母子，我怀疑就是他们…” 女子的声音依然颤抖着。

    “我当然知道，我还帮忙搜寻过，在哪个位置？走，你带我过去。” 孔初边说边伸手去拉女子的手，准备朝她来的方向奔去。

    “放开我，我可不去，我只是放假过来游玩的，要去你自己去，就在引水道小径向上走，快到 5500 尺路碑那里。” 说完，女青年挣脱了孔初的手，朝着公路的方向跑去。

    孔初犹豫了一下，5500 尺路碑处距离自己所在的地方可不近，大概有 2 公里远，而且还要上山。要是自己一个人没找到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先去报警呢？可他又想到，回去报警再等警方过来，估计得要 1 个多小时后才能赶到。于是，他顾不得那么多了，急忙朝着女子指引的方向快步走去。幸运的是，刚走了不到 5 分钟，他就看到 3 位正在石梨贝附近调查母子失踪案的便衣。他立即将自己得知的情况汇报给三人，四人便沿着引水道朝目标处飞奔而去。

    石梨贝的引水道蜿蜒曲折，全长 4.8 公里，5500 尺路碑即大埔道沙田岭路段，距离石梨贝水塘中心足足有 3 公里远（以当年的路况算，不过现在也有 2.8 公里），而公路另一侧山脚下就是水务署沙田滤水厂（当年还没有建成）。四人在崎岖的道路上疾行，足足走了 40 多分钟才抵达目的地。由于女青年并未说明尸体究竟在公路的左侧还是右侧，四人只好分成两组搜寻。不一会儿，孔初与一位便衣在公路右侧的三米高的山坡密林中，嗅到了一股浓烈的腐臭味。他们顺着臭味深入密林，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

    只见一具年轻男尸衣着完整地吊在一棵大树下，他的双手双脚都被反绑着，颈部那根粗壮的尼龙绳勒得极深，几乎快要将脖子扭断。在他旁边 1.2 米远的地方，躺着一具全身赤裸的中年女尸。白色衬衣、灰色长裤以及内衣、内裤都散落在尸体旁边，只有脚上还穿着一双黑色胶鞋。女尸的头部有明显外伤，由于腐败严重，伤口浮肿，已经看不清模样。更让人胆寒的是，一根直径 10 公分、长 1 米的木棍压在她的脖子上，似乎已经彻底压断了颈椎，仅剩皮肉连着头颅和躯干。很明显，这两人就是失踪了近 10 天的何宁芳、周建强母子。

    半个小时后，九龙侦缉总队的大批警员赶到了事发地点。经过仔细的搜查和勘验，警员们在现场找到了一副破碎的眼镜、一封圣保罗中学的染血信封、一块白色手帕、一个竹藤菜篮、一串钥匙、一个空钱包。另外，尸体以及衣服上都没有遭到野草擦蹭的痕迹，因此判断此地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11 月 5 日中午，警方通知周忠明前往验尸房认尸。尽管两具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但周忠明还是通过各种物证以及牙齿，确定了死者就是自己的妻儿。这个残酷的事实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本就瘦了一大圈的周忠明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验尸房。

    根据法医李福基的尸检结果，母子俩的死因都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为一星期左右。其中，何宁芳头部遭到严重击打，导致颅骨破裂、面部肌肉脱落，并且两人的鞋子都沾有血迹，【有可能】就是何宁芳头部伤所致。但奇怪的是，全身赤裸的何宁芳竟然没有遭受性侵，所以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劫财杀人案。

    然而，还没等大家把焦点放在凶手身份上，一系列的争议就爆发了。

    11 月 5 日傍晚，警方在深水埗警署召开了记者发布会。侦缉大队主任马广义向媒体透露称：“两具尸体已经腐烂，死者都是被扼颈窒息毙命，但没有明显外伤，两人衣服完好，女死者未被奸污，目前推测是劫财杀人，相信是石梨贝水塘一带出没的恶徒所为，年纪应该相当年轻，估计有二至四人，也有可能是偷渡客，现呼吁知情人士或当日的目击者提供消息。”

    但这一说法存在诸多疑点：

    第一，马广义说尸体为机械性窒息无其他外伤，可法医李福基的尸检报告明确指出何宁芳头部遭到重击导致颅脑碎裂，周忠明也看到两人的鞋子上都有干涸的血迹，只是因为尸体表面腐烂严重，无法判断是否一定属于何宁芳头部受伤所流的血。

    第二，马广义声称尸体衣服完好，但这与尸体第一发现人孔初以及另外三名警员的描述不符。那么，马广义为什么要 “撒谎” 两次呢？

    第三，周忠明以及第一天晚上陪他去搜寻的那五位警员都表示当天晚上他们就沿着大埔道往北搜过，并且明确表示尸体被发现地的密林他们进去过。除此之外，第二天早上陪同周忠明去寻找的那二十个人里面也有 7 人进入过那片密林（由于地处公路旁，所以当时主要搜寻方向是在那些位置，警方大规模介入后才改向金山郊野公园）。为什么前两天都没有发现尸体呢？难道母子俩的死亡时间并不是 28、29 号？

    第四，根据当年的路况来衡量，从水塘中心到尸体被发现地超过 3 公里，从他们的住所到尸体被发现地更是超过了 4 公里，当年步行需要 1.5 个小时。何宁芳体弱多病，这也是她坚持锻炼的原因，走这么长的路再锻炼是绝不可能的，平常她也只在水塘东南位置活动，为什么尸体会出现在那么远的地方？别忘了，根据勘查警方认为第一现场就在尸体被发现地！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10 月 29 日，有人曾寄给周忠明一封勒索信，信中声称给 5000 元赎金就放人。可 29 号白天周忠明带着亲友去搜寻了，所以直到深夜回家后才发现，并连夜将此信送到了深水埗警署。而警方看到信件后示意这是有人在恶作剧或者趁机勒索。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 10 月 30 号白天他们才将此事登报征集线索，29 号除了周忠明的亲友以外并没有其他人知道。如果真有这封信，那么寄信人很可能就是凶手，甚至正是因为警方的 “大意” 才导致母子俩遇害。因为别忘了，28、29 号有两批人到尸体发现地点搜过都没看到任何人影，说明凶手是眼见周忠明无反应才不得不撕票的（前面说了现场没有搏斗痕迹、衣物没有野草拖拽痕迹可以判断就是第一现场）！

    第六，事实上就在母子俩失踪消息登报后的第一天也就是 10 月 30 号，有人曾打电话到报社称 28 号自己在石梨贝水塘引水道处看到一对母子被人挟持上车，并朝着【沙田方向】驶去。可这个报案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而警方接到报社的反馈后更是 “任性”，你不告诉我实名是吧？oK，没问题，我就当你恶作剧不予理睬。因此，警方又继续在水塘附近甚至去 “反方向” 的金山郊野公园瞎忙活了 5 天。

    面对记者的这些质疑，警方选择了沉默，只是声称还在调查中。

    民众对警方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很多香港市民认为此案有 “隐情”，甚至怀疑警方内部有 “内鬼”。周忠明更是愤怒不已，强烈要求警方给自己一个说法。

    或许是迫于死者家属和香港民众的压力，警方不得不加大调查力度。11 月 9 日，他们成立了以港岛区总探长邓耕为首的专案组，并派出二十多位便衣前往石梨贝、沙田打探消息。后来，他们还对新界 600 多个聚集地、居民区挨家挨户进行摸排。警方内部开出 2 万的巨额悬赏，后又将赏金额提升到 4 万，同时港警总局还另外发布了 2 万元悬赏，并表示两种悬赏可以同时生效，也就是说只要帮助破案即可得到 6 万元 “天价” 奖励。要知道，在 80、90 年代普遍命案悬赏也不会超过 5 万，这在当年已经是创纪录的赏金。

    然而，重赏之下并没有出现勇夫。几个星期过去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无奈之下，警方只能开始印发传单，到石梨贝、沙田两地张贴、派发，希望能有没看到新闻的人见到宣传单后回忆起一些重要线索。

    这一招总算起到了一点作用。12 月，警方接到了两条线索。

    其中一位女子向警方回忆说，案发当天正好是自己的生日，所以她非常清楚地记得早上 7 点多自己去石梨贝水塘晨跑的时候，看见四位陌生年轻男子出现在引水道小路上。双方相遇的地点再往北走 600 米就是尸体发现地，而且一个多小时以后她再次看到这四位 “童党” 朝着反方向离去。这名女子自称是石梨贝晨跑的常客，从来没有见到过这四人，并且向警方详细描绘出四人的长相。专案组将这四人列为重点调查对象，甚至在 1973 年 1 月 19 日公布了他们锁定的四位年龄、外貌相似的嫌疑人，然而却一个都没有抓到。

    但这条线索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

    第一，这位女子当时是独行，那这四人为啥不绑架她反而要去绑架一对母子？而且人家儿子身高还 171cm… 甚至在学校是运动健将！

    第二，这四个男的是步行，而且原举报证词中还声称是穿着拖鞋，报案人看到的地点距离尸体发现地就 600 多米，那就是母子俩离开了习惯的晨跑地点 2.2 公里后被撞见的？可前面说了，他们绝无理由离那么远啊？相比之下，之前那位打电话去报社的举报人说用车载的似乎更可信。

    第三，如果这四人就是凶手，那一定就是 28 号这天被杀害的，可为什么 28 号晚上和 29 号白天两拨人没看到尸体？

    所以这条线索看起来十分可疑，女子可能是为了悬赏编造的。甚至可以推测警方之所以认定这条线索，是为了推卸之前 “渎职” 的责任：你们看，母子俩 28 号就遇害了，29 号的勒索信和 30 号的举报电话肯定就是假的。

    另一条举报线索来自于显田，也就是现在的滤水厂至笔架山中间地带的村民。此地距离发现尸体地点直线只有 800 多米，当时这个村里有很多 “外来户”“偷渡客”。有 3 个租户在 28、29、30 号这几天屋中传出了隐约的女人声音，他们都是年轻的光棍。不过当时村民并未太在意，以为是带了 “暗娼”。谁知 11 月初，三个人居然同时不辞而别。而直到警方展开大规模搜索后村民才得知此事（刚开始警方一直围绕着石梨贝、5500 尺路碑这两点间排查，尤其把重点放在石梨贝）。最重要的是虽然三人并没有汽车，但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工作，偶尔会开着一辆破卡车！

    然而，当时对这些流动人员的管理非常松散，他们全用的假名，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案子渐渐被岁月尘封，但它却像一根刺，扎在那些关注过此事的人心中。周忠明的余生在痛苦和对真相的渴望中度过，他始终无法释怀妻儿的惨死。如今，距离案发马上就要 50 年了，当年的凶手或许都已经不在人世。但每当人们提起这起案件，还是会忍不住去想，如果警方在一开始就能足够重视，如果在 30 号接到线报后可以着重往沙田方向搜寻，或许这场悲剧就能避免。又或者在发现尸体后能及时转移搜查方向，说不定就能抓住嫌疑人。然而，这些都只是如果，这起石梨贝水塘母子命案，终究还是成为了一宗未解的悬案，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等待着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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