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是这样发生的，一战中，合约国和协约国在战场上疯狂对轰，双方每天发射的炮弹壳都可以堆成几座小山，资源消耗极大，直接把不怎么强的俄国经济给拖垮了，俄国人民过的惨极了，工人农民没饭吃，衣不蔽体，连士兵都饿着肚子，俄国全体人民的怨气比修罗地狱还要多。

    大家渴望结束战争，过正常的日子，在这种氛围中，列宁对大家说，只要你们听我的，就可以立即结束战争，并且还能吃饱穿暖，“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城里那些快饿死的工人和士兵，听说跟着列宁有饭吃，那还说啥？大家迅速集中在列宁的周围，在大城市彼得格勒发动起义，迅速占领彼得格勒，然后各地响应，经过红军艰苦的战斗，战胜俄国买办势力和国外干涉势力，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

    通过复盘十月革命胜利的过程，苏联人总结出革命经验：取得工人的支持，占领一个或者数个大城市，全国所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就会奋起响应，迅速达到革命高潮，抓住机会，就会取得胜利。

    这套经验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实践过的，已经被苏联人总结成理论，通过共产国际向全世界推广，当然也包括中国。

    我们暂且称共产国际的苏联理论为国际路线吧。

    毛教导员在秋收起义失败以后，在井冈山上深入思考，现在已经没任何办法考证，究竟是在哪一个白天或者夜晚，灵光一闪之后，教员找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道路：农村包围城市！

    现在我们看这个思路正确无比：人民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就可以获得强大的力量，战无不胜，巴拉巴拉。

    我们暂且称这条路线为本土路线吧。

    但回到当时，进攻大城市是苏联同志们革命成功的宝贵经验，并且已经被国民党在北伐中成功检验过，显示这种思路正确无比，至于“农村包围城市”，总有股农民起义的土腥味，听起来就不怎么靠谱。

    怎么办呢？这种选择真的很艰难，如果非要提升到理论的话，就是理论和实践的事情。

    国际路线是经过十月革命实践过后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毋容置疑是正确的，不过要加一个前提，在当时的苏联是正确的。

    任何理论都是在把握事情发展的规律后总结出来的，但事情本身是不停发展变化的，同一个事情在不同地方可能完全不同，在某个时间或某个地方总结出来的理论，在用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实践检验，怎么检验呢？用最小的试错成本去检验，慢慢扩大，发现不对的地方就进行修正，直到完全符合客观规律为止。

    在苏联革命经验上总结出来的理论，如果需要运用到中国革命，那需要在中国小范围进行检验，在慢慢扩大应用和修正，直到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为止。

    有人觉得苏联革命的经验是真理，不需要检验，可以包治中国革命的百病，这就是教条主义。

    但是教条主义一般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为啥？有成功的例子在那里摆着嘛，比如书店里面多如牛毛的成功学的书籍之类的，让大家一看就心生向往，但有谁看了书就变成富豪？

    是不是别人的理论就一文不值呢？肯定不是，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经历一遍，再总结成为理论，所以需要借鉴前人的智慧。

    但是前人的理论不能直接拿来用，需要有一个试错纠正的过程，经过自己实践检验，才能转化成自己的理论。

    所以理论和实践是一个反复纠缠进化的过程，事情在发展，理论也要变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国际主义觉得苏联的经验可以直接拿来指导中国革命，毛教导员觉得理论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凡事都要实事求是，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实践论”来说这事。

    如果理论错了，用来指导实践，试错成本会很大，但是正确的理论，在没有得到实践之前，就没有人会相信，因为大家都只相信眼前的东西，即使通过现在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用来指导其他工作，依然还是要通过逐步实践来验证和修正理论，才能确保可以用来指导实践。

    我们复盘长征，主要是为了复盘近代中国最顶尖的大佬们，他们是如何处理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因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足，所有人都会犯错，但能最伟大的人总能及时修正错误，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了，如果能够深刻理解这套方法论，对个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有极大提升，希望能和大家在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有所收获。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照搬10月革命胜利的理论，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用10万红军和50万武装到牙齿的国军火拼，导致局势一步步开始恶化。

    在这个过程中，最心痛的人是毛教导员，他深深的明白，中央红军最擅长的绝对不是阵地战，早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创立的过程中，他已经通过无数次实践，总结摸索出来最适合红军的战术—运动战，如果非要说的更清楚点，那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人多打人少。

    所以他坚决反对阵地战，但没人理他，因为博古进中央苏区后，带来了最先进的国际革命经验，对教员那套土里土气的理论完全不感冒，就让他靠边站了，过上了三年鬼都不上门的日子。

    虽然鬼都不上门，但毛教导员看到红军境况开始恶化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进言，建议在国军包围圈形成前，红军主力杀回井冈山，先摆脱国军的碉堡战术再说，把国军调动起来后，再找机会歼灭一部分，博古一听，还是那套逃跑主义，依然没理他。

    好吧，这个机会被博古放弃了，还有另外一个机会，1933年11月发生了福建事变，毛教导员敏锐的发现了绝佳的机会，马上建议和福建十九路军结成同盟，通过福建跳出包围圈，打到光头强的老巢去，彻底搅乱国军的围剿计划。

    博古觉得十九路军蔡廷锴是军阀，反对光头强的军阀也是军阀，凡是军阀都不能相信，更加不能同流合污，坐视十九路军被光头强消灭，断绝了从福建跳出包围圈的最后一线希望，陷入四面包围中。

    教条主义表现出来一般都是正义凌然，有理论支撑嘛，逻辑体系是完整的，给人的欺骗性非常强，用嘴巴理论天下无敌，但用来干事情就会处处不顺。

    最后终于混不下去了，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离开根据地，准备去和湘西的贺龙和萧克会和。

    虽然遭遇到如此多的失败，导致中央红军整体跑路，但博古和绝大多数人还是没认识到，共产国际的那套理论有问题，大家都觉得还是只执行有问题，理论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教条主义的威力，碰了很多次南墙都还不会回头。

    关键是四面八方都被围住了，往哪里走呢？

    往北是南昌方向，国军中央军重兵集结，往东是福建，也不行，十九路军被光头强干掉后，福建已经变成光头强的地盘了，中央军正在虎视眈眈，往南就是湖南，也是转移的目标地，但是湖南的军阀何健不答应，何健枪杀了杨开慧，在所有军阀中反共积极性最高，和红军势不两立，红军想通过湖南，那简直是与虎谋皮。

    现在只剩下南边了，南边是广东，广东是粤军的地盘，现在的当家人是陈济棠。

    多说一句，广东和广西很有意思，近代以来，广东一直比较富有，但打仗不行，可以理解，有钱的人都怕拼命；广西不一样，广西穷，但是敢拼命，在民国时期，两广为了抵抗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光头强，经常联合起来，广东出钱，广西出人，形成两广派系，实力强劲，虽不足以图谋全国，但在地方实力派中实在首屈一指。

    光头强也是胸怀大志的人，像两广这种地方实力派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红军是必须要干掉的，地方实力派也是要干掉的，如果能够两个一起干掉，那就最完美了。

    光头强在驱赶红军的时候，就存了这个心思，派重兵尾随在红军后面，准备把红军赶到广东境内，让红军和粤军拼的两败俱伤的时候，中央军就可以理直气壮进入广东，把红军和粤军一块收拾了，从此广东就会收入蒋某人囊中了。

    光头强这种想法就是典型的一厢情愿，不顾客观情况，不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管不顾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能把事情搞好才有鬼了。

    本来红军是所有国军的敌人，国军是一个泛称，包括中央军和各地军阀，但光头强的目的太明显，让国军内部发生分裂，在某个时间，光头强就成为了红军和某路军阀的共同敌人，这就是矛盾的转化，矛盾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矛盾是会发生转化的，光头强没学过哲学，搞不懂这些道理，所以经常干这种蠢事。

    陈济棠不是傻子，广西白崇禧更是有小诸葛之称，对于光头强的一石二鸟之计看得是清清楚楚，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陈济棠在红军转移开始前一个月，就主动派人和红军接上头了，还签订了一个协议，表示双方应该和平共处，友好通商之类的，关键的条款是，如果红军需要转移，可以借道广东边境，只需要提前告知粤军即可，粤军会后撤20公里，将红军转移的通道让出来。

    如果光头强的野心不要搞的那么明显，陈济棠肯定不会这么干，但估计光头强以前在上海混黑社会的时候，背信弃义的事情干多了，很有心得，不懂哲学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非常痴迷于一石二鸟，这种错误一犯再犯，这才给了毛教导员施展天才指挥能力的机会。

    毛教导员对光头强有一句评价非常经典：“这个人从来不管别人怎么想，他永远只管自己怎么想”，这个评价就是为光头强量身定制的。

    就这样，当红军向南突围时，粤军让出了一条20公里的通道，红军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

    有人可能会问了，粤军就这么把红军给放走了，光头强不会找陈济棠的麻烦吗？其实陈济棠此时一点都不担心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红军此时的意图不明，连光头强都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转移，粤军突然遭到强大火力攻击，后撤20公里很正常嘛，光头强也没法说啥。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红军目的地不变，依然是准备到湘西和贺龙会和，那就需要突第二道封锁线，广东和湖南的交界处，封锁军队以粤军为主湘军为辅。

    凭着红军和粤军的协议，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应该也不难，当时湘军的主力还没有集中，只有一个师守在和广东的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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