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越了，一不小心穿越到清朝末年，赶上了一系列倒霉催的事情：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列强横行、官僚腐败、民不聊生，就是这么个情况，给你个机会改变现状，你会怎么搞？其实不需要怎么想，基本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改良，温和缓慢的改变社会现状，什么洋务运动、百日维新都是走的这条路，一条就是革命，主张用暴力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孙中山走的就是这条路。

    其实这两条路不是什么新鲜事，都已经有成功的案例，比如英国，是改良主义的范本，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成功确立君主立宪制，康有为梁启超一直对这条路向往不已。

    另外一条就是革命，也有成功的范本，比如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巴士底狱被攻占，国王和王后被送上断头台，杀的人头滚滚，几经曲折，最后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从此法国成为革命圣地，法国的刁民也特别牛，之前马克龙涨了5毛钱的油价，屌丝们就上街游行放火，冲警察扔石头，让世界人民大开眼界，展现了一把革命圣地人民的风采。

    孙中山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家，他主张暴力推翻腐朽的现有秩序，先是清政府，后是各路军阀，一路走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表现非常硬核，让大家以为他是一条纯铁血汉子，准备用拳头打碎一切不合理的旧秩序。

    这种想法当然错误，纯钢易折的道理中国人都懂，刚柔并济方能成功，孙中山更是此道高手，他明白，出来挑头革命，需要有一面大旗，让大家伙一看就知道你想干啥，同意你这套的自然就会投奔，孙中山的旗帜就是三民主义，我们就说新三民主义，包括三个内容：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的内容就是反对满清专治和列强的侵略，打倒军阀，这些都是需要靠暴力来完成，民权，实现全民共有的民主政治。这两点和共产党当时的主张并没有多大差别。

    关键在于民生，孙中山主张的民生主义有两点：一是平均地权，二为节制资本。

    如果按照革命的套路，所有剥削阶级都要被打倒，那就需要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农奴把歌唱，万恶的资本家也要被打倒，工人阶级需要当家作主。

    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是无比正确的，我们就是这样干的，重新建设起来一个繁荣强盛的新中国。

    但回到当时，孙中山不是这么想的，他觉得采用革命的手段对付国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破坏性太大，还是采取缓慢温和的改革措施，商量着来，达到农民得利，地主也不吃亏的双赢局面，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孙中山在政治领域主张采用革命的手段，在经济领域主张采用温和改良的方法，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了，孙中山觉得革命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事情，从来没考虑过让底层群众参与，所以国民党的主要成员都是地主、资本家家庭出来的精神小伙，这些人参加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赶走列强和军阀，达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的，但没人赞同革自己家的命，孙中山虽然是领导，也需要手下兄弟们的帮村，不同意采取革命的手段对付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很正常，因为即使他下令了，负责执行的人就是地主和资本家，他们能执行才有鬼了。

    第二个原因，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欧美各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让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脊背发凉，知道如果继续往死里压迫工人们，工人一旦团结起来闹革命，事情就大发了，不如实行一些社会改良和社会福利政策，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劳动状态，采取这些措施的发达国家，劳资矛盾得到缓解，生产率得到提高，整个社会的氛围变得和睦，也就没人想着闹革命了。

    根据这两条思路，孙中山觉得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具体的方法就是：提升生产效率、将运输和交通企业收归国有、对资本利得多征税（鼓励劳动，打击食利阶层），搞搞转移支付等等。

    孙中山的想法好不好呢？肯定好嘛，如果能够在不大动干戈的前提下，通过发展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关系，让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肯定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可惜的是，再好的想法，如果不符合客观规律，那都是行不通的。

    就拿土地这件事情来说，地主们不从事任何劳动，却过着锦衣玉食的快乐生活，佃农们一生辛劳，却从未吃过一次饱饭，对于这些情况，国民党高层非常清楚，孙中山曾经说过“农民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却被地主夺取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1928年，浙江省省长何应钦就说“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愈于此。”

    既然清楚地主是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那么孙中山的解决思路是啥子呢？“慢慢商量，和平解决”，采取让农民得利，地主也不吃亏的“双赢”方案，由于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北伐尚未开始，他还没来得及亲自实践这个想法。

    设想一下，在民国时期，用孙中山的方法搞土地改革，需要什么条件？土地嘛，肯定是涉及到每个村了，要组织人马对全国人口和土地进行一次大普查，确定每家每户实际拥有土地面积，然后再制定一个标准，确定地主的标准是啥，每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可能在西北戈壁滩，一个贫困户都可以拥有1000亩地，但这种地一点用都没有，压根就种植不了粮食，连草都长不了几根，这种地方的人，拥有1000亩地都只能算是穷人，在江浙富庶之地，1000亩地绝对算地主了，所以这个地主的标准还要统计方方面面的数据，综合判断之后，才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把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等划分出来以后，按改良派的思路，需要让农民得利，那简单嘛，减租即可，减租之后，农民的确得利了，但地主就损失了嘛，根本就没有让农民得利，地主也得利所谓双赢的方法，地主遭受损失以后，肯定要闹事，这就需要有调解机关，做好解释工作，稳定社会秩序。

    直到今天，人口普查都是一个大工程，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变态的执行能力，能管的到每个村，实际上，直到今天，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也没几个国家，比如印度就绝对完成不了，莫迪只能管到城里，村里有多少人或者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原因很简单，印度村里都是土邦，实行的是自治，压根就没有在村里设置任何行政机构，刨除印度人的那副宗教德性，即使莫迪想在村里设村委会一级的行政机构，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两个字——没钱！

    可能大家对这个没什么概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行政村总数为个，随便列个数据哈，每个村每年的经费20万元，中国维持村级行政机构的费用支出1383亿元人民币。

    中国在疫情期间，中央一声令下，全国就地卧倒，坚决服从命令，就是因为拥有强大到变态的行政能力，印度没有，所以现在天天往恒河里抛尸。

    设置这些机构，需要天量的资金，还需要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

    回到民国，在全国上下穷的叮当响的情况下，凭什么能完成全国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工作？有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吗？没有，只有“皇权不下县”，村里和印度现在似的，实行的是乡绅自治，就是地主组织一群流氓在维持秩序，维持啥秩序？农民到期足额交租的秩序嘛，不然就拉家里的喜儿去抵账。

    让地主公平公开公正的主持减少土地租金的事情，听着就不靠谱。

    回到当时，能看到这点的人几乎没有，国民党内一个都没有，作为孙中山遗志的继承者，蒋介石继承了“三民主义”，在民生领域继续改良之路，无论怎么改，都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刚才说了，在当时，能看到这点的人几乎没有，几乎这两个字说明还是有人看到了，谁？当然是毛导员了，1925年12月，毛导员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地主是封建残余，属于被革命的对象，1927年3月，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示“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再次重申地主阶级必须被打倒。

    在对待地主阶级和资本家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矛盾产生了，国民党搞阶级合作，地主、资产阶级都在“合作”之列，共产党要搞阶级斗争，要打倒地主阶级，条件成熟还要消灭资产阶级。国民党希望维护社会秩序，商量着解决社会矛盾，共产党要捣毁吃人的旧社会，以斗争改造中国，这就是双方分歧的根本。

    国内的资本家和地主害怕继续革命，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1927年4.12之后，双方分道扬镳，共产党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国民党则竭力剿共，保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继续孙中山的社会改良之路。

    这是执政理念层面，国共产生分歧直至翻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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