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抓捕行动，张作霖的收获是丰富的，国共的损失是惨重的。

    由于判断失误，坚信张作霖不敢在使馆区闹事，李大钊将大量机密文件存放在了苏联大使馆隔壁的旧军营，包括大量和共产国际以及南方国民政府的往来文件，这些都是极度机密，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看完肯定就要烧毁，李大钊没有接受过特工训练，他全部都保留了下来。

    仅仅凭借这些文件，张作霖完全可以判李大钊犯有颠覆政府的罪行，在任何时代，任何政府，这种罪行都是死刑。

    但李大钊也不是能随便杀的，虽然张作霖很想这么干，但是也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

    李大钊是北大老师，社会名流，是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导师，很多社会贤达的好友，李大钊被捕后，学生们游行示威，强烈要求释放李大钊，社会名流们开始联名上书，展开营救行动，声势非常浩大。

    在张作霖看来，这些都是毛毛雨，只要对方没有枪杆子，张作霖就不会怕，他真正忌惮的，正是如日中天的北伐军。

    我们现在都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英勇无畏的共产主义者，其实回到李大钊被捕的时刻，李的公开党派身份是国民党代表，共产党员的身份反而是保密的。

    李大钊是国民党重要领导人，而奉军又是北伐军讨伐的对象，如果把李大钊杀了，彻底激怒了国民党，那就一点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了。

    这就是张作霖暂时没动手的主要原因。

    虽然没动手杀他，但李大钊身上有无数的秘密都是张作霖想知道的，比如和北伐军联络的内容，和苏俄合作的内容，关于中共的事情，这三伙势力在北方的发展情况，策反郭松龄涉及的人员等等。

    让一个人开口的最好办法就是酷刑，把一个人的肉体折磨到极致，当无法抵挡极端的痛苦时，人的意志就会崩溃，崩溃了就会交待所有的事情，监狱就是干这行的，刑具就是折磨人的工具，能够让人筋断骨折皮开肉绽。

    软蛋几乎不会受到折磨，看到这些阴森恐怖的刑具就尿了，还没来得及感受就全部都交代了，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全部感受一遍，甚至反复感受，直到体无完肤依然毫不松口，这个时候，负责审讯的人就会崩溃，在面临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时，情绪崩溃很正常。

    只有意志力极度强大的人，才能完全克服肉体带来的痛苦，这样的人，我们一般都称之为英雄，李大钊就是这样的人。

    京师警察局把所有的刑罚在李大钊身上用了个遍，完全没有让他多吐露一个字，他只承认自己公开活动的内容，比如在南方和孙中山合作时的内容，这点内容随便打听就可以知道，没有任何价值。

    其他诸如和国民革命军的联系，以及和苏俄、共产党的联系，他一概不知，一个字都不肯透露。警察们恼羞成怒，疯狂折磨，企图让他屈服，把李大钊折磨到接近濒死的边缘，依然没有任何作用。

    李大钊虽然被抓住了，严刑拷打之下，张作霖毫无收获，正在束手无策，放吧，不妥，杀吧，不敢，正在万分犹豫之际。

    正在张作霖惆怅之际，杀李大钊的机会突然来临了。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在酝酿一场狂风暴雨。

    苏联只是希望中国成为盟友，至于中国是否走社会主义路线，这个并不是苏联关心的事情，所以苏联是这样看待国共合作的，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为辅，两党精诚合作，打倒军阀，破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

    如果中共能够老老实实，不要舞刀弄枪，不要发动群众，就坐在办公室当个穷酸文人，写写文章，喊喊口号，当个安静的民主党派，蒋介石会很高兴，张作霖也会很高兴，甚至还会很大度，支援点经费啥的，逢年过节坐在一起，品茶论道，其乐融融。

    可是中共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最突出的能力就是发动群众，不但发动社会上的群众，还要发动军校和军队的官兵，提出要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彻底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

    之前说了，关于中共发展武装力量，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有共识的，不过方式上有区别，陈独秀觉得中共必须独立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李大钊觉得中共太弱小，独立发展武装的难度很大，不如先借助进步军阀的力量，打击反动军阀，最后促进进步军阀和国民革命军的合作，在最短实践内获得革命的成功。

    不管怎么样，两位创始人都认识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都赞成掌握枪杆子。

    李大钊在北方联络冯玉祥，策反郭松龄，甚至鼓动吴佩孚，矛头全部指向张作霖，让张的统治受到极大威胁。

    蒋介石的感受也很差，中共的动员能力实在逆天，在农村搞农运，在城市搞工运，气势磅礴，在黄埔军校和北伐军中，中共的势力也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张，无论是军校的学生，还是军队现役的官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共产主义，愿意追随共产党的步伐。

    其实通过八一南昌起义就可以知道，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三个多月后，中共依然可以组织3万人规模的起义，并且这3万人全是北伐军的精锐，张发奎知道手下有很多共产党员，多到他都不敢随便下手清洗，这足以说明中共在北伐军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蒋介石跟着孙中山混了这么多年，对于军队有深刻的理解，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有军队才会有地盘，有地盘才会有政权，枪杆子不能丢，军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中共在军队内的活动，蒋介石一清二楚，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甚至有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快国民革命军就会变成共产党的军队，国共合作将会变成以共产党为主，国民党为辅，不会有国民党什么事了，蒋介石也只能哪儿凉快就到哪儿呆着去了。

    这就是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真实原因之一。

    蒋介石很清楚李大钊的身份，他是国民党代表，更加是中共创始人，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当发动政变撕下脸皮后，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何况是李大钊。

    当张作霖电讯蒋介石，关于李大钊的处置意见时，蒋介石迅速回电，建议从速执行。

    得到蒋介石这种答复，张作霖如同吃了颗定心丸，虽然国民革命军和奉军此刻是敌人，不过在反共这点上，双方有了共识，只要取得共识，就有了合作的基础，可以为后续双方和谈打开大门。

    为了合情合理的杀掉李大钊，张作霖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所谓“特别法庭”，当然，这个法庭只是走走过场，搞了个把小时的表演，然后宣判李大钊死刑。

    对于这个结局，都在李大钊的意料之中，他没有申诉，只是表示自己不想死无全尸，张作霖答应了这个要求，专门从国外进口了一个最新款的绞刑架。

    由于对李大钊恨之入骨，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张作霖依然要折磨一下，满足自己那种无底线的低级趣味，当李大钊脖子上被套上绳索，吊到快咽气的时候，刽子手又把他放了下来，等他喘息均匀以后，又把他放上去吊起来，等他快不行的时候，又放下来，往复三次，除了用丧心病狂，我实在想不出其他词来形容这种行为。

    李大钊先生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李大钊先生是中共的创始人，也是毛泽东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毛泽东对李先生非常尊敬，他绝对不会放过敢于杀害先生的凶手。

    建国以后，党中央下达指示，让公安部长罗瑞卿迅速找出胆敢杀害我党领导人的凶手，发出红色通缉令，一个都不要放过，除恶务尽。

    岁月荏苒，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们已经流落四方，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是不可能被饶恕的，纷纷隐姓埋名，企图蒙混过关。

    但无论多么狡猾的狐狸，总有露出尾巴的一天，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信息，据一个被抓获的军统特务交代，杀害李大钊的主谋吴郁文，现在换了个名字叫博哉，住在北京鼓楼湾。

    吴郁文是何许人？这小子就是1927年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李大钊就是被他逮捕审讯和杀害的。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察和被捕特务的指认，这个叫博哉的69岁老家伙就是吴郁文，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判处死刑，不过此时老家伙已经身患重病，没有几天活头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就没有执行，而是把他关了起来，多活了两年，1953年病死了。

    还有另外一个凶手叫雷恒成，此人是清朝皇室远亲，长期在京师警察厅工作，就是这家伙带队搜查苏联大使馆，他不但抓捕过李大钊，日本人来了以后，还当过汉奸，严刑逼供过赵尚志，是一个毫无下限极其龌龊的卖国贼。

    解放后，这家伙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在北京城里到处混，被熟悉底细的人举报，经过身份核实后，华东公安部给出的判决非常简单“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雷恒成这个渣滓被抓住之后，另外一个更大的渣滓被抓起来了。

    此人叫王振南，一直担任京师审判庭的法官，他不但判处李大钊死刑，后面还杀害了林彪的堂兄林育男，恽代英也是被他杀害的，至于其他党员和进步人士就更多了，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

    此人善于伪装，1955年才被抓获，由于罪行太多，审问的时间比较长，等交代完毕以后，在1957年就被枪毙了。

    最后就是出卖李大钊行踪的叛徒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被张作霖抓住后，毫无廉耻的把李大钊出卖了，李大钊被捕后，李渤海就被放了出来，因为此人是李大钊的学生，北大高材生，被张作霖看中，请他担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

    西安事变的时候，李渤海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立下了大功，后来还被蒋介石关了很长时间，建国以后，他并未遭到清算，还成为静海区的人民代表，1955年的时候，此人受潘汉年案件牵连，被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病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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