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院破败,瓦屋老旧。
屋中堆着各种书籍卷轴,让这个原本就不宽敞的屋子更显窄小。
此时一个中年文士正埋头书山,快速翻动着书页,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停下,执笔在纸上记录勾画。
他的额头上沾满汗水,眼睛因酸涩而微眯,目光中却闪现着兴奋之意。
此人姓戴名志高,原籍山阴,是研究谱牒学的学者,在荆州城中小有名气。
所谓谱牒,是指记录家族世系的文献,包括家谱、族谱、簿状、传记等资料。
南北朝是世族门阀的时代,仕途婚姻,交游办事,莫不先问族姓。朝廷选官以之为依据,官府管理以之为区分,他人津津乐道以之为向往,高门自己以之为荣光。所以谱牒之学逐渐兴起,成为一种单独的学术门类。
当时研究谱牒学最厉害的有两大流派。首推河东贾氏谱学,领学者,司徒府参军贾渊。贾家三代传学,该究精悉,当世莫比。
其次琅琊王氏谱学,执牛耳者,乃已故尚书令王俭。王俭去世后,公推中书侍郎王融为王氏谱学第一人。
这两大学派都是一等一的大贵族,站在维护士族地位和自我标榜的立场,自然热衷研究谱学,可这戴志高却是小白人一个,和士族完全搭不上边。说寒族都有些勉强。家中最多算是当地的一个大姓,略有些资财。
以他的身份,在郡县中做“吏”是完全没问题的。积功累升,说不定能入仕途。又或者专研经学,一路考到国子学去;再或广修学问,举秀才茂贤;也可以修名声走举孝廉的路子,总之,只要运气好也,肯付出,还是有做官的机会的。
即便不做官,以他的家底,小日子也能过得不错。
可他偏生不愿如此。
他十三岁时曾远远望见三位贵族公子身着锦绣华服,风度卓然地站在山头远眺赋诗,六个仆从把山道一拦,不许其他游客上去。连县令家都不敢多说一句。
然后一群侍女开始放置桌案胡床,下设锦席缛缎,迅速而有序地将一碟碟精致的菜肴呈上。
公子们开始用餐,举止潇洒,谈吐优雅,似乎处处都彰显着高门贵族的礼仪与教养,让人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
从此他便无可救药地陷入到对贵族文化的爱恋之中,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相关知识,偷偷练习礼仪与清谈,考究士族的掌故谱系,搜罗各种文献史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他终于考证出,他们家是谯郡戴氏的远亲!
为此他花了一大笔钱,兴冲冲地去认亲,结果被毫无悬念地拒之门外。
他不死心,又开始购买士族服饰,出入那些高门子弟常涉足的场所,购置昂贵的熏香、摆件、器具,为了攀上关系甚至变卖祖业,买了一辆朱红色的牛车!
终于,他结识了一个来本地游玩的世家公子,答应用五十万的价格帮他入籍士族。
戴志高耗尽了家中所有积蓄才凑足了钱,却没成想那人居然是个冒充士族的骗子!受骗者多达十余人!
事发后,骗子虽被官府处死,但他被骗的那些钱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回来了。
倾家荡产的他成了当地人的笑柄,只能驾着仅剩的牛车和满车的谱牒图卷,离开山阴,来荆州投亲。
到了荆州发现亲人已死,他便卖了牛车,租下一间小屋,有感于被骗的经历,同时也为追寻那虚无缥缈的贵族幻影,他在为人佣书谋生之余,几乎杜门不出,发狂地研究谱牒学!十几年如一日,居然真让他成为荆州城中谱牒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
连郡府整理士族户籍档案时都请他做过校参!
可尽管他研究了大半生的士族,今天却是第一次近距离地和真正的士族面对面相坐,而这个士族门第之高贵,堪称他生平所见之最!
河东柳氏!
柳老国公之子!
真正的华腴贵少!
何谓华腴?
三世内有令、仆者,方可称“华腴”!
令、仆即指尚书令、尚书仆射,此二职一正一副,总领尚书省,又称“端揆”,乃宰相之意。
也就是说,只有曾祖、祖父、父辈有曾做过尚书令、尚书仆射的,才能称为“华腴”。
与尚书令、尚书仆平级的有中书令、中书监,他们的子弟也可称“华腴”。
至于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则比尚书令仆、中书令监略低,此职位当时又被称为“宰相便坐”,约等于“预备宰相”。
而散骑省长官散骑常侍、秘书省长官秘书监,地位则又在侍中之下。
此为五省长官情况。
尚书令仆、中书令监再往上是司徒、太尉、司空三公。
三世内有为三公者乃可称“膏粱”!
所以在当时,严格来说,膏粱子弟可不是随便叫的,首先得是高门士族,其次是往上三代,得有人做过三公官,才能称为膏粱子弟。
故而无论谢星涵还是柳憕,都只能算作“华腴”,而非“膏粱”。
此时,真正的“华腴贵少”柳憕正用紫绸帕掩鼻,坐在戴志高对面,防止自己吸入因故纸掀动而产生的飞灰。
不知过了多久,戴志高站起,双腿因长时间没有改换坐姿而变得麻木,但他又要马上行一个标准优雅的揖手礼,所以动作就显得有些笨拙滑稽:“柳公子,小人已经考证完毕。”
“结果如何?”柳憕心怀忐忑地问道。
戴志高递上三张满是墨字图画的纸,一字一顿地说道:“此人绝非琅琊王氏!”
柳憕大喜!放下手帕,声音都不自觉地带上了颤音:“能确定吗?”
——————————
注:关于“膏粱”和“华腴”的定义出自《新唐书·柳冲传》:“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
此论为唐代史家柳芳追述北朝制度,唐长孺先生《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推断此乃北魏太和十八年“定四海士族”之规定,应该是不错的。
虽然是北朝制度,但选取“膏粱”、“华腴”这样的概念,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反映出当时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观念。
比如要给牛排分级S、A、B、C,当先有S高于A,A高于B之人所共知的观念,然后在定牛排品级时用SABC的分等,人们才不觉得迷惑。
定“膏粱”、“华腴”亦是如此。考南朝史料,关于这类词的使用已颇为严格。以膏粱为例,比如宋武帝刘裕称琅琊王氏的王昙首、王球:“并膏粱世德”。(《南史·王昙首传》)王昙首之父王珣死时获赠司徒,曾祖王导更不用说,活着的时候就做了三公;王球父亲王谧位至司徒,曾祖也是王导。两人都符合“三世有三公”的定义。
再比如南齐时琅琊王氏的两兄弟,王志谓王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南齐书·王寂传》)王寂乃大名臣王僧虔之子。王僧虔去世时获赠司空,也是三公官。
也有不符合三世三公条件的但被称膏粱的,但那是在特殊场合,比如南北外交时,北臣李孝伯说张畅“君南土膏粱”。(《宋书·张畅传》)张畅也是高门大族,父祖虽显达,但都没做到三公官,所以张畅回答说“膏粱之言,诚以为愧”,这既是谦词,也是确实没达到“膏粱”的标准。
更有意思是特别喜欢自吹的,比如刘宋时的荀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意思就是以自己门第血统自傲,有一次和琅琊王氏的王弘说:“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宋书·荀伯子传》)
王弘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王昙首的哥哥,王导的曾孙。一家三世两公,称膏粱没问题。可这个荀伯子就差点意思了,他家三世虽然都做高官,但只有曾祖父荀崧做到“开府仪同三司”,三司就是三公,仪同三司就是开府建衙用三公的仪制,近似三公,但严格来说,实质官位其实没到三公。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与王扬穿越时代几乎同时的地球另一边,东哥特王子和拜占庭皇子说:“天下顶级贵族,就你和我了。”
拜占庭皇子:???
荀伯子三世之内的官位虽然不如王弘家,但颍川荀氏的底蕴却是很深的,从时间上说比琅琊王氏起家还要早。这个荀伯子是荀彧的七世孙,他写过《荀氏家传》,里面说自己家“六世九公”,比袁绍家四世三公还牛,所以傲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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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 谱牒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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