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0年唐朝在西域设立大唐安西都护府，这标志着突厥人及中国本土军民大规模西迁基本结束，突厥人开始在西方世界定居发展。

    当时，在中东、西欧、南欧等地区正在发生伊斯兰化运动，因此我们推断，可萨突厥国上层精英最早在公元650年创立犹太教，同时诞生了犹太民族。经过20年即一代人宗教推广和社会改革实践后，犹太教及其社会改革在可萨突厥国获得了巨大成功，可萨突厥国巩固了国家根基，抵御了伊教的入侵。

    西方世界的其他突厥国经过20年即一代人对犹太教学习、思考和改良后，突厥人在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斗争最激烈的小亚细亚地区，于公元670年左右创立了基督教，从此欧洲本土的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拉丁人等依靠基督教凝聚族群部落人心，在欧洲各地站稳脚跟，并定居发展。

    根据历史研究，最早在欧洲地区生活的人民是距今3.5万年至2.5万年左右，因冰河期末期海平面上升，导致居住地被淹，而从东南亚地区迁徙都西伯利亚及北极圈地区的东南亚古人类。这些古人后裔是仍然生活在西伯利亚等北极圈地区的雅库特人、楚科奇人、爱斯基摩人等人种，他们以捕猎北极熊、海豹，以及捕鱼和采集浆果，或者放养驯鹿等为生，他们吃生肉，喝生血，居住在雪屋、鹿皮圆木支撑帐篷，或者挖洞深入地下恒温层长期居住。因此，目前在欧洲北部和中部地区，仍然保留这个很多古人挖掘的深入地下的坑道和各种地下设施等古代遗迹；基督教文化中有圣诞老人架子驯鹿滑雪车给小朋友送礼物的风俗，这些历史遗迹和文化风俗都是第一批达到欧洲并定居下来的古人类给我们留下的。

    在冰河期由于大西洋北部地区长期冰川冰封，大西洋暖流无法到达欧洲，因此，当时整个欧洲跟同纬度的西伯利亚内陆地区一样寒冷，习惯居住在温暖地区的人类，不可能在欧洲地区生活和定居。

    距今1.5万年左右，冰河期结束，大西洋北部的冰川融化殆尽，大西洋的暖流开始达到欧洲西部和北部海岸，使得欧洲西北部和南部变得温暖和湿润，使欧洲各地的森林、草原和各种动物获得大发展，使该地区越来越适合人类生活和定居。因此居住在中东、中亚、中国新疆和西北地区的白种人，开始进入欧洲地区生活，这些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后，形成欧洲最早期的定居民。同时，从中东、中亚、中国新疆和西北地区进入乌拉尔山脉以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白种人民族，就是中国历史记载的丁零族。根据考古学和基因学证据中国历史记载的丁零族在血缘和文化上与欧洲人非常相近。

    在中国文明影响中亚、中东和欧洲等西方世界之前，西方世界的社会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是非常原始和落后，社会方式主要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母系家庭部落，生产方式是狩猎、捕鱼、采集、游牧等，在生产和生活技术方面，还不会使用火，没有冶金、制陶等制造业，只会制作简单的皮衣皮裤等御寒，用木、石、骨等天然材料制造简单生产及生活工具。

    在那个没有文明照耀的时期，西方人的思想和宗教还没有形成，他们只能依靠人类的本能和自然情绪生活，他们没有生活目标，不知道日月星辰、春夏秋冬，也不知道喜怒哀乐的原因，更不知道物质、生命、意识和灵魂等这些高端而抽象的哲学概念。如果西方与中国不是山水相连的邻居，也许他们仍然继续过着不堪入目、无法想象的原始生活方式，他们将像非洲偏僻地区与世隔绝的原始人一样生活。

    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文明第一次大规模影响西方，发生在秦汉时期（公元前246年至公元220年，期间共466年），在几百年时间里，由于中国皇朝与中国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和游牧民族爆发战争，导致匈奴、鲜卑、氐族、羌族和西北汉族等大规模西迁，他们给西方世界带去中国文化、中国生产技术，以及中国的生活方式。为了西方走向文明世界，为西方思想和宗教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明第二次大规模影响西方，发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公元304年至439年，期间共235年），这个时期由于在河西和西域建国的前凉胡汉王朝、前秦氐族王朝等相继倒台，为了避免被汉人清算，导致胡汉统治精英及其部族，氐族统治精英及其部族等大量西迁，他们给西方世界带去中国天文、地理、历法、冶金、制陶、工程、材料、医药、农艺、畜牧、军事、国家体制、法律、治国、税赋、民生等科技、生产及生活技术、国家体制、国家法制和治理等技术、知识和文化。为西方摆脱原始部落生产和生活方式，走向国家化，走向以农业和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中国文明第三次大规模影响西方，发生在南北朝及唐朝初年（公元386年至公元649年，期间263年），在这个时期，西迁汉人、氐人与大月氏人等西域民族融合，并发展为强悍的突厥族，突厥族在南北朝中后期征服和统治了中国西北和北方的鲜卑等少数民族，成为这些地区的霸主。

    盘踞在中国西北和北方的突厥军政集团控制了中国北朝、隋朝和唐朝初年的中央朝廷，他们在中国朝廷里安插奸细和势力，他们直接掠夺中国的财富、物资、技术和文化等，同时为他们在西域和西方的国家输入大量思想和文化精英、科学和技术人才。

    突厥人对中国财富、物资、技术、文化、思想和人才的掠夺，为西方社会及文明的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使西方文明获得飞速发展。尽管最后，在唐朝初年，唐太宗扫除盘踞在中国及中国周边的突厥军政势力，将突厥人赶回他们的西方老家，但此时，突厥精英阶层已经历练成钢，他们已经具备独立发展思想、文化、技术和文明的知识基础和精神动力。突厥军政势力在西方世界扎根和发展，使西方具备了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力量。

    上述中国文明对西方的三次大冲击，我们已经叙述完了，往下我们要叙述唐朝之后中国文明对西方的多次冲击。

    中国的王朝采用家族式父系宗法继承制度统治国家即家天下，因此国家是皇帝一家人的私有产权，从朝廷宰相大臣到普通老百姓即臣民都是皇帝和皇族成员的奴婢和苦力，这样的政权体制岂能善终！

    家天下之国在开国之初，由于国家根基尚未牢固，皇帝和皇家利益集团有求于朝廷大臣、官吏和臣民，皇帝及其利益集团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还不算严重，但是到了国家中后期，随着国家根基牢固，财富不断增长，皇帝及其利益集团的私欲将无限膨胀，导致朝廷内外巧立名目向人民收取天价税赋，征用劳力等事情层出不穷，导致老百姓普遍破产，流离失所，颠沛逃荒，最终导致老百姓揭竿而起，愤然消灭官吏、推翻朝廷，导致王朝的终结。

    唐朝虽然为中华民族立下驱逐压迫和剥削中国的外部势力和民族的大功劳，但是唐朝也不能逃脱“家天下”王朝的宿命，公元907年唐朝被唐末黄巢起义军的归顺唐朝的将领朱温推翻，中国历史悄然进入五代十国时代（公元907年至公元960年）。

    唐朝末年国力微弱，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已经形同虚设，突厥、匈奴等游牧民族大举进入中国新疆、河西和陇西等地区，直接威逼中国；长期盘踞在中国北方和东北的鲜卑契丹族，勾连西域势力，敲诈中国朝廷，或者直接兵马南下掠夺中国边民，洗劫中国城镇（他们叫“打谷草”），经过如此一两百年发展，契丹族已经发展成一个雄踞中国北方的强大民族，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中国王朝平起平坐，在边境制造各种事端，与中国朝廷讨价还价，经常与中国兵戎相见！

    唉，中国王朝真是伟大而优秀的教练，中国王朝不断给自己培养出优秀而致命的死对头！

    朱温建立梁朝后，各路境外势力以恢复唐朝为名，纷纷发兵中原，以梁军展开生死搏杀，最终被境外势力操控的山西李系匈奴籍胡汉集团，在境外势力支持下入主中原，山西胡汉集团先后建立了唐、晋、汉、周等中原胡汉政权，这些政权没有政绩可言，都是在维持统治中挣扎。

    在这个中华民族经历苦难的时期，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从此中国失去了抵御外敌的北方屏障，使敌人兵马可以随意攻击中国腹地。

    丧失国家屏障，使继五代十国之后的宋朝开国后，中国长期受到北方外族势力的压制，多次打断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国门大开，使中国盘踞西北和北方的外族势力持续压榨和剥削中华民族创造了条件，由于中国财富、文化、技术和人才不断输入西方世界，极大地增强了西方军政势力的力量，因此导致中国北宋与契丹人、金人斗争处于劣势和惨败，导致南宋与蒙古人战争的惨败，导致宋朝朝廷官吏、贵族和遗民领奔走海外，导致宋朝朝廷的文化经典、科技和技术全部流失海外，国家文明丧失殆尽！

    明朝初年，虽然明朝由汉人执政，但是燕云十六州仍然控制在蒙古人手里；中国西北、西域、北方和东北仍然控制突厥、契丹和胡人的手里，这就是明朝初年朱元璋力排众议定都南京，将江南作为国家统治核心的原因。朱棣夺权后，虽然对蒙古势力用兵，但是燕云十六州仍然控制在蒙古人或者异族手里，中国北方边境的敌我态势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明朝首都迁到燕京后，明朝都城直接暴露在敌军攻击范围内，燕京经常被异族铁蹄践踏和蹂躏。

    满人从东北兴兵，他们之所以能够轻松入主中国，就是满人控制着燕云十六州，使他们攻占山海关得心应手，如囊中探物！

    满人入关后，他们联合中国北方的胡汉势力，对中华民族进行无情洗劫和杀戮，这是从秦朝以来中华民族经历的最悲惨最大的浩劫！这次浩劫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衰败的直接原因，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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