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石川招供之后，李鸿章并没有第一时间对外声张，也没有及时向朝廷汇报实情。

    可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美国驻华公使田复礼就给总理衙门去了封照会：

    “尊敬的大清帝国，如贵国当真是抓到了日本奸细，请一定调查清楚后，再行发落，国际上有关类似的间谍案件，时常都会出现差错。

    如果贵国办了冤假错案，那以后一定会追悔莫及。

    即便，真的是抓到了日本人改装易服的间谍，贵国只需把他驱逐出境就行了，为了国际友好，根本不必深究。”

    讲话很隐晦，目的很明确。

    关于这个“太平洋警察”的事，说起来，也颇为滑稽。

    自甲午战衅开始，清国和日本纷纷请美国作为居间调解人，保护各自在对方境内的侨民安全，可是，美国这个中间人，却做的不是很称职，他从没有把一碗水端平过，自一开始，就明显的偏袒日本。

    重庆号事发后，美国驻天津领事曾致函质问李鸿章：

    “敢问中堂大人，塘沽兵丁登上重庆号寻衅滋事，是否贵国的官兵，乐于行此事？

    贵国政府现应立即赔偿日本领事夫人丢失的钱物，以挽回在国际上的声誉。”

    没曾想到，李鸿章仅仅看了一眼，便直接把函件扔到一旁，让盛宣怀起书，一口回绝了美国领事：

    “尊敬的领事大人，目前，重庆号事件正在调查之中，一旦查明，本国自会按照法律办理，如尚未结案，美国就要求我们赔偿日本领事的损失，恕我们不能同意。

    况且，日本打沉了高升号，死了那么多押送军械的官兵，抢走了那么多的财物，也没见贵国站出来，讲过一句公道话。

    既然高升号沉没发生在重庆号事件之前，那日本应该先赔偿了高升号的损失，再跟我们来谈重庆号的事。”

    这美国领事也是个审时度势的专家，他一见这高升号事件，是牵扯了清日英三国，里面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所以，也就没再跟着往里掺和。

    虽然对美国的干涉，李鸿章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但关于石川日谍一案，他却始终对朝廷遮遮掩掩。

    当石川等人都落网了十余天，李鸿章却还没有向朝廷奏报这起间谍案，率先把此案揭发出来的，还是史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

    八月中旬，余联沅向光绪奏称：

    “天津拿有倭人奸细，供出拟用炸药轰击火药局，并供出京城内的奸细，亦不少。”

    一天之后，军机处就致电李鸿章，询问此事真否？

    一看这外界的传闻越来越邪乎，连用炸药轰击火药局的流言都了传出来，见势态越发不妙，李鸿章生怕官场上越说越离谱，他赶紧复电辟谣：

    “臣确实是逮捕了一名叫石川的日本间谍，目前此案还在审理当中，如有实据，一定严办。”

    这句话，疑点重重，什么叫“还在审理，如有实据”，就这两句，不已经是在糊弄朝廷，欺瞒圣上吗？

    位极人臣的他，在官场上号称八面玲珑，可对于此事，他却犯下了天下之大不韪，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几天后，礼部侍郎志锐的呈报奏折，一语便道破了天机。

    原来啊，这刘棻的上司，天津军械局总办候补道员张士珩，竟然是李鸿章的亲外甥。

    坊间有不少传言，张士珩和许多北洋大员都与石川一案有千丝万缕的瓜葛，朝中清流立马紧紧抓住了这根小辫，他们借此大加抨击李鸿章，甚至称他为通敌之秦桧，建议朝廷立即另简知兵之大臣，以统其师。

    这样一闹，朝廷不得不重视起石川一案，光绪也亲自降旨，责成李鸿章彻查此事。

    拖拖延延，又过了半月，李鸿章才向军机处报告了石川伍一案的审理结果：

    “据倭谍石川供述，他改装多年，平日里都是乔装躲身在松昌洋行，领事走后，租界便不能再住，所以便托小役之王大富，代觅其亲戚刘姓家中暂住，现已将涉案书吏刘棻革职查办，小役王大富捉拿归案，严饬县衙再三审讯，均供，无传播军情等要事……”

    但凡一对比主犯们的供词，就不难看出，李鸿章给朝廷的这份报告中，所叙案情与事实多有不符。

    石川明明是在日本领事撤走之前，突然剃发改装，假扮成清国人的，怎么就成了“改装多年”呢？

    石川也已招认曾向刘棻刺探过几次军情，但李鸿章却称“无传播军情要事”。

    看得出来，李鸿章这是想把日谍一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然而，朝廷这次，并没有买他的账，光绪在给李鸿章的回折中讲道：

    “李鸿章，这件事儿，你最好亲自督办，严刑审讯，如果揪出了探听军情等确凿实据，你就即行正法。

    朕告诉你，现在朝廷中，已经有不少言官在奏报你有意隐瞒一事，朕劝你一句，就算你有什么难言之隐，也最好不要再宽纵奸细，否则，朕也只好公事公办了。”

    对于李鸿章这样的重臣而言，皇帝这样的言辞，已经是非常不客气，甚至是在警告他了，可见，从光绪到百官，大家都对李鸿章关于这事的处理态度，相当不满，怨气颇重。

    见李鸿章还在举棋不定，左右为难，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干脆推了他一把，他在给光绪的奏请折中，先是申请要密查北洋，随后又讲：

    “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自从做起军械局总办以来，在置买军械时，经常与验收者沆瀣一气，偷梁换柱，以至于北洋军队使用的很多武器都不合格。

    日谍一案中的主犯刘棻，又是张士珩的直接下属，难保李鸿章在处理案件时，不会因为要保全他的亲外甥，而不深究案情，微臣建议，最好把刘棻直接押送刑部审理。”

    张仲炘的奏折，不偏不倚，恰好戳到了李鸿章的痛处，眼看一味敷衍塞责，反而适得其反，李鸿章只得赶紧上书朝廷:

    “据臣多次亲审，日谍已经供认自己在清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

    随之附上的，还有主犯们之前招供的那份供词。

    不过，在这份供词中，李鸿章把涉案人员的范围，尽量缩小，涉案官员的行政级别，也尽量控制在于邦起以下。

    翌日午时，李鸿章亲自下令，将主犯刘棻，依律绑赴市曹处决；石川则押赴教场，按照公法，用洋枪击毙；汪开甲处以永久监禁；曾给石川和汪开甲牵线搭桥的戴士元，被当场处决。

    于邦起等人虽未串谋，但明知有事，却没有据实举报，判处监禁五年；经多次审问，日谍的跟班王大富，对于石川的间谍行为，毫不知情，不久后，他便被取保释放。

    甲午期间，清国破获的第一日谍大案，看似已经尘埃落定，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随着石川等人相继伏法，案情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自案发之日起，坊间就流传着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高层官员，隐瞒真实案情的传闻。

    事实上，这一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在礼部侍郎志锐的奏折中，称李鸿章所报的日谍供词是“伪供”，并称:

    “津中人士，无不切齿李鸿章所为。”

    言外之意，这李鸿章隐瞒实情的事，在直隶，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志锐通过他在直隶的“线人”，获得了一份关于日谍的真实“供单”。

    在这份供单中，石川招认，他自光绪九年起，就在京津等处交替往来，刺探军情。

    他与刘棻相识，是通过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汪开甲引荐的，至今，已有二三年了，刘棻曾将各军营的机密底册，一一都抄录给了自己。

    自己则把这些情报交到了日本驻华使官神尾光臣的手中，由神尾亲自带回日本国内。

    石川还提到：

    “张士珩大人与神尾大人最是交好，因此，张大人便放任手下将清国各营枪炮子药，和各局每日制造多少的底细，都全数告知神尾大人。

    水师营务处的巡捕于邦起还称，神尾光臣在返回日本之前，还在裕太饭馆亲自设宴，宴请了李中堂的亲近之人。

    并与汪开甲、于邦起、戴士元、刘棻等人商议，如果清国有紧急军情，众人即会飞电来报。

    志锐的这份供单，不仅与李鸿章所呈报的供词大有出入，并且里面还藏有许多猛料。

    如果供单所述属实，便可推断出刘棻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与石川打得火热，还收留他在家中居住，其实都是有上峰为之撑腰的。

    若果真如此的话，李鸿章确实难逃干系。

    但纵观甲午前后，波诡云谲的清国政坛，也许李鸿章的多次隐瞒，确实也有他的许多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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