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实际上很难想象“住”的问题在古代有多么严重，尤其是对游牧民族来说。

    有巢氏，简称“有巢“或”巢”，号“大巢氏” ，位列五氏之首 ，被誉为华夏“第一人文始祖” 。

    中国上古时期部落首领 ，建立古巢国。

    有巢氏出生在安徽省巢湖流域，后迁徙至山西省石楼山一带。

    据中国历史大系表记载 ，有巢氏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创了巢居文明。

    一个“第一人文始祖”的称号就足以说明“住”对于古人的意义。

    毫不客气地说，人类聚居就是形成文明的基础。

    而建造房屋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很显然西域游牧民族之所以被称为“野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定居阶段。

    如果黄巢能够解决西域人民住的问题，则可以有效推进西域文明的发展，也能够极大地巩固汉族在西域的统治。

    那么怎么才能解决西域人民住的问题呢？

    其中很核心的问题就一个：定居！

    因为只有定居才能建造房屋，建立据点，形成政权，建立稳固统治。

    那么怎么才能让西域人民定居下来呢？

    这其实还是一个经济问题。

    其实看看中原人民就知道怎么形成定居了，答案只有一个——农耕！

    而且你们会发现，在后世新疆、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已经不再游牧了，而实现了定居。

    为什么呢？

    很简单，畜牧业发展成了养殖业，农业经济以棉花种植为主。

    也就是说，只要西域地区的经济模式稳定了，那么实现定居也就成为了可能。

    那怎么稳定西域地区的经济模式呢？

    一、让大部分人去种小麦、种棉花；

    二、让一部分人去种苜蓿，减少游牧的频率和范围；

    三、让小部分人去参与商业，依靠丝绸之路来盘活经济。

    看！其实即使在9世纪照样有办法让西域人民老老实实做顺民，关键就在于你得让人家能够安安稳稳地吃饭，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解决了住的问题，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行”！

    中原王朝之所以对西域的统治总是断断续续，失而复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天高路远，通讯不便。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中原王朝的行政力量很难深入到西域腹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原王朝普遍采取了屯田的政策。

    但是这种问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一旦中原王朝的实力衰弱，西域少数民族很容易就掐断道路，把深陷西域腹地的中原王朝统治力量吃干抹净。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唐的安西军。

    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导致安史之乱爆发。

    为了平定叛乱，唐朝政府紧急调遣数万安西军精锐前往中原。

    这一调动使得原本驻守西域的安西军兵力大减，只剩下数千人戍守西域。

    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吐蕃军趁机攻占了河西凉、甘等州，切断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联系，导致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成为孤悬海外之地。

    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大军攻陷北庭都护府，李元忠及手下7000余名将士尽皆战死，北庭都护府灭亡。

    尽管安西都护府失去了与中原的联系，但留守的安西军并没有放弃抵抗。

    他们继续在西域坚守，直到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才重新与内地取得联系。

    然而，由于唐朝政府此时已经无力再给予实质性的支持，安西军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继续抵御外敌。

    安西都护府的核心是龟兹城，由安西大都护郭昕亲自镇守。

    龟兹拥有较强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为唐朝守军提供了长期的后勤支持。

    然而，在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孤军奋战后，安西军的兵力逐渐枯竭，战斗力也大幅下降。

    最终，在公元808年冬，吐蕃大军再次向围困了多年的龟兹城发动总攻。

    在吐蕃大军的猛烈攻击下，安西军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

    最后一位大都护郭昕也在战斗中以身殉国。

    至此，安西军结束了其悲壮的历史进程。

    通过以上历史史实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那就是中原王朝一旦衰弱就很难维持在西域的统治了。

    为什么呢？不是还有忠于中原王朝的统治力量在西域生存吗？

    答案很简单，镇压成本太高，中原王朝根本无法支援西域的自己人。

    归根结底就一件事：中原王朝无法把军队和物资运到西域。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原王朝的统治力量在西域太过于薄弱了。

    那么怎么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加强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即可。

    那么怎么加强呢？

    两个字：修路！

    有人说，在古代往西域修路成本太高了，中原王朝根本承担不起，你这个解决方案根本不现实。

    我想说图样图森破。

    古代中原王朝干不了的事不代表黄巢干不了。

    因为古代中原王朝和黄巢修的根本不是一种路。

    古代中原王朝往西域修路基本都是为了军事调动和人员往来，总结起来修的就是道路。

    而黄巢要修的却是商路。

    道路和商路最大的不同就是，道路是损耗性交通设施，而商路却是盈利性交通设施。

    也就是说，如果修建的道路是为了调动军队和人马，那么它只会给中原王朝带来负担。

    而如果修建的道路是为了加强经济联系，方便商贸往来，那么就可以给中原王朝带来利益。

    其实想想后世就知道了，我大中国为什么拼了命的修路，因为“要想富，先修路”。

    如果你能生产足够的商品，那么道路的修建就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一本万利的买卖。

    就像现在的河南道一样，黄巢虽然要花1000万贯来修路，但是河南道上上下下却没有一个瞎逼逼的，反而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

    特别是工厂主和农场主，简直就迷恋于修建道路的基建游戏当中。

    一些挣了大钱的资本家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搭桥、造福乡里，甚至已经形成了河南道的新风尚。

    河南道现在的二级、三级公路纷纷以个人的名字或宗族的名字命名，就是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

    所以说，黄巢根本不怕花钱修路，怕的反而是地方割据状态阻碍了修路工程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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