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更章】

    不知不觉在台南呆了半个月，唐寅在林江生的陪同下，领略了台南的田园风光与自然美景，同时也见识了许多宋洲新物。

    宋洲这个海外夷国，在蛮荒夷州建立起一个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的理想家园，靠得并不是儒家那一套理论，这不禁让唐寅产生疑惑，他一时间更是想到林江生曾提及的何为“民”的提问。

    与林江生多番交流，唐寅得知了他要办报的想法，于是应邀为其撰写了“朝闻天下”的报名。

    “这番献丑了！”唐寅停笔，拱手自谦道。

    林江生赞道：“伯虎贤弟的书法既有赵孟頫之形，又有李邕之意，其结体俊美婉媚、用笔娟秀流转，于秀润中见遒劲，端美中见灵动，我等愚辈远不及也。”

    待笔墨干透，林江生将这幅字小心收好。

    两人走出客房，来到招待所茶室，一边饮茶，一边谈起办报的由来。

    “如今宋洲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非是我等儒士之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怕百姓不知何为儒家经典，这正是我等读书人担忧之处。我林某不才，自幼习得教化，自当要为儒家发声，所以便动了办报的念头。”林江生提起办报的初衷，不由得感慨。

    唐寅放下茶盏，问道：“濡水兄，我心中好奇，宋洲不以儒家理学治民，用得又是何种手段？”

    “宋洲官府常讲‘以民为本，依法治果’，其所用手段像是法家，但又杂糅着管仲的思想，我这老朽之人并不能窥探其中门道。”林江生语气里带着无奈道。

    旧时代的文人就像是一个盲人，很难摸清楚新时代的大象。纵观儒家发展史，简单来讲就像是一个ZJ的成型史。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便已吸收了其他百家精华，董仲舒搞出“天人感应”这套学说，成为了皇帝制衡诸侯，加强王权的重要工具。

    这个时期的儒家还很弱小，只能在帝王身边打打辅助。

    至宋朝，有儒释之争，程朱理学就此兴起，其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这里首次将“天理”拎出并强化，要求的可不只是读书人，对皇帝亦是如此。皇帝做不到存天理，那就是失道，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文彦博为何敢说“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其原因是因为文官掌握了“天理”——这种行为准则的解释权。

    来到明朝，明中后期有过短暂的儒家思想混乱，这里不得不细说。

    明初继承了自宋以来的儒释之争，但在这种哲学与宗J思想的对立间，更表现出了一种相融的趋势，到明代中叶后，终于出现了三家合一。

    明初，程朱理学并未确立官学身份，文官中宋濂佞佛，刘基近于道，两人不是纯粹的理学派人物，最后一个儒臣王祎，洪武五年（1372年）死于出使云南梁王之命。

    宋濂的弟子方孝孺本有机会完成理学的发展任务，奈何燕王造反成功，生生打断了这个进程。

    其后，有“倡明绝学”的曹端，但影响都在民间。

    仁、宣以后，实现了文官治国，政治体制也就从开朝转到了治国上面。这时候正是明代科举取士的前期，理学再次成为科试的主要内容，儒学中对于理学的重视使其真正占据了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于是理学权威成了一种社会的需要。从朝廷来说，树立理学的权威，对于其所强调的文治与稳定有利。

    寂寞了一段时间的理学就此重新兴起，涌现出了一些颇有成就的理学家，其主要代表人物便有薛瑄、吴与弼等。

    经过薛瑄“河东学派”与吴与弼“崇仁学派”的发扬，明代出现了理学的一次高峰。

    当时的大儒普遍坚守一个信条：儒家的道理已被朱熹等人说尽，后世的学者只能追随程、朱的学说，而不能有所逾越。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明代社会到成化以后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思想也已经产生了一些混乱。一方面是人们对于新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带有对于这些现象的疑虑，于是改造旧有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去找寻新的理论依据，也便成为当时亟切的社会需求。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兼采朱熹、陆九渊之长，陈献章的“江门之学”、胡居仁的“余干之学”开创了新的学术流派，为明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弘治、正德时，心学的集大成者“江门学派”传人湛若水与“王学”创始人王守仁走上了历史舞台。

    湛若水的心学主旨为三点，即立志、煎销习心、体认天理。王守仁的心学主旨为知行合一。但不管是湛若水，还是王守仁，都只是为程朱理学做修补，把“灭人欲”变为立志修心。

    从历史角度看，明代中期社会思想的混乱并没有因为心学的出现而统一，反而因为王守仁等人的离世继续分化，直到明末彻底回归东林理学派，最后东林派又被鞑子推翻。

    满清照样解决不了社会思想混乱的问题，但它来了招狠的，直接文字狱，解决不了问题，难道还解决不了人？

    回顾一番再来看，儒家在明朝比宋朝又进了一步，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明朝是文官掌权，皇帝可以换掉某位官员，但不能换掉某种思想。这个时候的儒家和ZJ无异。

    那为啥明朝始终不能解决社会思想混乱的问题，本源找起来不复杂，无非是社会经济结构变了。儒家那一套理论是基于小农经济产生，可到明中后期，大量白银流入，有种名叫“资本”的东西出现，儒家那一套理论无法适应。这就好比你让一辆摩托车的马力去拉火车车皮，这怎么玩的转。

    况且文官们连小农经济都整不明白，你让他们管机房工人，管码头雇工，管手工业者，如何能管得过来？所以明中后期出现了很多奇葩现象，现代人一看就明白，但当时文官总能弄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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