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行常聚集于商铺云集、人口密集的闹市。在繁华闹市中，这帮人既容易进行各类不法勾当，犯了事后，又容易藏身。

    根据各府实际情况不同，打行往往还会进行针对性的下手。如棉布贸易繁盛的松江府，打行喜欢在闹市设局开赌，吸引富家子弟在赌局上败光家财；南汇海港地区，打行还干起了“包娼”的活计，控制当地的卖Y业务。常熟县的打行，为勾引良家子弟进入圈套，常投其所好，以武术、戏曲之类加以诱惑。

    刚开始，打行的主体是游手好闲的少年郎与城市无业游民，但随着打行业务的兴盛，一些底层文人也投身其中，想在此分上一杯羹。读书人的加入，提高了打行的知识层次，增加了其技术含量。

    这些底层文人的加入，特别是有功名在身的穷秀才加入，使得打行越发猖狂起来。

    此后，地方上富豪请客吃饭时，必须有一二个打行中的秀才入席，以防同行恶少过来滋事。民间诉讼时，也得请打行中的秀才出谋划策。

    嘉靖三十八年，苏州打行少年过分猖獗，应天巡抚翁大立下令各州县抓捕。

    十月，翁大立亲自到苏州督导搜捕工作，又气又急的打行恶少们决定给翁大立一个下马威。

    有一天，翁大立的轿子从巷子中经过，突然有人冲上来掀起轿帘赏了巡抚大人一记大比兜。翁大立与护卫还没反应过来时，行凶之人早已逃之夭夭。

    堂堂朝廷大员被人当街打了一记耳光，真是奇耻大辱。

    护卫中有一名叫边成的江湖高手，熟知打行内幕，他向翁大立劝道，这些打行少年，不过是些花架子。碰到高手，他们就会躲避起来，等风头一过，则又重新出动。如果用怀柔的手段来对付打行少年，他们会消失。如果与其硬争，将其少年血性激起，只会激化事态。

    翁大立觉得有理，本想淡化此事，但衙门捕快急着立功，四处抓捕打行头目。面对这种情形，打行少年们群情浮动，惶惶不安，最后相互歃血为盟，相约一起闹事。

    这夜，这帮人以白布巾裹头，各自持了长刀巨斧，围攻吴县、长洲、苏州各监狱。囚犯被放出来后，跟随打行一起闹事，涌到都察院，刀砍斧砸，将门劈开冲了进去。翁大立带着老婆孩子爬墙逃走，这才捡回性命。

    打行闯入都察院，一把火将官衙焚毁，这还觉得难以泄愤，又准备去攻打苏州府衙门。好在苏州知府王道行早有防备，召集兵勇严阵以待，打行少年终究不是正规军的对手，连夜落荒而逃，第二天早上，全都躲进了太湖中。

    这件事传到京城，嘉靖皇帝获悉此事震怒，命令翁大立限期将逃入太湖的打行恶少抓捕归案。

    在朝廷的威压之下，首犯周二等二十余人被抓，苏州打行的嚣张气焰就此才被打压下去。当地未被抓捕的打行恶少或是隐遁，或是转移至附近的松江、嘉定等地发展，反而壮大了这些地方打行的实力。

    到明朝末年，嘉定地区到处是打行恶少，遍布城乡，官府也无法管束。

    打行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是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市井繁华的扭曲体现。大量无地流民涌入大城，难免会有管理问题，这与某一时期上海滩和港岛h帮盛行，原因大致相同，官府无法有效管理，自然给了帮派可乘之机。

    说回儒家。明朝以理学为官学，选拔出的官员难以跳出理学的圈子，即使后来心学被禁又被立，但这仍然只是对理学的修补，从儒学根子上来讲，它已经跟不上时代。

    明朝看似外儒内法治果，但文官评断对错的标准通常会依据是否附和儒家君子的道德观，而不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使是如海瑞这样的清官能臣也是如此。更何况，明中后期贪官污吏横行，哪还有什么道德观可言。明末江南，佃奴成婚必须给地主孝敬，佃奴子弟取名必须避主家的讳，连鞑子见了都直感震惊，你就可以知晓这帮文人是什么德性。

    想破解这样的窘境，除非能再出一个像朱熹那样的人物，重新着书立说，确立一套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儒家理论。

    但这何其之难，不是没有古人尝试，如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包括永嘉学派与陈亮的永康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此派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重视经史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倡导通商惠工、减轻捐税。可这套理论并不完善，大部分文人士子极不认同，最后只能成为历史。再如明后期泰州学派反对束缚人性，倡导思想解放；明末黄宗羲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百姓权利，这些思想逐渐走到了君权的对立面，皇帝如何会采纳。

    儒家能历朝历代被君王尊崇，根源在于它维护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稳定。而商品经济社会追求的是效率，两者的目的南辕北辙，林江生这个老学究如何能看懂。

    在安平生活多年的林江生不懂，初来乍到，作为旁观者的唐寅更不会懂，如此这般隔靴搔痒的探讨，很快聊不下去，两人便转移了话题。

    一直在台南呆了一个多月，见自己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唐寅便搭乘商船前往了下一站。

    至离开时，唐寅始终不知给自己检查身体的女大夫是何姓名，若是自己还风华正茂，说不定会“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现在已白头不惑，唐寅也就没了那个心思。

    这个时候的唐寅修禅近佛，在苏州时，常与好友沈徵德和顾华玉在禅寺饮酒作诗，这从他号六如居士就能看出其中心态。

    送至码头，林江生取出自己在典藏馆获赠的钢笔相送，这物件宋洲干部人人在胸前别着，算是一种时尚风潮。

    唐寅没有推辞，收下礼物，随手写下一首诗回赠。

    林江生拿起宣纸欣赏：“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信腰间没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疑道是神仙。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

    待他抬头时，商船已悄然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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