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之人，却是刚刚卸任信都县令的凉州名士阎忠，他年约四旬左右，长相并不英俊，惟有双目闪闪有神，给人一种能够看透世间一切事物的感觉。

    不过，其人也确实如同当初皇甫嵩所介绍般出名，就连伏泉也耳闻其有“人伦识鉴”之能，被他一语而登上仕途者不在少数。而且，阎忠所鉴之人，也几乎都有不小成就，这并不是在说假话，因为伏泉自己也算半个见识其鉴人之术的人，就比如伏泉的好友贾诩，就是其人发掘，并未其扬名。

    贾年少时并不出名，只有阎忠这凉州名士，见了他后，认为他与众不同，称其有良、平之奇。所谓“良、平”，自然是指大汉开国名臣张良、陈平，事实上贾诩最终结果，却是对得起阎忠所言，后来在真实历史上，几乎如张良、陈平二人那般，低调做人，却屡屡为曹操父子，献出绝计，后来更是成为了魏之开国三公的太尉，这么看来确实是有良、平之奇无疑。

    当然了，在伏泉看来，贾诩若是在张良、陈平二人中比较的话，他却更像是张良。恐怕若非曹操对臣子，不像刘邦因为微末地痞出身，在意江山不稳固，而兔死狗烹的话，说不得后来的历史上，贾诩也要成为三公以后，辞官隐居了，至于学习陈平那样自污免祸的话，估计是做不来的。

    至于原因，无它，性子使然，贾诩这家伙虽然喜欢做官，但并没到痴迷程度，如果涉及自身危险，是根本不会去冒险的。

    闲话少说，阎忠其实是皇甫嵩在他赋闲在家后，从家乡凉州所征辟的谋士，自皇甫嵩奉命平乱太平道黄巾蛾贼以来，一直随侍早皇甫嵩左右。

    适才，阎忠此言，可谓是大逆不道，忤逆之极，罪魁祸首谁人也？

    其话中之意，为如今在京师享乐的朝廷高层，而以当今士人之间的舆论，太平道举事，却是朝廷无能，天子昏庸，奸臣当道，致使百姓生活困顿，黎民黔首揭竿起义。

    当然，在伏泉看来，这话太过官方，如同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他们在民间的官府舆论、评价，几乎如出一辙。

    不过，很明显，这些东西，在人口中，想怎么说都能怎么说。

    太平道举事，真是起义吗？

    明显不能用起义来定义，最简单的一项便是这些起义的百姓，不说那些被裹挟的百姓，就是太平道的忠实信徒，他们是怎么来的？

    他们最初成为太平道信徒，可是喝张角三兄弟的符水，治病救命，忽悠来的，这样的人举事，被说是反对昏庸朝廷起义，明显贻笑大方得了。

    再则，说这些举事的人，都是困苦农民，明显也是胡扯之极。

    先不说张角三兄弟，几乎起事前，都靠着太平道谋利成为富甲一方的巨户，其广宗县城的宅院，伏泉见了都震惊，便说太平道高层，也都有不少朝廷上层在呼应，最可说明的便是太平道举事前，被朝廷发现并诛杀的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他们可是心向太平道，并愿意为太平道内应的。

    伏泉看来，如果做个对比的话，太平道其实和后世的白莲教类似，当然，白莲教和张角的太平道比起来，实在是差得远了。

    虽然张角的这套玩法确实是日后白莲教的祖宗，但玩得真心比白莲教高大上太多。白莲教主要在底层民众中流传，所以时常凸显出逼格太低，太土的气质，而张角的太平道则是同时在上层和下层流传，无论涵盖面、组织度还是理论高度，都非后世的白莲教可比。

    这是因为，从先秦至今，无论豪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对“天命”的说法都深信不疑。说他们迷信也好，虔诚也罢，他们认为要当天子，光有实力还不行，还得有天命，而张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在部分上层人士中成为天命的代言人。

    如本朝初学者班彪，并不认为太祖高皇帝刘邦夺取天下是群雄逐鹿、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认为刘氏拥有天命，所以他在《王命论》中写道：“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这种天命论，不是个例，而是自上而下，有意宣传洗脑民众思想，最终成为社会常态，成为统治者有效统治天下的神器。所谓“朕即天命”，便是如此，于统治者而言，什么有利于自己统治，当然就选择什么宣传。

    而这一点，不止是大汉如此，即使后世，也依旧盛行。如南朝名士沈约，在得天下的问题上，为了巩固门阀士族以及皇权统治的根基，亦推崇天命说，反对逐鹿说，其在《宋书·符瑞志》中说道：“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

    甚至直到晚唐时期，屡试不第的杜光庭，为了仕途还借助《虬髯客传》这样的传奇故事来强调天命，反对草昧英雄，希望借此为官，比如该传奇故事的末尾说道：“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

    以上种种，皆表明了天命说对百姓的影响的深远，即使后来汉末乱世，诸侯皆有实力，然敢称帝者，唯袁术而已，其余之人，就连曹操，在其弹下“文王操”时，心中估计也在想着所谓天命不在我而已。

    而就像张角，此番他率领太平道起义，所用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一开始，就用了天命说，他说了天命到了要变的时候，这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信奉太平道的信徒的认可。这也是伏泉在和皇甫嵩建议，迁徙所俘虏的黄巾蛾贼去塞外，要重新进行思想教育的原因，因为不将他们的天命重新变回大汉，他们想改变天命的思想，依旧会成为隐形的祸根。

    天命论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自然也不是一时一刻可以形成的，从西周早期，周公就提出“敬天保民”之言，一变商代的“敬神”而为“敬德”，使中国政治向现实性和理性转变，到至圣先师孔子，更是“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容易给大家一种儒家思想与宗教、鬼神毫无关系的错觉，甚至被当作文化优越性来大肆宣扬。

    实际上在专制皇权面前，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击，神性还能令皇帝有所敬畏，理性能否对皇帝形成制约则要看皇帝的心情。

    早期儒家与上古神学其实密不可分，孔子虽然不怎么谈鬼神，但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相反他还相信麒麟降世会带来太平，并且因为好不容易出现的瑞兽麒麟被人打死，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从此搁笔不作，不久便与世长辞，即所谓“绝笔于获麟”。

    到了前汉董仲舒时，儒学糅合了道家、阴阳家思想，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并且会对人间的事做出反应，具体怎样反应是一门学问，叫做“谶纬之学”。这一点，一下子就获得了汉武帝的认可，因为他的思想，极大的附和统治者的统治，甚至有了之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后汉建国，光武帝得谶纬之力甚多，之后历代皇帝也都对谶纬加以发展，最终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学体系，甚至连东南西北中五方神只是谁都一一规定好了，班固的《白虎通义》便一一解释。

    当然，不止如此，为了更加巩固天命论，自汉以来，就不断依照儒家典籍，将社会实际事物改变，从而更符合天命论的传播。比如《尚书》等儒家典籍中的语句就成为带有神圣性的教义，前汉甚至曾经根据《尚书》、《周礼》的辞句把九州改为十一州，把宰相改为三公，使现实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

    甚至于，太平道起事时，向栩提出“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的平定黄巾蛾贼的论调，其中也不无天命论的影子，当然，这个提议，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真。

    但身为名士的向栩，如此信奉儒家经典《孝经》，甚至它的经文简直有了滔天的法力，可以平乱。可见如今的儒家已经成为类似佛教的法则宗教，虽然没有造物主那样的唯一真神，但有神圣性的法则，如同佛法一样的儒经。

    如此说起来，儒家的思想此刻跟宗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甚至可以直接称其为“儒教”了，只不过这是官方并未如此定义而已。

    不过既然是带有神性的宗教，理论上自然高于现实的皇权，如果皇帝干得不好，可以借上天的旨意让他退位，这就是改天命。

    前汉后期的儒生眭弘、盖宽饶都曾劝汉朝皇帝退位让贤，虽然都被找借口干掉了，但汉朝皇帝并不敢说天命和禅让本身不对，因为他反对，也就是在反对大汉统治天下的根基。

    是时，前汉政治每况愈下、难以挽救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汉朝皇帝应当退位让贤，以儒学宗师刘歆为首，大家认定这个“贤”就是模范儒生王莽。于是王莽代汉称帝，立志建造儒教教义描述的理想世界，却因施政脱离实际，引发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到了东汉，东汉皇帝有意宣扬谶纬，维护自己的神选地位，同时也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不再让儒生有改天命的机会，从而夺位。

    当然，这些举措都是暗中进行的，自光武刘秀以来，他们都是大力大展儒学，同时也在控制好儒生的思想，所以将东汉中后期，大力发展外戚、宦官势力，使得他们交替专权，与儒学士大夫抗衡。

    不过，这种天命说，也并非一直深入人心，时代在变，局势在变，当中国内部，再一次经历汉末三国般乱世时，天命说再也禁锢不了民众了，新的思想随之诞生，

    经历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惨烈乱世，王纲解纽，百姓看到君王夺位不一定长久，所谓天命纯属君主自己贴金以后，社会现状却如后晋宋初学士安重荣所言道：“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从此，自中唐开始，以柳宗元、欧阳修为代表，天命论在逐渐成为社会支柱主题的士大夫那里已经逐渐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仁政说。即士大夫更多的从现实层面要求皇帝行仁政，来获得政治合法性，而不再关注是否受命于天的问题，从秦汉以来带有神学意义的五德终始、传国玉玺等神学天命的元素也不再被重视。

    这才有后来，让得士大夫为之称颂的大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士大夫眼中，天子再无神权天命加持，只是他们支持维护统治的人而已。至于为何维护统治，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毕竟，自宋明以后，中央朝廷都不能完全统计出地方的户口税收，而士大夫们，也逐渐开始了寒门崛起，便可享受奢华生活的通天道路。

    而为何统计不了地方户口税收，原因自然很多，最大原因自然是寒门崛起的士大夫们，为了成为豪门，为自己谋私而已。

    在宋，即使高薪供应士大夫，但是官场贪污受贿，个人土地兼并，依旧成为惯例。而到了严格控制俸禄的明，从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士大夫们，自然更加不想过苦日子，搜刮更加卖力。

    倘若宋明能有秦汉在地方上的控制力度，下至一乡、一里，都能查清户口，登籍在册的能力的话，恐怕这些士大夫们，能上下其手的机会就不会有多少了。

    反正于士大夫而言，能和皇帝平起平坐，自然就不会再有先人对于君权神授的敬畏之心，他们可以在外面利用皇帝名义为所欲为。而皇帝，按照他们的仁政思想，就该坐于深宫，在他们的支持下，垂拱而治，所见所闻，所该知道该想的，都该是他们告诉皇帝的，不和他们思想一致的，那都是禁制，是毁坏社稷，亡国之举。

    当然，放在如今的大汉，士大夫虽未出现，但是士人却已经在了。

    自党锢以来，士人受打压迫害甚重，早就存了换天命的想法，比如他们有的人想立容易控制的小皇帝争权，有的人支持太平道，有的人却想着政变……无疑，适才说话的阎忠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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