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倒是没有生气。

    包统的问题并不严重，甚至朱由检可以给包统一个新的王爵，以示对包统归顺的一种赏赐，让更多的人对大明进行归顺。

    当初隆庆议和，可不是大明与俺答汗，也就是顺义王打输了，才议和。

    大明的议和唯有打赢的时候，进行议和，只有在打赢的时候，才能在谈判桌上结束战争。是一种结束战争的手段。

    所以总是有人在讨论澶渊之盟对大宋的影响，却很少有人讨论隆庆议和对大明的影响，因为隆庆议和的本质是大明对蒙兀俺答汗系蒙兀人的征服。

    这种征服，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征服，同样有教化之功。

    包统的汉名，以及他学习汉学，都是典型的例子。

    不管是恩封顺义王爵系，还是开放边事贡市贸易，亦或者建立归化城这样的城池庇佑蒙兀遗民，都是大明彰显自己仁德的同时，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

    而朱由检对包统的恩赏，更多的是一种处于树立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

    国家主义，又名：名族主义（名民，防和谐。）

    当然，有些人一看到这四个字，一看到民·族·主·义，立刻想到种·族·主·义，立刻想到昭和、**、独裁，立刻想到对外扩张，立刻想到发动战争，立刻想到尸骨累累。某些人的想象力唯有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就像是对着一个胖子说少吃一点高脂高油的食物，防三高是良心，对一个饿的皮包骨头的百姓说少吃一点防三高怕是石乐志。

    大明一点名族意识都没有，何谈种族灭绝的土壤？

    名族国家是一个中性词汇，它本身只是代表着一个拥有相同文化、习俗、语言、相貌、乃至饭食、衣着、笑话的族群，所共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而名族国家并非单独一个族群就可以完成。

    它可以是一个族群共同体，由特殊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名族综合体。

    而东亚这片广袤的区域，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拥有文化联系，拥有稳定的经济贸易的活动，拥有相同的心理素质，这一切都是大明名族化的根基。

    所以包统的出现，并不会影响朱由检对大明的名族化，而是有利于朱由检的名族化的统治。

    朱由检为什么会立根于名族主义，推动的大明的政权进化？

    因为其余的意识形态，都抽象于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又抽象于客观事实。

    客观事实产生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产生意识形态。

    无论何种政治哲学诞生的意识形态，都带有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叫做异端。

    政治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家们，通过对社会的观察进行总结，无论多么脚踏实地，都不可避免的出现形而上的讨论，理想化。

    但是大明两万万人丁的思维怎么可能完全一样？

    在总结出政治哲学本身的时候，就会出现对立，就会产生异端，为了消灭异端，无所不用其极，进而出现党争，进而出现让人匪夷所思之事。

    比如大明朝的熊廷弼被传首九边，就是类似于西党、浙党、楚党、东林党、京党、阉党斗来斗去的党争。

    第二个叫做普世。

    除了名族主义外，其余的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普世价值的倾向，它们往往带有极强的破坏性，破坏既定的政治框架和平衡，并且依照自己的理念，对既有框架进行改造。

    而这种改造的破坏力，大明眼下压根承受不起，本就腐朽的王朝，若是强行用意识形态去束缚改造，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大厦倾覆。

    第三个叫做务虚。

    强调实践，崇尚现实，本身就是一种务虚，空谈，伴随着空谈出现的就是内耗和空转。

    亦如眼下大明朝，朝臣们为了节省开支而上书请求裁撤驿站的诏书，其中有坏坯在居中谋求私利，但是更多的人在侃侃而谈，坐而论道，从来不脚踏实地的考虑问题。

    也就会出现倪元璐这样的人，明明不坏，但是蠢了些，就会误入歧途。

    第四个叫做教条。

    何为教条？

    就是攥着某些人的解释，反复的唠叨，孔子老先生都已经去世近两千年了，大明的儒家学子们，还在抱着两千年前的文章呓语，哪怕是王阳明的心学，依旧有无数的弟子以得到王阳明的亲手批注而喜不自禁。

    丝毫不考虑这些两千年前的文章或者王阳明的文章，都有鲜明的时效性。

    这些蕴含着道理的文章，慢慢变成了经文，经文又变成了教条，教条最后变成清规戒律。任何不符合清规戒律的解读，都是异端。

    这四个特点相辅相成，不停的制造着地上神国式的乌托邦，理想中的世界，但是却脱离群众，脱离民众，脱离实际，渐行渐远。

    而这些特点，大明的无为教和无为老母，完全符合所有的特点。

    而名族主义，却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名族主义本身就诞生于客观事实，并没有政治哲学家的总结，没有政治哲学的出现，直接产生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自从北宋末年，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狩之后，名族主义的构建，就开始有了根基，而岳飞被宋高宗赵构所杀，本身就是在打断中国名族主义国家构建的进程。

    而大明的立国，驱逐北元，复中华衣冠，本身就是一种名族主义国家构建的推动。

    但是朱元璋这个人重视家庭，广封朱家子弟为各种王爵，世世代代享受大明百姓的奉祀，这本身也是一种打断名族主义国家的构建。

    教员最是看不得明史，看明史最生气，但是他还是将厚重的明史，传记小说看完，去研究朱元璋的一生，朱明整个朝代。

    所以除了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外，大明没有其余的出路。

    朱由检拍了拍自己的座椅，一旦开启名族主义和名族共同体构建的时候，名族主义必然会走向三民，名族、民权、民生。

    但是走向三民，朱由检再次陷入了朱由检必死循环。

    不推动大明名族化，就无法避免大明的灭亡，朱由检必死。

    推动的大明名族化进程，就无法避免大明皇室彻底没落，大明皇帝必死。

    这就是个死循环，不管怎样，他都死定了。

    不过想来想去，反正都是个死，何不亲手决定自己的死法？

    所以，朱由检选择了推动大明名族化。

    “万岁爷，田尔耕在殿外候着，说是王化贞的案子，请万岁爷圣裁。”王祖寿打断了万岁爷的沉思，站在暖阁外小心的说道。

    “宣。”

    田尔耕拿来了厚厚的卷宗，还带着刑部左侍郎张九畴。

    刑部尚书薛贞在京师明公刺王案中，已经被郭怀礼给一刀剁了，张九畴是此时的刑部主事官员。

    王化贞的案子极其复杂，大明皇帝要求年前结案，给大明的九边军镇一个交待。

    本来田尔耕办案还是心里有数，对王化贞的罪状如数家珍，王化贞知道自己必死，交待的很迅速，只求速死。

    但是查着查着，就没办法追查下去了。

    因为牵扯到了毛文龙，让案子停顿了下来。

    毛文龙是左都督平辽总兵官，大明一品大员。

    毛文龙的祖父本是山西人，时代在山西经营官盐，开中法后，盐政无以为继，毛文龙的祖父带着家眷，迁徙到了杭州。

    而之后毛文龙的父亲毛伟，弃商从儒，纳捐为监生，想要考取功名，结果数次不中后，断了念想，就娶妻生子，有了毛文龙。

    而毛伟的妻子，沈氏。就是王化贞案无法推动的核心人物。

    沈家乃是杭州的首富，有“杭州甲族，以沈为最”之称。

    毛文龙仅仅九岁的时候，毛伟病故，而那时毛文龙的母亲，就带着他，回到了沈家，这叫做携子依弟，母子二人，依靠着毛文龙的舅舅沈光祚过活。

    而毛文龙的舅舅沈光祚是万历乙末科进士，在官场上混的如鱼得水，从开封推官到山东布政使，再到京城顺天府丞，顺天府尹，一路上顺风顺水。

    毛文龙从军，就是依靠着舅舅沈光祚的介绍和推荐，毛文龙就成为了王化贞手下的练兵游击。

    所以王化贞的案子想要推动下去，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沈家。

    所以田尔耕不得已的进宫请示万岁爷，是否继续追查。

    “袁太保怎么讲？”朱由检思考了片刻问道。

    田尔耕有些犹豫的说道：“查到王化贞和毛文龙以及沈家的关系之后，臣曾经送了拜帖给袁军门，袁军门说让我们继续追查。”

    朱由检握着手中的奏疏，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倘若沈家没问题还好，若是沈家有问题呢？

    那必不可少的追查到毛文龙身上。

    但是袁可立这一个继续追查，让朱由检非常难办。

    因为毛文龙和袁可立之间有一些龌龊和间隙，而且很难修补。

    袁可立作为毛文龙的靠山，在朝中多有为毛文龙说话，请功的举动，但是坏就坏在了请功这两个字上。

    天启三年时候，毛文龙上书请功，说是打下了满浦、昌城之捷，击杀了近两万的建奴，请求恩赏。

    当时袁可立就派人查了查，最后发现这两万多人中，只有一千建奴兵，其余都是朝鲜人。炮火响起之后，朝鲜百姓互相践踏，死伤极多。

    随后袁可立据实上报，这两万首级从何而来。

    好大喜功的将领，不失于慎的巡抚，毛文龙切实的领到了自己的军功，巡抚在皇帝面前刷了个忠于君命的脸。

    这本来就是地方大将和朝中大臣们相互配合的戏码，当年戚继光和张居正在平倭、镇守蓟门、驰援辽东上不止一次上演。

    本来都是惯例，结果坏就坏在了一些明公身上。

    东林狗狠起来，连自己人都咬。

    宋祯汉、宋师襄、方有度、庞尚廉这四个人就开始抓着这出戏不放，在轮番上奏章抨击袁可立庇护毛文龙，连瞒报虚报军功都不惩戒，连章抟击。

    这四个人，还在私底下派出了说客，去哄骗毛文龙。

    毛文龙压根不知道朝堂旋涡有多深，也不知道袁可立正在遭受怎样的弹劾，就被忽悠瘸了，他上了个类似于五大怨的奏疏，说的东西都差不多，说没有饷银、没有粮草、日子过得苦，抱怨了一大堆。

    但是在皇帝的眼中，就是毛文龙这个总兵官和袁可立这个巡抚不和。

    要是和气怎么还会有怨恨呢？

    袁可立深知毛文龙皮岛的战略重要性，不得已，连上七道奏疏，致仕离京。

    袁可立一离京，毛文龙被欺负的就更惨了，到那时毛文龙才知道自己上个明公的当，还专门去找了趟袁可立上门请罪，袁可立闭门未见。

    站在袁可立的视角，毛文龙到底是被哄骗，还是出于本心已经不可考究，按照从迹不从心的原则，毛文龙这个行径就等同于背叛。

    虽然袁可立下野之后，一直积极为毛文龙说话，但都是出于公心，没有私情。

    大明类似坐师反目成仇的数不胜数，比如大明最有名的就是张居正和万历皇帝，是君臣也是师徒。

    万历皇帝抄了张居正的家，内侍抄了十万银不满足，问张居正的儿子要二十万两。

    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拿不出，只能自杀以示清白。

    张居正的母亲知道儿子病逝，孙子自杀的消息后，也撒手人寰。

    张居正的老二、老三也被革了功名充了军，生死未卜。

    比如袁崇焕和孙传庭，孙传庭被迫致仕之后，袁崇焕直接在山海关为魏忠贤立生祠，一句话都不为孙传庭说。

    孙传庭是袁崇焕的后台，两人不和。

    袁可立是毛文龙的后台，两人不和。

    张居正一步一步的教万历怎么当皇帝，万历皇帝最后把张居正整个家门都给折腾散了。

    “朕相信袁军门，继续追查就是。”朱由检想了想，袁可立应该是知道沈家和王化贞牵连不大，所以才如此批注。

    田尔耕有些犹豫，最终还是领命而去，跟着张九畴奔着京师沈家府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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