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在文中选择的皇朝是司马家的晋朝，不过相信各位看官也看的出来文中朝代的军制和官制其实是依据北宋来写的。

    其实文中的时代背景基本是我按照北宋来的，无论是大理还是党项都是这个朝代的真实存在。不过那时北方威胁北宋的是契丹人，而鲜卑人早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了。不过我看了一下辽人的历史，真是服了，我决的北宋的制度在中国已经够混乱的了，可是辽更加乱，读金庸小说的我一直认为辽国就是实行南、北二院制度的，可是历史上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不多说了，说多了就要没完没了，反正我是放弃了，就让鲜卑人补上了这个位置。

    回到正题，关于北宋我为什么要将它改名字，说白了就是我自己心里有点看不起这个朝代，*的词中将唐宗宋祖是放在一起的，可是终北宋一朝它的军旗都没有在关外展开过，甚至连汉家自己的土地——燕云十六州都拿不回来，（或许你会说这些地方是石敬塘手里丢的，可是北宋虽然有想法，却没有实力拿回却是事实，你更加不要说北宋曾经收回过燕云十六州，那可不是北宋的军队有多厉害，那是用钱赎回来的。）所以我就在这里投换了一下概念。

    在谈谈北宋的军制，宋军分禁兵、厢兵、乡兵、蕃兵、上兵、弓手、屯驻大兵等军种。北宋的军队也确实是庞大，水浒里的林冲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个八十万禁军可不是吹出来的，北宋的禁军确实有八十万只多，甚至最多的时候还不止这个数。在中国的其他朝代，禁军是皇帝的亲军，一般都驻防京城的。北宋的禁军却是另外一个概念，指的是国家的正规军事力量，正真意义上的禁军实际上是御前的诸班、直才是。而其他的军种如厢兵却只能算是国家的杂役。

    而禁兵本身也够后世的学者们头痛的，这些军人被皇朝的种种法令驱使着，为的就是防止那些领军的大将做大，威胁皇朝的存在。所以就能见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些画面。几十万禁军士兵根本没有固定的驻防地，他们不停的在各个驻防地跑来跑去，也亏了朝廷能计算的这么精确，几十万人马在这么大的土地上调动，还要保证各个防区都保留足够的军队抵御外地入侵，我这个在今世做物流的都要佩服，对他们这套如此完善的兵制我只能选择放弃，好在作为赵宋皇朝起家的老班底上四军是不用这个辛苦的跑来跑去的，所以我把主角放在了龙卫马军，算是选一个软柿子捏吧。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一下北宋的军制的话，可以看看王曾瑜所写的《宋朝兵制初探》，不过千万不要看晕了才好。

    在说北宋的官制，我看了一下宋史的职官制，看的就剩下一个晕字了。似乎北宋皇朝的本意就是过去一个官做的事情，就一定要拆分开用二个、三个甚至更多的管来做，终北宋一朝这个国策始终被严格的执行了，所以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官多的数也数不过来，也难为了那些苦心研究宋史的专家们，换了我光看这一连串的官名就晕了。

    宋代的官职分官、职、差遣，宋史上说，“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官用于寄禄，相当于现在的行政级别，仅用于确定待遇，宋代官名和实差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关的，部分有实差的官又叫做职事官，用以区别寄禄官。职是指馆职（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等的职位），加上些虚衔如大学士，学士等，来表示高级文官的清贵地位。差遣才是真正的职权所在，一般都带有“判、权、知、直、监、提举、提点”等字，理论上算是临时性的职务。光有官名而没有差遣，就好比今天的处级科员一样，待遇上去了但毫无实权。

    比方说，《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曾担任过的一个职位，“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其中户部郎中是寄禄官，元丰改制后改为朝议大夫、正六品，不过范仲淹另带馆职——从三品的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其地位等同于从三品，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才是真正的差遣，经略安抚使节制一路军政大权，副使是其副手，延州知州掌管延州一州的军政大权。如果你光看这个由22个字组成的官名而不看解释就能懂其真实的含义，小弟在这里佩服、佩服，反正我是看不懂的，要知道从正六品到从三品足足有四个级别，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天差地别的二个级别在北宋就能如此完美的加在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事情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但到了北宋居然是像家常便饭一样也确实是门艺术了。

    在说北宋的经济，这个和北宋的宋词一样，或许是北宋为数不多值得骄傲的了。北宋的商品经济实在是很发达的，这也是我将这篇小说定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最最主要的原因，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而这一切事实上并不是北宋残酷剥削老百姓来的，而是皇朝内部发达的商品经济带来的，或许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我也不知道将书里的时代定在北宋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如同夕阳一般的皇朝，国家本身的软弱决定了这个皇朝不可避免的走向灭亡，而夕阳无限好，夕阳本身也是美丽的。我所想写的，就是这个夕阳笼罩下的帝国走向崩溃后的时代，一群英雄们在黑暗中找寻着希望的故事，或者说迎接那即将在明日再次升起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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