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支军队的后勤，也就是古代所谓的辎重，是困扰了中国自古所有将军们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难题从来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偏偏又是无法回避的.

    我整理了一下关于宋军辎重的一些东西，同样是王曾喻先生的著作中的资料，我不愿意像网上的军文那样，动不动就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大军的规模在开战，却连最根本的辎重问题却一个字也不提，难道军队就不需要吃饭的吗?

    我会努力按照战争固有的游戏规则来写小说，毕竟一支不知道如何解决辎重问题的军队那是更去送死没有什么区别的，以后的写作中，辎重问题的基本架构将按照下面列举的资料来写，毕竟这是宋朝军队和多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几百年的战斗中摸索出来的，能在这样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这套处理辎重的法则能生存下来，也必定有他的可取之处.

    当然也不会一成不变下去，如果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自然也会说明.

    在军事史上，并非所有的军队都是有后勤供应的，例如辽军就往往不组织后勤供应，按照辽朝兵制，“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史》卷34《兵卫志》)。然而在敌方坚壁清野，野无所掠之际，辽军也就无法持续作战。后勤供应从无到有，自然是军事史上的一个进步。

    古代战争的后勤供应，自然比现代战争简单得多。后勤供应基本上即是粮草的供给，兵器(主要是箭矢之类)、犒赏物等不占主要地位。然而在落后的交通设施下，后勤供应无疑又是非常艰难的。

    宋时的口粮标准是“人食日二升”(《梦溪笔谈》卷11)。辽朝兵制规定，“每正军一名”，带“粆一斗”(《辽史》卷34《兵卫志》)，即只有五天干粮。据宋琪说，宋朝一个军士，以“军粮自赍，每人绐耖二斗余，盛之于囊以自随。征马每匹给生谷二斗，作口袋，饲秣日以二升为限。旬日之间，人马俱无饥色”(《长编》卷27雍熙三年正月戊寅)。十天的口粮，大致上可说是军队自带粮食的极限。绍兴六年(1136)冬，岳飞攻打蔡州，“有兵二万人，七分披带，持十日粮”(《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在战士仅有一万四千人，另有六千辎重兵、火头军等不入队人的情况下，也只能带十天口粮。可见光靠军队自携粮食，是根本不可能持久作战的，只能因粮于敌，或者组织后勤供应。

    因为道路有好坏之别，末时在不少场合，还往往无法用车运粮，而只能用人夫负粮或者牲口驮粮。按当时的“运粮之法，人负六斗”，“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关于宋时人夫和各种牲口的负运粮额标准，据《梦溪笔谈》卷儿。《长编》卷469元祐七年正月壬子：“驴、骡每头运粮一石。”骡的运粮额比沈括之说少五斗。]王绚说：“行师十万，月计粮饷一石数者，七万有奇。”(《会编》卷175)按照每人每月消费六斗粮，应为六万石，另加马匹等消费，故需七万石以上。七万石粮的消费数额，相当于十一万六千以上的民夫，或七万头驴，或四万六千匹以上的马、骡，或二万三千匹以上的骆驼的运输量。然而民夫和牲口自身又需食用粮草，故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动用民夫和牲口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依据沈括的计算：“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所以他的结论是“凡师行，因粮子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在实际上，“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牲口“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梦溪笔谈》卷11)。沈括参加过宋夏战争，有一定军事经验，他对宋时的后勤供应问题，可算是作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的总结。

    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凡乎无例外地需要征调大批的民夫和牲口。宋神宗时，因交阯发动对广南的侵略战争，宋军举行反击，总计集结“约兵十万人，马一万匹”。为了应付这支大军的后勤供应，“买水牛驮米，其牛便充军食”，可将原定“合用般粮人夫内减一半”，即使如此，也须“以二十万人节次般运”(《长编》卷274熙宁九年四月丙戌朔)。元丰五年(1082)，宋朝与西夏作战，“会聚诸路兵马并在泾原，约正兵。厢军二十万，马四万，辇致刍粮百姓又约二十万，头口二万”，尽管厢兵也参加运输，“且以百日计之，所损百万斛矣”，“计往还八、九运，方足百万之数”。然而这仅仅是粗略的数学计算。“缘山涉水，不无艰险之呃；经历时月，不无风雨之阻；深入贼界，不无抄掠之虞；驾喝之人往来界外，不得止息，劳苦既久，不无逃散之患，车乘头口，冲冒暑雨，负重致远，饲秣不时，暴露绵久，不无死损之数”(《长编》卷325四月庚辰)。足见当时要长驱深入敌境，后勤供应又是多么艰难。

    为了便于军队食用，宋时还大量制作耖之类乾粮。开始是“配坊郭户，人以为扰”，故后来又改为“令就粮指挥有室家兵级分造乾粮、麻饼，量给茶、酒、柴、水钱”(《长编》卷245熙宁六年五月甲寅)。元丰五年(1082)或稍早些时候，陕西都转运司共造“乾粮千八百九十万斤”(《长编》卷327元丰五年六月辛亥朔)，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当时还研究了各种乾粮、硬块盐、粗布醋乾、乾豉的制作方法，“边兵远行，则有糜饼，皱饭、麨袋、杂饼之类”，其中糜饼“切作棋子”大小，“曝乾收贮”，“如路行及战阵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武经总要》前集卷5《赍粮》)。

    每一次较大规模和大规模的战争，其后勤供应几乎都不可避免地给民间带来很大的痛苦和骚扰。宋太宗时，宋琪就说：“每见国朝发兵，未至屯戍之所，已于两河诸郡调民运粮，远近骚然，烦费十倍。”(《长编》卷27雍熙三年正月戊寅)赵普也说：“百万家之生聚，飞挽是供；数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长编》卷27雍熙三年五月丙子)宋太宗晚年，西北与李继迁作战，“送刍粟四十万于灵州”，中途遭敌军袭击，护送的宋军战败，“丁夫相踏藉，死者数万人”(《宋太宗实录》卷??至道二年四月甲戌)。宋神宗时，与西夏交战，“丁夫发尽，已差及妇女”(《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己丑)，出塞征战的“兵夫冻馁，僵仆于道”(《长编》卷318元丰四年十月己卯)。故后来再次征调时，民夫“皆惮行，出钱百缗，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栅山泽，不受凋，吏往逼呼，辄殴击”(《宋史》卷4674李舜举传》)，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

    南宋也有同样情形。绍兴初年，在艰险的蜀道运送军粮，“役夫饥饿疾病相仍，毙于道者三之一”，“计其所运一石，民间费七十千”(《要录》卷110绍兴七年四月丙辰)。绍兴十一年(1141)淮西大战，“建康尽刷老弱及上元、江宁二县民夫运粮，人持六斗米”，由于张俊、杨沂中等军战败退遁，“军民皆弃所负之米于道侧而去”(《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辛亥)，造成极大的浪费。宋理宗时，曾打算乘金朝灭亡之机，出兵收复河洛，被蒙古军击败，“调夫竭力办装，以应河南之役，父行子哭，夫行妻哭者在在皆是”，“桐城之夫，科者万五千人，舒城之夫，死者不下数百众”，“边民累遭科扰，几不聊生”(《鹤林集》卷17{论保淮事宜疏》)。

    总而言之，宋代的军事后勤供应，虽然要比现代的军事后勤供应简单得多，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交通条件之下，却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而且必然会使人民承受巨大的痛苦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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