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蒂真相》的作者，是意大利统一社会党领袖、着名的自由主义者马泰奥蒂。1923年，依据对墨索里尼“黑衫党”、暴力小组的深入调查，马泰奥蒂写出了这本风行欧洲、轰动一时的着作。次年，他遭遇了黑衫党成员的暗杀，年仅39岁。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本旨在概述黑衫党暴行、揭示法西斯意大利恐怖前景的着作，却使刘健群成为中国最早也最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之一了。1969年，刘健群心情不无复杂地谈到，“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来是很落后的了，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

    所谓“进步”，与布衣团构想的自身不足、缺陷有关。如果说，布衣团以及“限制成员个人财产”的特色，旨在为执政党开一剂药方，那么，它却没有谈及社会、民间。而在满洲沦陷、亡党亡国近在咫尺的背景中，所有从容的设想、渐进的反腐，都是不合时宜乃至近乎可笑的。与蒋介石一样，此时的刘健群，也急切地要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以动员社会、唤醒民间。

    最能够动员社会、唤醒民间的，莫过于法西斯主义。不是吗？以法西斯意大利为例，千百万人团结了起来，并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腾飞、国家复兴；不是吗？以尚未执政的纳粹德国为例，希特勒的演讲、纳粹党的政纲，也使千百万人如痴如醉。刘健群认为，在这样的关头，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一年秋天，在满洲沦陷、社会动荡的惨淡背景中，刘健群开始起草一份《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书》。后来的历史表明，就是这份长达87页，行文流畅、语真意切却急功近利、思想平庸的文件，伏笔了力行社后来的纷纭毁誉。

    “我们的党已经完全堕落了。现在，它仅仅是军阀、官僚和政客争权夺利的一个竞技场……”在《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开篇，刘健群这么写道：“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党的各级书记长和党员的相互冷漠、相互利用。至于党员和各级书记长的关系，更是令人齿寒，这些所谓同志彼此间的热爱还比不上同乡或同学……”

    紧接着，与宣介溪、布衣团成员的对话，也大段大段出现了，“被群众所痛恨”、“源于党的失败”、“看不到党的工作”。在列举了政府与民间、官僚与基层的严重隔绝后，刘健群笔锋一转，以“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为标题，开始了它的第二部分。

    刘健群认为，由于历史、“正统性”的原因，骤行兴替、完全撇开现有的党组织是不现实的，它会引发“激烈的争吵”乃至党的再次分裂；他说，“我们赞成保留党的原有的结构，但是此外在党内应组织一个献身于民族和普遍民众的队伍，它将给党注入活力并培育出党的精神”……

    这个队伍，就是“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它将以青年为主，完全实行布衣团的“限制个人财产”，并注重吸收海外的华侨青年；它将重新唤起民众对国民党的希望，而随着时间流逝、人世演替，它将成为国民党的主体；它将占据“中央执委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那时，国民党也就焕然一新、浴火重生了……

    又何止于此？在接下去的篇幅，刘健群语言晦涩然而意图明确地谈到，复兴的意大利有黑衫党，德国有褐裳队，因此，这个团体才定名为“蓝衣社”；他躲躲闪闪地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主义而无策略，有纲领而无方法……应以黑衫党、褐裳队为借鉴”。换而言之，他所要剥离的，不仅是国民党的组织之壳，还有它的立党之意……

    法西斯主义的关键，当然是领袖。为此，刘健群反复强调，“假如领袖好，那么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迅速发展；假如领袖不好，那么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不可避免要走错路”。他认为，中国还没有产生那样的领袖，类似印度的甘地、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非凡的精神力量团结全党、号召全民，但他坚信，“中国专制统治的漫长传统和缺乏内聚力的现状，必然会催生这样的领袖……超人会出现，并领导起革命运动”……

    在这样一个领袖的号召下，蓝衣社成员将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在“收入等同于普通民众”之外，举凡娶姨太太、吸食**、出门坐头等舱乃至跳舞，都在取缔之列；至于贪污和腐化，更不必说了，“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刘健群认为，只有这样，蓝衣社才能成为“辖区内……民众的无形核心”。

    反过来，在蓝衣社统治下的千万民众，也必须把财产、生命乃至后代的命运，托付给国家和领袖。他们要以日常生活来表达这种托付。在刘健群的规划里，蓝衣社统治下的中国民众，要尽的义务极其烦琐：大至服兵役、被动员、随时准备牺牲，小到准时作息、清洁居所、监视邻居的异端言行，乃至见到领袖画像时必须肃立、闲谈到领袖时必须恭谨……

    那么，怎么培育出民众的这种自觉呢？刘健群认为，这就需要效仿已执政的法西斯意大利、未执政的纳粹党，乃至已一跃而为世界强国的苏俄，需要将每个人的一生切割为若干时期：幼年时，他必须加入蓝衣社的儿童组织，并在学校、所在儿童组织的监视下成长；倘若他聪明、出色并且对蓝衣社充满向往的话，那么，他就能优先加入蓝衣社的预备组织，并以此感召其他的学童积极向上。

    这样，到一个人初初成年时，他必定是忠诚的、可靠的。他也就可以正式加入蓝衣社组织了。这么一来，中华民国将出现一个由领袖、蓝衣社、普通民众组成的金字塔型社会，并以此实现国家的统一、富饶和强大……

    这就是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年轻政客为所有中国人设计的命运。

    命运有意地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滕杰和刘健群，几乎同时想建立一个“旨在拯救国家”的团体；并且，这个巧合如此完整：一个来自外患、一个源于内忧；一个突出组织，一个强调理论；一个致力于基层、“秘密”，另一个鼓吹着领袖、“改组国民党”；一个用缜密的思考，另一个不乏狂人的激情……在他们的笔下，民国种种奇形怪状、混沌原始的党团模式，无不具备。“蓝衣社”集大成着民国党团活动的所有特征。

    把两份文件叠合在一起，后人可以看到，那就是力行社、“蓝衣社”全部的历史轨迹：在军政党宪特的众多秘密小组、对日本的鲜明态度、对苏区的疯狂杀戮、对众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野蛮迫害与暗杀，一波又一波卷起的法西斯鼓吹运动，对蒋介石独裁地位的不断强调，以及后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令人生畏的军统局……直到最后兵败台湾、灰飞烟灭。

    后来席卷全国的蓝衣社运动，在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身上，完成了主要的理论储备。它让人叹息于历史惊人的戏剧性。

    1932年年初，在几经修改后，长达87页的《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终于定稿了。在临近春节、稀疏的鞭炮声不时响起的日子，刘健群和宣介溪买舟沿长江而下，试图以戏台故事里常见的“上书”方式，去游说、征服蒋介石。在这一路的船头，他既心情激荡，又忐忑不安：那个毕生以三民主义、孙中山信徒自居的人，那个为人处世都以宋明理学为标榜的人，会采纳这个来自欧洲的“意见”吗？

    那个以军功起家、在党内资历极浅，为使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名正言顺，乃至不惜炮制出“英士即死，吾师期我以英士，执信继死，吾师并付以执信之重责，而责我一人”的神话的人，会不会为了避嫌，而或黜或囚甚至杀了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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