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看着翁百龄道：“翁站长，路长官对你们那天在百乐门的行动有些疑问，请你来解释一下。”

    翁百龄看着大模大样坐在戴笠旁边的路鸣，心里就有一种拔枪的冲动，不过他真的不敢，上次拔枪受到的处罚太严厉了。

    不用说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只要他有任何不恰当的举动，那就不是降格为代站长能够了结的了，真有可能被一撸到底，发配到前线去充当炮灰。

    “长官，我不知有什么疑问？”翁百龄装作没听懂，口气怪怪的。

    “上次我们得到情报，说是共产国际的特工要在百乐门秘密会见上海地下党，当天是你带了十多个弟兄去蹲守的，你跟路长官说说当时的情况吧。”戴笠开口了，故意不提宁馨儿被绑架的事情。

    “是的，长官。”翁百龄回答着戴笠的提问，目光却瞟向了路鸣。

    “那我问你，根据在百乐门冒充工作人员的常贵樱子和川木凛交代，当天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复兴社的人，所以我很疑惑，你们的人当天都在什么位置上？”路鸣尖锐地问道。

    “当天我只是带队，如何蹲守，任务并不是我布置的，所以具体什么人在什么位置上，我并不清楚。”翁百龄冷漠地踢走了皮球。

    “你不清楚？好吧，当时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路鸣继续问道。

    “我就是在舞池外面的桌子上喝酒，一直没动，直到有人大喊宁小姐被绑架了，我才带人过去查看。”翁百龄说道。

    “哦，这样啊，那么当天的任务是谁布置的？”路鸣又问道。

    “这……我不知道，我当天过去只是充当联络官，以防和兄弟部门的人发生冲突。”翁百龄看了看戴笠说道。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安排呢，据我所知，百乐门很少有执法部门的人在里面跳舞，即便有，也就是一个两个的，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啊？”路鸣皱眉看向戴笠。

    戴笠忙道：“这事是这样的，我得到了密报后，听说兄弟部门也有人会到场执行任务，为了防止发生误会，我决定让翁站长带队过去，这是考虑兄弟部门的人认识他嘛。”

    路鸣看了看戴笠，又看了看翁百龄，心里冷笑，他分明嗅到了一股谎言的味道。

    戴笠一直说这个情报是绝密，那就应该是单一情报来源，怎么可能又被别的部门知道了？除非有人同时向几家情报部门提供情报，有这个可能吗？

    复兴社的线人倒是有不少同时向几家提供线报，为的是多得一份赏钱，但是情报人员绝对不会这样干。

    情报人员甚至有可能做双面间谍，但一个消息卖给几家兄弟部门，那简直就成了笑话，立马会被清除出组织。

    这是情报工作最普通的常识，如此撒谎，可见戴笠也是没招了。

    “咳，可能也是我多虑了，因为我带来的兄弟都是南京过来的，在上海是生面孔，也是担心他们地头不熟，害怕他们跟兄弟部门的人发生冲突，以防万一吧。”戴笠讪讪笑道。

    “嗯，多一手准备总是好的。”路鸣表示赞同道。

    他不想问下去了，再问下去得到的也不过是虚与委蛇，敷衍了事，无论是戴笠还是翁百龄都不会跟他说实话的。

    不过他还是相信常贵樱子和川木凛的口供，那就是他们当天在百乐门的舞厅没有看到一个复兴社的特工。

    戴笠的态度很明确，我就是说谎了，至于为什么不能告诉你真相，你还是不知道为妙，你也不可能通过这个谎言查证出其他问题，就这么简单。

    事情到了这一步，三个人都无话可说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双方已经站在了对立面。

    路鸣认为，戴笠和翁百龄对他说谎话，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戴笠说的有共产国际的特工来和上海地下党联络的事是真的，只是这件事有更深的隐秘，他们为了保住这个隐秘，所以说谎话。

    第二种可能就是戴笠和日本人合流了。

    戴笠和日本人合流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得到了蒋先生的支持。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他，也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中日双方达成了联合反共协议。

    当初路鸣为了躲过追踪，放出风去，说是军火失窃案是日共和朝鲜共-产-党联手所为，或许日本人信以为真了。

    在这个前提下，日本人和戴笠合流就有了一定的可信度。难道绑架宁馨儿就是联合反共协议的第一个产物？

    路鸣还不知道他的这个猜测已经基本接近事实了，只是他没法证明。

    每隔一天或者两天，安意就会来到白天鹅宾馆对面的茶楼里喝茶，一喝就是半天。

    她每次来喝茶都会换一身装束，不变的就是头上的白色草帽还有那副黑色墨镜。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观察着侯亮的出行规律。

    平时侯亮几乎不出宾馆的大门，只有他的儿子和女人一天会出来几次，有一个复兴社的特工跟随。

    那个孩子正是在好动的年龄，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根本待不住，总是跑出来踢球或者买冰激凌、山楂糕吃。

    每隔两天侯亮会去陆军总医院治疗，他出来时会由两个特工搀扶着，一个特工在前面警戒保护，这个特工也是开车的司机。

    他们就在宾馆的大门外上车，然后一直开进陆军总医院。

    陆军总医院是专门给军人治病的医院，不对外营业，所以没有军人证件根本进不去，安意也就打消了在陆军总医院下手的念头。

    现在看来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就是侯亮出了宾馆门后到上车前的那一分多钟。

    安意在心里盘算着，如果从侯亮一出宾馆大门，她立即快步上前，先解决掉那个担任警戒的特务，然后再干掉两个搀扶侯亮的特务，最后一枪解决侯亮。

    这时候在里面保护侯亮女人和孩子的特务也会闻声跑出来，或许她还有机会跟这个特务对峙。

    谁能活下来，就看那一枪的速度和准确率了。

    这一切只是最佳的设想，实际上问题没那么简单。

    从时间上看似乎来得及，问题是她怎么靠近？

    那几个保护侯亮的特务都很警觉，一旦有人接近，就会本能地去摸枪，也就是说一旦她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她要面对的将会是三个持枪的特务。

    她没有把握一口气干掉三个特务。

    如果使用冲锋枪那？

    这倒似乎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可是冲锋枪不好弄到，另外冲锋枪不像手枪，可以藏在手提袋里。

    她必须提着枪过去，也许她还没能靠近，特务们就会发现她，然后退回宾馆里固守，只要五分钟，陆军总医院的警卫连的人就会赶来支援。

    安意又想到了远程狙击的办法，她可以躲过茶楼工作人员的眼睛，上到房顶察看。

    如果在房顶上，使用步枪狙击，或许一枪就可以射杀侯亮，至于那几个特务，杀不杀都可以。

    几个行动方案她一直在脑子里做着比较，思来想去，却无法决定执行哪一个方案。

    晚上回来的时候，安意跟董先生探讨这几个方案的可行性，结果全部被董先生否决掉了。

    董先生认为三个方案都有一些潜在的不确定因素，实施起来危险性太大了，再说了，冲锋枪上哪去弄啊。

    锄奸工作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在我方人员绝对安全的前提体之下，如果存在危险，那就只能继续等待时机。

    因为锄奸对象是固定的，完成锄奸任务的手段是灵活的，并不急于一时一地。

    安意提出在茶楼顶上狙击侯亮倒，倒是一个安全的的方案，但在这种时候想弄到一把高质量的狙击步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搞到一辆车，我开车拉着你，在侯亮出门的时候，我突然开车过去，到他们的车跟前停下，你下车直接对侯亮开车，然后我迅速开车带你离开现场。”董先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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