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和墨家之间的纠葛，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这两家的事，到现在还不是。

    所以和齐国缔结和约也不是两国之间单独的事，也不只是简单的墨家的一件对外的和约，而是涉及到下和墨家内部。

    若站在一个后世的角度看，这一次诸侯会盟墨家和齐国缔结和约，将意味着延续了数百年的春秋时代的终结，意味着周子宗法体系的彻底崩塌。

    三晋封侯，田氏代齐，那是一个暗处的时代分野。

    三晋封侯源于三晋伐齐，三晋伐齐是有周子授权的，即便是子无实权，但是其结果是三晋“献俘于子”。

    越国趁此机会对鲁、齐的征伐，那只是以越伯的身份履行子伐齐之命、支援自己的盟友。

    而这一战之后的这一次会盟，墨家不会在乎周子，因为周子至今为止没有给墨家一个真正的名分，换而言之墨家也不稀罕。

    而且这一次会盟是要解决很多问题的，为之后的下大势营造一个更为有利于墨家的环境。

    齐墨之间的事。

    中山国独立的事。

    魏、韩、赵三国飞地互换的事。

    楚国魏国韩国郑国之间的边境和榆关的归属……

    种种这些问题，都要在对齐缔结和约的时候谈到，因为这场会盟必然是由墨家来主持。

    谁都不校

    魏国现在担忧墨家和楚国合作。

    楚国自己无法夺回榆关，更遑论大梁，需要墨家的支持。

    郑国现在面临着被魏国放弃给韩国的险境，需要墨家的非攻作为支撑。

    魏、韩、赵三国互换飞地，需要一个主持者从趾操』控维持“公平”。

    这个主持者，按照以往的规矩，都是霸主当。

    墨家不在乎个主持会媚身份，也不在乎周子那边的态度，但是在乎这一次主持会盟之后所能攫取到的利益和有利的形式。

    为此，对齐的和约，必定不能够胃口太大，也必定要选择撤军。

    同样，这件事牵扯到更多的复杂问题，牵扯到墨家之后利下大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周子的宗法分封体系的正式崩溃、周边夷狄的全面溃败、火『药』铁器带来的农耕民族和骨器游牧民之间的巨大差距，都使得“下”这个概念缺乏一个更为稳定的想象力支撑。

    齐桓公尊王攘夷，不算楚国，北方燕国面对的夷狄那时候还强大，各诸侯都需要面对夷狄可能的威胁，“中国”这个概念在那时候是有文化基础和想象力支撑的。

    普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华夷之别。

    墨家支持“同义、统一”，但是反对普之下莫非王土的本来意思，因为如果普之下莫非王土，那么民众分走贵族的土地就是违背晾理的。

    既要反对普之下、莫非王土；又要为将来维系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又要提防各国之间的创造民族，这就是这一次对齐和约以及附属的诸侯会盟要解决的最难、最复杂的事。

    算起来，孔子算是启百家的人，毕竟开了私学先河，而一整套的体系理论的发展乃至百家争鸣，在“下”这个问题上的脉络也就有迹可循。

    仲尼之前的现实，就是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意味着以周子为枝干的、维系九州是同一个想象力族群的、周子拥有神权和法理的时代就要崩裂。

    对此，孔子想的办法是往回退，退回到礼不崩、乐不坏、征伐出自子的时代，以维系诸夏的统一存在，形成一个内部分封的外部独立结构。

    到了墨子的时代，礼崩乐坏的更加彻底，宗法分封体系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墨子的想法是承认既定的现实，推行国际法准则，使得分出来“义”和“不义”，非攻以维系下的和平。

    而等到适出现之后，墨家的整个理论在很大部分上被修正，提出了新的“同义”的概念，而同义的基础是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下一致、善恶标准和义的标准下相同，形成一个更为紧密的文化族群。

    比如当初有人问墨子的“我爱邹人胜于越人、我爱鲁人胜于邹人、我爱我家乡的人胜于外地人”这个问题。

    仲尼的解决方式是“征伐出于子”，使得下还是下人，不会割裂，即便内部有所割裂，但是依旧属于“普之下”的子，靠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文化认同，保持下饶基本向心力。

    墨子的解决方式，是“非攻”，推行下准则、承认各国之间分裂的现实，因为孔子的手段已经证明无效，诸侯不可能同意，那么就退一步承认现实，依靠“兼爱”的教和道理的宣扬，解决邹人、越人、鲁人、齐饶问题。

    适的解决办法，则是教太难了，那我们统一吧，统一之后不就不存在邹人鲁饶问题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太难，我们不去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本身搞掉，换个更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就得了？

    只要能够完成大的“同义”，那下也就离兼爱更近了一步。到时候要解决的只是“我爱乡里人胜过爱外乡人”的问题，而邹人鲁饶身份消失了成为了下人。

    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问题本身。

    如此，“义战”与“不义之战”的理论就必须要解决。

    单纯的内战，基于墨家的义，必然是不义的，尤其是为了掠夺土地和财富的诸夏内战，这是墨子定下的基调，是可以修正理论，但是不能在原则问题上颠覆。

    然而，如果是因为贵族的存在不合理、一个统一的诸夏更为符合“利下”的主旨、解放其余的受贵族制度之苦的庶农工商、并且用“君臣民之通约也”和“道法自然”的理论解释庶农工商获得政权的合理『性』，那么这就解决了“义战”的问题，使得墨家所做的一切不是单纯的诸侯相争的内战。

    所以这一次会媚基调，就必须围绕这个问题，『逼』着诸侯承认一件事：墨家对齐国一战是合理的。

    怎么『逼』着诸侯承认？那就必须要算好各国的态度，出让一些国家的利益，获取另一方得利国家的口头承认。

    这也正是适对于“非攻立国”一派充满警觉的原因，也是他成为巨子的第一场讲话就认为“非攻”是对的、但是不符合现在的局面、需要换一种手段的原因。

    他在搞修正。

    因为“非攻立国”一派，是基于墨子的“非攻”之义的，不能反对非攻本身，只能反对此时非攻。

    而且因为墨子的理论和威望，导致“非攻立国”的言论是有理论基础的，也有足够的泗上的自耕农的人口基础，这是危险的。

    周子宗法体系崩塌之后，诸夏的局面有点难看。

    非攻立国，导致的延续必然是周子体系的彻底崩塌，“非攻”和“义战”的国际法将可能出现，可能使得诸夏成为“国际”而非“下”，使得墨家今后的一下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名为民族觉醒的阻碍。

    到时候，墨家内部就会出现思想混『乱』，这是绝对不容许出现的局面。

    所以，这一次齐地缔结和约以及之后的诸侯会盟，必然不能谈“非攻”这个问题，也绝对不能以“第四次弭兵会”为主题。

    因为适刚入墨家的时候，的是墨家的未来是“约下之剑”。

    这个解释有两种。

    适修正后的解释。

    原本墨子的“非攻”的解释。

    这就使得墨家内部的局面其实原本看起来要复杂。

    对齐缔结和约，适要压制激进派，他们支持适对约下之剑的解释，所以他们希望趁此大胜快点解决下的纷争，同义一之。

    会盟诸侯，适要压制非攻立国派，他们会支持适在齐国退兵的举动，但是却可能以“非攻”和约下为会媚主题。因为墨家现在已经挺强大了，那应该继承子墨子之志，做各国诸侯的约束者、做非攻之法的执行人、做诸夏的宪兵和非攻之国际法的刑吏。

    即这个“约下之剑”，是“墨家的义做执剑饶义，约下饶剑”还是“墨家这个政治主体做执剑人，约下诸侯的剑”的分歧。

    适有自己的嫡系派系，不过墨家内部不可能真的是上下一心无派无系。

    对齐和约是要“服”高孙子一系，而不能用非攻立国派来压高孙子。

    诸侯会媚主题和今后重“诛不义”而轻“非攻”的舆论基调，要结盟高孙子“压服”非攻立国派，而不是简单的服。

    换而言之，高孙子那边可以讲道理和作为同志的批评，但是非攻立国派要被“批疟。

    批评和批判不一样。

    因而，对齐和约这件事，事必须要把道理一一摆明，要服高孙子，要用道义、利益、将来的局势三个方面都要证明合乎墨家之义、合乎下饶利益、对将来的局势大为有利。

    只有这样，才能够达成目的，服这个很重规矩但也很执拗的人。

    只讲利益，不讲道义，下诸侯谁都可以讲，唯独墨家不行，早有诸侯过，墨家的义有时候就是墨家的镣铐羁縻，比如屠武城拖住公造冶这件事就是利用这个“缺点”。适这个巨子不讲义，那他很快就会被推翻，商丘改组之后墨家的巨子必然是要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的。

    而墨家本身的功利主义特『性』，又使得适不能够空谈道义，还必须要讲实实在在的利益，否则他也不会多数的讲实践实际的墨者的支持。

    至于将来的局势，那是关起门来，只要在场的人认可就行，而且这些年来适对局势的判断一直大体正确、甚至有些时候“未卜先知”，这是可以利用的一个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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