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

    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上自劳军。

    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

    大明京城文华殿上，魏广德和万历小皇帝相向而坐，小皇帝面前翻开这书本，魏广德正在按照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讲今日的课程。

    而现在正在说的这段，就是汉文帝劳军细柳营。

    张居正毕竟是军籍，所以并不会入其他文官那样，把军事看做是粗鄙武夫才做的事儿，所以一些古达军事典故也编入书中，用来教导万历小皇帝。

    应该承认，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和张居正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一旦确认战事不可避免，那就要竭尽全力去取得胜利，哪怕投入再大。

    只要获得胜利，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天子为动，改容式车。

    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

    成礼而去。”

    魏广德还在那里抑扬顿挫背诵着《史记》中的这一段，而朱翊钧面前的书上，也正是摘录的这部分。

    讲书，肯定要先把书完整的读一遍，毕竟古代学习讲究的是“识文”和“断字”，没有老师讲，怎么断学生还真不好判断。

    毕竟这年头，大明还也没有标点符号。

    后世国人熟悉的标点符号，起源于西方，1919年，胡适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决议通过。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这标志着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的诞生。

    此后，新式标点符号逐渐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现代汉语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因此就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其实也是错误的，而且发展其实也绝对不晚，而且也不慢。

    当然，这样的发展进程在清朝后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在清朝的中后期，国内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的标点符号，一些学者认为非常有用并引入，还对古籍详加注释。

    而胡适等人的提议，不过是将其正式化，成为官方文书的一部分。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但在古代书面文字材料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由于没有标点符号，对同一段文字便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果，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就逐步的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标记，此可理解为标点符号的前身。

    汉朝的时候，就有人采用“离经”的方法，把文字之间断开。

    离经，即在两句之间隔开一两字来写，或者用竖线、短横线等标示句子的完结，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

    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立经辨志”，而郑玄注曰：“离经，断句绝也”。

    当时人们读书，常在句旁划“し”，作为一种助读标记符号，这便是标点符号的萌芽。

    东汉时，句读的符号有“↓”和“、”两种。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钩识也，居月切”，“、”则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主庾切”。

    就是说，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来标记，文中有可以句读的地方，就用“、”来标示，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句号和逗号。

    如果考虑到已经有了离经，其实“、”已经可以看做和现代书写非常近似了。

    到了宋朝，钩号变成了圆圈，标形如“○”，有大中小之分，人们采用圈点来标读文字。

    其实“○”这个标记，在宋元明清的古籍中已经比较常见，甚至每章都能见到，只不过后世人大多不懂起含义。

    朱熹在着《四书章句集注》时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

    这称为句读，即在一句末完需停出打上个“、”，其作用类似现在的逗号，在全句意思已完之处画一个“。”，作用同现在的句号。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段落号，用“v”或“∧”表示，画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密圈、密点加在字的右旁，强调句子的精彩部分。

    这一用法，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还在沿用。

    到了明朝，随着刊本小说的出现，又多了两个专用号，即一个是在人名旁边画单直线“│”，一个是地名旁边加两直线“‖”。

    而万历皇帝面前的书，自然就有上述标记，这也是为了让小皇帝在后宫看书时避免出错。

    “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入侵，汉军集结应战，周亚夫率军屯兵细柳，汉文帝前往慰问，不料军营的门都尉不开营门.......汉文帝非但没有因此怪罪周亚夫，还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

    古文原本讲完，魏广德又用白话把故事简述一遍，这有利于朱翊钧明白故事全貌。

    按照张居正原意，编入这一段，一是让小皇帝对兵事有个初步了解，还有就是让小皇帝懂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明白制度信仰的价值。

    这对于大明朝的文官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毕竟皇权至上的年代，文官行使的就是皇帝授予的皇权，没有皇帝的信任，文官离致仕也就不远了。

    “周亚夫能够严格遵守军纪，即使是面对皇帝也不例外，这体现了纪律和规矩对于维护军队秩序和确保任务完成的重要性......

    汉文帝通过这一事件认识到了周亚夫的才能和忠诚，这表明领导者应该善于发现和任用有才能的人，即使这意味着要面对一些挑战。

    同时，这也提醒上位者在与下属交流时，应尊重和理解下属的工作方式和规则，以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周亚夫的行为，也体现了他对朝廷和皇帝的忠诚，上位者应该鼓励属下培养这种忠诚和责任感......”

    进一步的解释后，让小皇帝能够明白这个故事背后隐含的深意。

    如果不是由将官口中说出，光是靠小皇帝自己琢磨，怕是在等几年也未必能够想到。

    而现在通过经筵，小皇帝很容易就能通过故事体会到其中道理，这也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本意。

    等课业讲完，魏广德让小皇帝回去写一篇感受，再把《劳军细柳营》抄三遍，这就是今天的作业。

    讲罢，魏广德端起茶杯“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口干舌燥的感觉顿时大减。

    “老师，朕记得周亚夫结局好似不怎么好？”

    接下来闲聊的时间，小皇帝开口说道。

    魏广德点点头，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周亚夫因被怀疑谋反，最终绝食而死。

    “那陛下认为，若你是景帝，会如何对待他？”

    魏广德面露笑容，很平淡的问道。

    “囚禁在府中，保留体面，毕竟‘七国之乱’时，他确实立了大功劳。”

    小皇帝思考以后说道。

    “陛下认为周亚夫有罪？”

    魏广德笑问道。

    “虽然朕也认为，周亚夫置办甲胄或许真的是殉葬所用，但那又如何，朝廷有明文，禁止私藏甲胄。

    他身为宰相，当然知道此为律法，却依然在府中收藏，自然有罪。”

    小皇帝朱翊钧一脸严肃说道。

    魏广德盯着朱翊钧半晌，让小皇帝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更多或许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的时候，魏广德才哈哈大笑起来。

    “陛下说的确实没错，周亚夫私藏甲胄一事儿，按律确实有罪，即便他辩称是其子在操办，他并不知情。”

    实际上在古代，甲胄一直都是被视为战略级装备，私人家中是绝对不允许收藏的。

    即便是大明的军户，家中也只能保存祖先留下来的甲胄，也就是鸳鸯战袄或者曾经使用过的铠甲作为纪念。

    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武将家族能保留下来的铠甲也不会很多，不够区区数套而已。

    这对于大明来说，当然不算什么，毕竟大明军卒的披甲率是历史最高。

    是的，大明即便是最差的卫所，披甲率也接近五成，而精锐边军的披甲率能够高达八成以上。

    不要认为大明军卒大量使用棉甲，只有军将才使用铁甲，是不是棉甲防御力不好，其实棉甲的防御力相当优秀。

    当然，这是指保质保量那种，偷工减料的不算。

    十多年后的援朝战争中，数万明军就能击退数十万倭寇，其中可不仅仅是明军火器优良，而正是明军边军精锐的高披甲率，让明军能够以一敌百。

    事实上，当时中日战争中，明军以火炮占优，而日军则是铁炮有数量优势。

    但是，日军在“战国”所仰仗的铁炮，在面对明军披甲士兵后威力大打折扣，用日本的话来说，就是“弹矢不能破”，甚至有记载，“箭也立不起来，刀也切不动”。

    不仅是日本刀捅不进明军盔甲，威力更大的竹枪也捅不进去，这可不是后世的段子手编造出来的，日本一些私人笔记中就有此记载。

    当然，日本官方史料大家看看就好了，如“《太阁记》第15卷、《立花战功录》、《加藤家记》、《久国杂话》：碧蹄大捷，击败明军百万，斩首3万8千余”

    好吧，指这一战就把明军援朝全部给杀光了。

    实际上，万历援朝战争打了两次，第一次大明出兵四万，第二次出兵近十万，共计十四万人上下。

    日本第一次出兵十五万，第二次增兵至三十万，丰臣秀吉投入了十万预备军和六万卫队。

    至于最出名的“碧蹄馆”一战，大明参战兵力五千余人，遭到三万到四万日军围攻，战后明军伤亡两千余，其中当场阵亡二百多人，日军伤亡五千余，阵亡不详。

    而这一战最明显的就是，日军武器对明军杀伤力有限，明军可以正面冲击人数占优的日军而胜。

    可见，甲胄在古代战场上的价值，那是非常大的。

    周亚夫因为甲胄被治罪，其实不算冤，即便他有自己的解释。

    不过接下来他们的聊天，魏广德就开始夹带私货。

    “古人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如今天下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官受制于文吏，不啻奴隶。

    夫平日既不能养其锋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有折冲之勇？

    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备，将官忠勇可用者，须稍假权柄，使之得以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

    魏广德侃侃而谈道：“今士大夫有识者皆曰：‘祖宗用刀尖上挣来的天下，今日被笔尖儿上坏了。且文武并用，乃长久之术。’

    也就是俗语说的‘文官把笔安天下，武将提戈定太平。’”

    听到魏广德这么说，小皇帝依旧是一脸严肃的点点头，好似是听懂了一样。

    “老师，这是不是说要善于发现那些有本事的武将？”

    片刻后，小皇帝开口问道，“就如同你把还是游击将军的马芳举荐上来，后来又看中俞大猷，还有戚继光，现在又尝试使用李成梁。”

    闻言，魏广德点点头笑道：“马芳是从一介小兵通过战功逐步升迁上来，本身就证明其能力，只是不确定上限是哪里，所以可以尝试使用。

    俞大猷则不同，以百户身份立功获迁成为总兵，戚继光也在剿倭战场上履立奇功，李成梁也是类似。

    不同的是，俞、戚二人在南北都有实战功勋傍身，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李成梁只有辽东一地功劳，所以此次去西南，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考验。

    而我要告诉陛下的就是，要从兵部文书里发现可用将才，并尝试使用，给他们表现机会。

    一旦确认可用，陛下可就要把人护好了。

    毕竟，朝廷无论何时都必须有可领兵出战的将领，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单靠文官是不行的。”

    其实明朝并不是没有武将，即便是崇祯年间也是将星璀璨，只是没有得到重视，先后凋零，到最后沦落到亡国的命运，让汉人接受异族三百年奴役。

    万历皇帝当然明白魏广德提醒的意思，“把人护好”，可不就是针对文官吗？

    不过他还是有些不明白，等魏广德回内阁后，他才问左右道：“魏师傅之意，盖谓为治固当用文，也要用武?”

    “先生也是文官，却不护短，欲为朝廷保护武将，修整武备，真可谓公忠报国者矣。”

    今日当值陈矩当即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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