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山的未来，山寨头领们都提出了许多脑洞大开的设想。

        鲁莽如李逵，就曾经大声叫嚷，说不如起兵直入东京城，夺了皇帝老儿的鸟位。这个想法其实是很不错的，王伦闲暇时多读史书，他记得唐朝末年黄巢从岭南一路杀向关中，强占了长安，关中许多官员本打算是投降的。

        但李逵的想法，依旧遭到了王伦等多数头领们的反对。赵官家虽然昏庸，但大宋朝的忠义之士何其多也，不说东京城一向集结着二三十万的禁军，哪怕吃空饷得严重，假若梁山能够一鼓作气攻入东京城，然后呢？

        然后自然就是各路、各州县的官兵，甚至对大宋朝还抱有期望的民兵，都会一波接着一波攻向东京城来，梁山的身躯，终究是会被这些接连的波浪拍打得消散的。

        也有人提出渡海去辽东，攻金国之腹背，但前提是京东东路的登州至少要在梁山手中，河北东路沿海的几个州，至少也得是梁山的势力范围，否则这个计策也难。

        更有头领们提出，不如攻占高丽，海外建国如何？这个建议更是被萧嘉穗给直接否定了。

        梁山发展到现如今这般实力，在京东两路民间已经渐渐有了好口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流寇的。

        山寨对高丽内部国情不熟悉，去到高丽国，必然是四面皆敌，人员、兵备的补给该如何来？纵兵抢一回，梁山就再无立足的可能了。

        萧嘉穗也是熟读历史的，就用了最近的一个例子，说前唐高宗时，名将苏定方灭百济国，此后纵兵大掠，引发了百济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

        以大唐的国力和兵力，尚且要用数年时间才能平定百济复国的叛乱，梁山对比大唐如何？

        王伦却知道苏定方为何要在灭亡了百济国后，放纵官兵抢掠烧杀。原因说起来也有些扯，唐高宗觉得自己的老爹唐太宗功劳足堪封禅泰山，却始终没有成行，就打算弥补一下。

        封禅泰山耗费甚巨，怎么办呢？只有从军费里扣。于是苏定方灭百济后，本该由朝廷分派的赏赐就不到位。但士兵千里迢迢灭国，为的不就是发财么？所以名将如苏定方，也不得不放纵了一回。

        在王伦看来，若要争霸中原，称霸东亚、东南亚、中亚、东北亚，在高丽那块地盘起家是绝无可能的。

        从汉朝就开始形成的事大主义，让半岛的统治者和百姓们根本不敢对中原王朝有半点野心，偶尔趁火打劫，很快就又缩回去了。

        土地贫瘠、人种胆小怯懦又自大，梁山若去高丽然后攻打中原，那就是自己将天命丢弃了。只要得了中原，高丽不就是顺势而下的么？

        故而王伦难得地在后山学堂，亲自讲课，讲的就是“流寇”与“根据地”的区别。

        京东路的确不是一块适合割据的地方，但梁山并无其他选择，一旦舍了京东路的地盘，就只能做流寇了。所以无论如何，也得将京东路变为梁山的根据地，并被梁山实际占据。

        以梁山现如今的军事实力，一鼓作气攻下京东两路大部分州县并不是问题，难点在于，如何防守住朝廷不断派遣而来的大军，以及占领后的维稳。

        所以拒绝诏安之后，王伦一直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统一头领们的思想，稳扎稳打，先形成割据，再慢慢攻打收复天下。

        现在王伦也有些难处，他也设想过，梁山仍旧继续低调，一直等到辽国被灭、金国南下、如历史一般重演靖康之耻，这样北方的百姓就对赵宋王朝彻底失望，梁山再顺势而起。

        但这么做似乎太无耻了些，以数百万百姓流离失所为代价，只为证明天命不再属于赵氏，百姓何其无辜呢？

        但柴进将自己在粥场的所见所闻整理成册，递送到王伦的案前，王伦仔细看过之后，所有的胡思乱想便全部都抛开了。

        相比所谓的靖康之耻，南北汉人的弥合才是更为关键的。“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半独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北方先后历经辽、金、蒙古帝国、大元，最终还得靠朱元璋的屠杀、朱棣的迁都，来完成汉人内部的统合。

        眼下燕云十六州的汉人，至少还有一定的民族认同感，华夏并不需要太多的流血，就能弥补双方之间的隔阂，这才是梁山该做的事情。

        想明白了这一点，王伦的一切想法顿时变得通畅了起来。

        而就在梁山修炼内功、仍旧保持低调的这一段时间，天下又发生了许多大事。

        河东路的田虎，已经攻占了两州之地，吸引牵扯了河东路的朝廷主要兵力；京西路的王庆，则在房州自称楚王。

        方腊更是在江南发展迅速，他自举事以来，不到十日，就聚了数万人马，先攻打下了青溪县城，不到一个月，就占据睦州全境，并向西攻打歙州。

        两浙路的州兵，久不经战阵，疏于操练，武备松弛，比京东两路的州兵还不如，听到方腊义军的金鼓声，还未接战就四散逃走了。

        于是方腊起事不到一个半月，就占据两州之地，开始向杭州进发。而在此过程中，方腊仍称“圣公”，却是将原本摩尼教徒对他的尊称，变成了世俗的国公称号，一如西汉末年王莽的“安汉公”，东汉末年曹操的“魏公”。

        消息传到梁山时，王伦看着梁山商队和石秀留在江南的情报人员发回的密信，盯着方腊制定的年号“永乐”，发了好一会儿呆。

        他实在不知道，我大明朝的太宗皇帝，用的年号居然是方腊先用过了的。

        “王庆、方腊也忒心急了些！”萧嘉穗不住地摇头，许贯忠笑了笑，说：“称王称公，恐怕朝廷也不会招安了。”

        王伦便将书信放在一旁，说：“既如此，我梁山也该活动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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