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船过了淮安与清江（淮阴），和江浙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化差异逐步增大，江南江北之分愈发明显。

        明弘治元年（1488年），有位名叫崔溥的朝鲜文官，因父亲去世，急匆匆回家奔丧，却不料路上遭遇暴风，整个船被风浪打的桅杆粉碎，孤零零在海上漂了十四天，历经多次死里逃生，终于被大明台州军民所救。

        这位朝鲜文官历经了一场跨时135天，行程8000余里的大明“奇幻漂流”，最终安全返回了朝鲜，还写下一本名为《漂海录》的日记式见闻录。

        见闻录中有提到“大抵百里之间，尚且风俗殊异，况乎天下风俗不可以一概论也。然其大概以扬子一江分南北而观，其人烟盛衰：则江以南，诸府城县卫之中，繁华壮丽，言不可悉……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

        民居方面，江南房子盖以瓦，铺以砖，阶砌皆用炼石，亦或有建石柱者，皆宏壮华丽，江北则多为草屋，矮小者殆居其半；服饰方面，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袴，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以巾帕裹头，或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纱帽，而江北服饰大概与江南一般，但江北好着短窄白衣。

        江南江北的女子也有显着差异，江南妇女皆不出门庭，或登朱楼卷珠帘以观望耳，无行路服役于外；江北则若治田，棹周等事，皆自服劳。

        一路行来，付成勇见到的情形大抵如此。

        产生此般差距，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因素。江南地区拥有苏东淮南盐场，出现了雇佣劳动力的手工业，着名的丝织业中心在苏杭，棉纺织业中心为松江，再加上较为先进的焦炭冶铁技术与斗彩、五彩制瓷技术，使江南成大明两京十三省最富裕的地区。

        富裕的经济条件使达官显宦开始追求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发达的手工业催生了自封建王朝以来不曾有过的城市“市民阶层”，这无一不彰显着江南地区的特殊性。

        听完外务部干员的一番分析，付成勇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从扬州到南旺的一路都是逆风航行，到了山东地界，进入会通河，由于河水狭窄、水浅，官船不得不小心行驶。

        使团众人在此河段亲眼目睹了一起漕船翻船事故，满载稻米的船只被河水淹没，船夫在水面噗通了两下就没动静。沿途经过的漕船与河岸上的百姓见此情形，全都只是冷冰冰的观望，未有一人出手相救。

        外务部干员瞧见付成勇眉头紧皱，劝道：“每年经过会通河的漕粮达400余万石，其中翻船沉没的漕船不知凡几，你又何必自添苦恼。”

        付成勇十分不解：“既然如此耗费人力物力，为何不走海运？”

        外务部干员苦笑：“这事说来，实属无奈之举！”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决口，地点是在原武县（今河南原阳县西北）黑阳山，淤泥阻塞了会通河。

        永乐四年（1406年），迁都京城后，朱棣命令平江伯陈瑄监督漕运，一路走海上，而另一路走水运，从淮河进入黄河，走黄河到阳武，在陆地上牵引170余里到达卫辉，沿着卫河到达顺天府（京城）。但是因为海运道路不明显，运送粮食的船只经常有触礁沉没的，有时候还有倭寇侵略。而在陆地上水路、陆路都用，因为绕过了已经淤塞不通的会通河，所以运程更加曲折绕远，从山西、河南等地征调民夫，百姓都不堪其苦。再加上陆路运输耗时费资，也不经济。

        总的来说，陆运、海运都不是解决南北方向三千里长漕运的长久之计。所以，在诸位大臣的建议之下，永乐帝就把南北大运河的疏通和治理放在了心上。

        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重新修整会通河。采取在堽（gāng）城及戴村修筑堤坝，让汶水向西流，最后到达汶上的南旺口，在南旺口分流的办法。南旺口在泗水、卫河中间，是地势最高的一部分。水流到南旺口的时候，通过两个闸门的控制，让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往南，一部分往北。经过一系列工程，使水向北流到临清。整条运河修筑闸门一百多个，又设置积水、进水、平水等闸门五十余处，还修建了二十座堤坝，防止河水外泄。

        这项工程修整了四年才完成，征用山东以及应天、镇江等地民夫三十余万人。重新开凿后的会通河，深一丈三尺，宽三丈二尺。载重八百斛的船只都可以自由行驶，南北运河畅通，从此海运便被放弃，明朝专门使用漕运来运送粮食。

        在此后，清朝继承了大明的传统，即使海陆探通，没有了海盗的袭扰，因百万漕工衣食之所系，清朝也并未更改。

        官船已每天45公里的速度北上（明代驿站平均相距60-80里），按南京礼部的要求要在35天抵达目的地，护送官兵不敢担搁行程，经临清、德州、沧州、天津、通州，最后过通惠河，如期在5月下旬到达京城。

        《大明会典·兵部·会同馆》记载：“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三年，并乌蛮驿入本馆。正统六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北会同馆在澄清坊大街东，南会同馆在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皆为正统六年盖造。

        因有南京礼部的官文，宋洲使团直接入住京城的北会同馆。

        将宋洲国书与南京礼部官文交给兵部官员。不要感到奇怪，明朝时期，会同馆在当时主要作为邮传机构，隶属于兵部管理。直到嘉靖十年，明世宗才下旨：会同馆内所有的一应事务，包括工作的分配、人员的赏罚等一切事宜均由礼部管理，兵部不能再插手。

        官员见是新的外邦使团，不敢怠慢，急忙让人安排住处。

        此时，会同馆中还住着来自朝鲜的使者与乌思藏的僧人。前者，因与大明关系密切，情同父子，得到大明准许，一年可以数次朝贡。后者，因朝贡类型多样、次数频繁、规模庞大，让大明不胜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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