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这是《明史》对朱高炽的评价，就连螨清对这位仁宗皇帝，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黑。

        最后就从体型上来说，与马皇后的大脚有异曲同工之妙。

        林煜横竖也睡不着了，索性便起床来，准备通宵赶稿子。

        既然决定了，要跟大明帝国的高层们接触，那这前面答应的《汉字拼音词典》，也得快点提上日程了。

        毕竟，有了这东西在，后续他在大明要做的那些事情，才有可能实现。

        不说全民扫盲，至少也要让大多数家里有着余钱的百姓，能够最起码地做到认字读写，可以看懂朝廷的文书邸报。

        打破士绅阶级对于知识的垄断，那封建专制的社会才有机会被逐步瓦解。

        林煜认同什么时代就玩什么体制，不要动不动就去强行搞资本主义，但同样的，封建专制也注定了，它的上限摆在那里。

        哪怕君主立宪也好不到哪里去，具体可以参考现在的带嘤帝国……

        知识的普及程度，以及它的获取（学习）难度，决定了文明的进步上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古代的中西方两边，农民起义的烈度往往相差甚大。

        中国动不动就掀翻了整个王朝的农民起义，一抓一大把，光是这些历史知识点，就能让后世的学生背到发狂。

        而西方嘛……

        也不说多，能说出超过一手之数的，动辄影响一个王国统治根基的农民起义，那就算你赢。

        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的识字成本虽然高，但比起西方来说还是远远不及。

        前面说过，中国识字要耗费时间精力和钱财，而西方识字，你得先学会拉丁语，比中国这边还要多了一个步骤，极大拔高了普通人和贵族之间的文化差距。

        换言之，中国的农民起义，闹大了总会有寒门士子，落魄的读书人过来帮忙。

        黄巾军起义的张角，本身就是汉代的“知识分子”。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则是被冒名顶替的进士。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这些，就算本身不是读书人，也有诸如李善长、刘伯温在内的大量读书人投靠。

        哪怕像是太平天国这种宗教主义色彩浓厚的，其领袖洪秀全也是读书人出身，而天国后期执政（宰相）的洪仁珅（洪秀全弟弟）还发表了《资政新篇》，提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改革。

        正因为他的《资政新篇》，才使得太平天国在历史上的风评没有太差。

        至于西方的农民起义，真的就只有农民……起义了。

        林煜开始构思如何去编纂《汉字拼音词典》，原来的“啊~呜~额……咦~唔~吁~~”是基本发音，还有部分需要配合现在的“雅音—方言”体系进行适度的修改。

        而且，明朝的切音法也不是从来没变过，到目前为止，总共经历了差不多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譬况法。

        所谓譬况法，非常简单，就是用单纯的语言去描述汉字的发音情况。

        一般分为以口势譬况、以舌位譬况、以送气急缓和声调长短譬况等。

        《淮南子·修务训》中说：“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

        高诱注：“駤读似质，缓气言之者，在舌头乃得。”

        在《管子》书中还曾记载过一则与譬况法有关的小故事：

        齐桓公和管仲悄悄地商量攻打莒国，但这事很快就走漏了风声，后来得知是大臣东郭牙传出去的。齐桓公就问东郭牙怎么知道的，东郭牙就说：“臣视二君之在台上也，口开而不合，是言莒也。举手而指，势当莒也。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

        意思就是说，东郭牙是看齐桓公和管仲的口形、手势，并结合了当时的春秋形势，硬是猜出了齐桓公要攻打莒国的意图。

        不过，譬况法虽然好用，但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过于笼统，普通人学字很难精确把握和理解。

        于是乎……

        就到了第二阶段，读若法。

        读若法是用同音字或音近似字给被注字进行注音，比如《说文解字》里就有：“唉，应也，从口矣声，读若埃……鼾，卧息也，干声，读若汗。”

        有时“读若”也写成“读如”、“读为”、“读曰”、“声同”、“声近”等。

        用“读若”的方法注音简便易懂，但缺点就是不够精确，有时读音只是大致相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用来做注的字读音会发生变化，后人很难精准把握这个字的正确读法……

        然后就到了第三阶段，直音法。

        直音法算是读若法的改良版，不再挑选近似字，而是干脆确定一个注音完全相同的汉字作为注音。

        比如《汉书·高帝纪》中就记载“单父人吕公善沛令”，其注引孟康的话来说就是：“单，音善。父，音甫。”

        清代文人陈澧在《切韵考》中就明确指出：“今直音与古人读若不同，古人读若取其近似，今直音，非确不可。”

        这极大增加了直音法的准确性，但缺点也更为突出，因为要么需要注音的字，根本就找不到同音字（比如暖、水、牛……），要么就是被注音的字是个很简单的字，但给它注音的却是个超级生僻字。

        要学会这个简单的字，还得先学会更生僻的字，啊这……

        用《辞海》里的话来说：“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或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

        两个字，坑爹！

        现在的大明，处于第四阶段，反切法，也可以说是切音法。

        反切法最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比如服虔在为《汉书》作注时写道：“惴，音章瑞反”。而到了唐代宗时期，皇帝忌讳这个“反”字，于是将其改为“翻”字，再后来“翻”字改为“切”字，比如《本草纲目》卷二十五写道：“糗，去九切”。

        说得简单些，反切法就是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来注音，即用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拼出一个新的读音来。

        怎么样？

        是不是很像现代汉字拼音？

        所以反切法的持续时间也相当久远，就连《康熙字典》中的文字，也主要用的反切法来注音，比如“武，文甫切”等等。

        但反切法同样存在致命缺陷，第一是用来切音的两个字，并不完全固定，比如“武”字注音可以是“文甫切”，也可以是“闻斧切”、“温鲁切”等等。

        第二是很多时候，为了防止冲突，做注的两个字，笔画、认字的难度，都比做注的这个字还要复杂。

        换言之，你要学认字，还是得先学会认更多的字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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