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本质即道学，穷理明道之学。”

        “道，便是人所走的路，理，为玉石的纹理。道理合并，那就是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才能通达，顺着纹理雕刻，才不至于毁坏玉石，才能成器。”

        林煜说到此处，顿了顿又看着杨荣继续讲道：“你刚才回答理学之祖为二程，二程之师又为周敦颐，这句话其实不完全正确。”

        “大明理学虽然传承自二程和朱熹，但实际上两宋开辟的理学，最初并不止二程一家。”

        “北宋晚期，理学兴盛，先后有周敦颐这位理学祖师开创的‘濂学’，再到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王安石主张变法的‘新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理学）’，再到苏轼为主的‘蜀学’……”

        各家学派相互开宗著书，有如百花齐放，这对宋朝的文学思想发展来说，本是一件好事。

        但很可惜……

        理学的百花齐放，并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

        先是王安石主张熙宁变法，由新学为主的变法派，与旧党的司马光（洛学六先生之一）发起党争，打击所有旁门学派思想。

        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乃至近现代……），但凡有新学派想要谋求发展，除了自身需要有过硬的思想纲领，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两样东西——官身和皇帝。

        没有这两样东西的外力加持，任何学派思想都别想发展壮大。

        新学同时得到了二者的支持，新学领袖王安石权倾朝野，又有宋神宗在背后支持，直接将没有任何政治助力的洛学打击的不成气候。

        至于苏轼的蜀学、张载的关学……

        前者被一路贬官到了海南岛，后者倒是稍微好些，但随着张载熙宁十年辞官归养，关学自此也是一蹶不振。

        当然，这二者的学派之所以快速消失，也不全是王安石一人的“打压”。

        比如苏轼代表的蜀学，用《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序录》的评价：“苏氏出于纵横之学亦杂于禅。”

        在宋朝理学大发展时期，各家学派实际都喜欢掺杂一些佛学的东西，但唯有蜀学融合最甚，导致蜀学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完全把儒、释、道三家意图融汇在一起。

        这给蜀学的发展极大提高了门槛，再加上苏轼在历史上的一系列迷之操作。

        他先是对国家的弊端丛生感到不满忧虑，清晰的认识到了国家日益的积贫、积弱局面，因此主张锐意改革，但又极力反对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

        苏轼甚至还曾经上书宋神宗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贵。”

        说人话就是，苏轼认为国家应该注重百姓和士大夫的道德修养，应该着重正人心、淳风俗，而不应该单纯追求变法图强，认为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改革并不合适。

        这引起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同时不满，然后就被一路贬官，直至贬到了海南岛，几乎等同流放。

        但随着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苏轼作为曾经跟新法唱反调的“精神旧党”，得以被召回。

        而后……

        苏轼开喷司马光，认为司马光尽废新法，是在误国害民。

        总结来说，就是苏轼有自己认为的一套改革标准，不认同王安石的过激变法，也不认可司马光完全废除新法的保守行为，再加上苏轼为人太刚，都被贬到地方了，还敢写信大骂权倾朝野的王安石。

        他不被排挤，谁被排挤？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晚年王安石下野，还跟苏轼这个曾经的政敌成了好友。

        蜀学没落，在于刚极易折，本身又太过驳杂，很难有所发展。

        关学不盛，就纯粹是学派倒霉了。

        先说张载这位关学创始人，自从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后，便一直外放担任基层地方官，职位偏低，二次受诏担任的也不过是同知太常礼院（礼官）。

        前面说过，古代一个学派的兴盛，取决于皇帝和学派自身的官身背景。

        张载作为关学开宗祖师，官身太低也就很难助力其学说从诸多流派中脱颖而出。

        更可悲的是，张载死后丧葬，都是在翰林院许将的努力下，皇帝才勉强下召“支丧葬半费”，而一年前其弟张戬去世时，朝廷抚恤的丧葬费竟是“全支”。

        由此可见，连皇帝也不看好关学。

        到了哲宗时期，干脆有关学弟子张舜民欲为恩师的功德“讨个说法”，遂上呈《乞追赠横渠张子疏》，但哲宗皇帝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这还只是政治上的困境，再说学派门徒，自从张载这个祖师爷去世，关学颓势不可避免。

        于是乎，许多关学弟子纷纷转投他学，这其中尤其以张载首席弟子吕大钧的“背叛”，最为让当时的关学门人震撼。

        张载刚死，你就“叛出”师门，这是在释放什么政治信号？

        而张载生前最为器重，人称“颜回再现”的弟子吕大临，在转投了二程后干脆又成了“程门四先生”（吕大临、谢良佐、杨时、游酢）之首，简直离谱。

        也难怪后来朱熹研究关学，会将关学渊源归入到二程的洛学。

        嗯，朱熹也因此得了个“识横渠之学不全”的批评。

        当然，张载最倒霉的就是，他的关学虽然屡遭重创，但好歹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再加上朝廷也知道不能一家独大，就在翰林学士许将等人的建议下，重新敕封张载为“宣明”，算是给了关学一个肯定。

        总算让关学得以喘口气儿，以图东山再起。

        然后……

        金人南下了。

        靖康之耻，关学正处王朝倾覆的“震中”区域，遭受毁灭性打击。

        反观二程的洛学，倒是分批南下，继续传播，由此发展出了南平学派、闽学等各家分支。

        朱熹更是直接拜洛学门人李侗为师，跟其研究学习二程留下的洛学，并试图对其进行更化改革。

        程朱理学就这么诞生在了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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