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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三章 两税法

        林煜的燕国地图,短得连匕首都藏不住了。

        夏原吉几乎是马上就想到了元朝盛行的包税制,以及洪武四大案之中牵连最广,也最冤枉的空印案。

        两者的共同点就是都有着放权给地方,而且都给大明的税制带来了深远影响。

        夏原吉感到警惕,单纯是因为熟知包税制与空印案的危害。

        前者让元朝税制混乱,国势不稳,后者更是牵连被诛数万人。

        林先生可是好不容易才“脱罪免死”,后面等等机会就能等到大赦天下,把流放罪也给免了。

        大赦天下,虽然算是封建专制下的例行恩典,但大多只在特殊场合颁布,比如新皇登极……

        去年朱高炽实际已经用过一次,但林煜当时属于谋逆死囚,不在大赦之列,再加上也没人知道他。

        今年继续大赦天下,严格来说合规,但不太合理,因为有些太频繁了。

        可以说,朱高炽为了找借口也是拼了!

        夏原吉自然得提醒一下,别把陛下的好心给一不小心弄没了。

        林煜眼瞅着对方如此紧张,不由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这才宽慰道:“莫慌莫慌,你所想的我都知道,洪武四大案和包税制嘛。”

        “这两者真正的核心,能够颠覆王朝,让朝廷、地方博弈失衡亏输的只有土地税,也就是田税。”

        “所以,只要不涉及到田税,那分税制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从包税制的历史来看,虽然是在后唐末年才开始,但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下子就冒出来的。

        五代以前,大唐还未灭亡,经历过了安史之乱的颓势,唐王朝迅速进入到了“反复中兴、衰弱”循环副本的中唐阶段。

        因为安史之乱的影响,地方节度使逐渐藩镇化,朝廷难以控制愈发膨胀的藩镇,而且藩镇的割据化也让朝廷财政运转不灵。

        唐初的租庸调制名存实亡,朝廷收不上来钱了。

        怎么办呢?

        自然是改革税制,重定新法,想办法捞钱了!

        林煜接着说道:“所以,在唐代宗广德二年,朝廷便下诏令:天下户口,由所在地刺史、县令据当时实在人户,依贫富评定等级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税),不准按旧籍帐的虚额(原来户籍上的人丁、田亩、租庸调数字)去摊及邻保。”

        “这实际上就是用户税的征收原则去代替渐渐失效的租庸调税法,只不过并没有被中基层官吏贯彻下去。”

        “到了永泰元年,唐廷发现之前的改革行不通后,索性破罐子破摔,干脆强行恢复古代(夏商周)的十一税制,实际上就是将地税加重,从而达到为朝廷敛财的目的。”

        “一直到大历十四年末,李豫驾崩了,换了李适上台,重新被召回朝堂的杨炎,首次提出了‘两税法’,并彻底废除租庸调制与两税以外的所有杂税。至建中元年(李适登极改元)的正月初一,李适采纳了杨炎的建议,正式下诏强推‘两税法’。”

        “在两税法的制度下,朝廷中枢会先定一个财政支出的总税额,也就是国家一年的财政预算,再按照这个预算向各地百姓征收。”

        “而且,与历朝税法都不同的是,两税法下众生平等,两税法的基本依据就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意味着朝廷征税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和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就需要上籍征税……”

        夏原吉适时地补充一句:“包括门阀权贵。”

        对唐代税法改革并不熟悉的于谦,先是感到惊讶,旋即就是眉头紧锁:“唐朝的门阀势力极大,哪怕有着科举进行掣肘,但至少终唐一朝,门阀权贵的力量都没有遭到太大削弱,就连唐太宗当年修撰《氏族志》,也是掣肘颇多……”

        林煜摇摇头说道:“何止是掣肘颇多啊!李二凤……李世民想把自家的李姓排第一,五姓七望都不同意,后来他们还私下里自己又编了一本,不带李世民玩。”

        这么一说,那就属实太过分了。

        李世民可能都知道这件事,但依旧要做出妥协,假装不清楚。

        因为说白了,李唐皇室原来的身份也是门阀豪族,真以为李渊晋阳起兵,最后是靠着手段才在“隋末乱世吃鸡大赛”中获胜的?

        实际上,隋文帝杨坚,他家是北周八柱国顶级权贵,鲜卑姓普六茹,也叫普六茹坚。

        至于李渊,他先祖是八柱国,往下也是十二大将军,妥妥的天潢贵胄。

        正因为这个,李世民才被谣传是鲜卑血统。

        按照北周八柱国的传统,都要取鲜卑姓来融入贵胄圈子,李家的鲜卑姓叫大野,不是说人家取个鲜卑姓,就是鲜卑人了……

        能与秦皇汉武齐名并列的李世民,都没办法把门阀干掉,更何况在安史之乱后已经陷入颓势的唐德宗。

        林煜接着说道:“唐德宗推行两税法不过三年时间,国家的赋税就从一年的600万贯,增加到了1300多万贯,翻了一倍还不止。”

        “如此巨额的两税收益,极大缓解了唐王朝的财政负担,也为后来的‘元和中兴’打下了基础。”

        “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两税法的本质似乎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废除租庸调制同样也意味着国家对百姓的控制力减弱,只能从田税来找补,否则就会收不上来税。”

        “而且,两税法以货币代替实物税,让地方得到了巧立名目的机会,因为唐朝根本没那么多货币,也没有将货币下行到百姓手中。”

        “两税法推行不久,就出现了钱重物轻,农民被迫贱卖绢帛、谷物来交税纳钱的情况,再加上朝廷只负责每年定额,并没有对实际征税做出限制,地方官吏便在两税之外巧立名目,比如间架税(房产税)、除陌钱(买卖税)等……”

        “最重要的是,两税法并不抑制土地兼并,这导致唐德宗看似锐意改革,但实际上他在位的时候,土地兼并反而也是最严重的时候,许多农民失地变为佃户、庄客,也让唐朝能控制征税的地产迅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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