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乾顺凉了，凉的比卡大佐还彻底。

        如果不是李良辅和任得敬早早的就带着十万擒生军跑路，估计整个西夏也会随着李乾顺的凉透而凉透。

        即便如此，李良辅和任得敬的日子也不好过。

        按照任得敬的谋划，两人要带着十万擒生军从白马强镇军司直奔宣化府，从宣化府补给一番之后再直奔肃州，最终的目的地是沙州。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两人带着擒生军从白马强镇军司跑路的时候还算正常，可是刚到宣化府，就一头碰上了刚刚收复了西凉府，现在正打算收复汉唐故地的种师中。

        种师中几乎都要笑尿了——

        十万擒生军，就是五十万贯，其中李良辅和任得敬的赏格更是高到了五千贯，加在一起就是五十一万贯。

        没有人能拒绝这么大的诱惑，种师中也不例外。

        所以后来的局面就变成了李良辅和任得敬在前面跑，种师中在后面带兵穷追不舍。

        至于那几百上千万的西夏人，则是被秦会玩笑纳了。

        毕竟要修长城还要修路还得搞其他的生产，没有劳动力是不行的。

        而西夏人就是最好的劳动力，因为不用给钱。

        赵桓也带兵回到了汴京。

        然后磨刀霍霍向朝堂。

        第一刀就直接砍向了冗官。

        大宋有“冗官、冗军、冗费”三冗，而在三冗之中，冗官现象是最为突出也是最难治理的，而滥开仕途，机构重叠，则是造成冗官现象的根本原因——

        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

        唐朝李二时期曾经将“朝堂之上”的官员数量从两千多人减至六百三十四人，而到了宋仁宗时代，“朝堂”内外属官已经超过一万七千人。

        而大宋的疆土却只有大唐的二分之一。

        而且大宋还有一个很先进的玩法，就是官、职分离，其中官是虚名，称之为“寄禄官”，表示一定级别与领薪俸，“职”是管理具体事务的，也称之为“职事官”。

        到后来，因为朝堂上的大佬们太过于膨胀，再加上一个官位往往会有五六个人同时在坐，以至于许多职事官也不怎么管事了，只有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才会去处理一些实际上的职务。

        比如“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这一官号，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为空头衔，是专门用来领钱的。

        整个大宋朝堂基本上就是这个蛋样。

        就这，士大夫们还不怎么满意，因为“此非儒臣待遇”。

        如果再把根子往上找，估计又得找到高梁河车神的身上——

        正是从高梁河车神在高粱河骑驴漂移，只甩给辽国人一个驴尾巴之后，大宋才正真开始明确执行起了“重文抑武”的政策。

        想要重文抑文，就必然要重用文官，想要重用文官，就必然得有大量的文官。想要有大量的文官，就得扩大科举考试中的录取规模。

        当得出了这么个神奇的结论之后，高粱河车神赵二同学又试做了一个简单的do……while循环，发现其中没跳出来什么bug，所以赵二同学就按照这个循环开始执行——

        隋唐科举取士尚受门第限制，大宋则是取消了门第限制，这是优点，不喷他。

        但是大宋又增设了经义、吏治、恩科、神童科等科目。如果说经义和吏治这两科还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那恩科和神童科到底是什么鬼？

        另外，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大宋则是每次录取七八百人。

        比如著名的赛驴手赵二同学。赵二在位22年，通过科举得官者将近一万人——

        然而这并不是大宋的上限。

        如宋真宗咸平三年，真宗亲试举人、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一年之中就录取1800多人。宋仁宗在位12年，科举13次由进士一科而得官者有4517人，诸科则有5000余人。

        但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人是官！不是猪！一头猪可以杀了吃肉，但是一个官却是需要一个官位来安置的！

        你以为这就完事儿了？

        然而并没有。

        因为这种玩法充其量只能算是加大扩招规模，终究还是正常途径的选官，就算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冗官其实也有限。

        但是大宋的官家们多骚啊，除了不断的加大扩招规模之外，大宋的官家们还滥开入仕途径。

        “恩荫”被大宋的官家们玩到了极致，就连皇帝郊祀的时候，官员致仕的时候或者官员去世的时候都能“恩荫”，反正只要是个理由就可以“恩荫”。

        尤其是对于皇族来说，“恩荫”的门槛更是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原本大宋的规定是皇族宗室七岁授官，仁宗时改为襁褓之中即有官位。庆历七年，一年内单是皇族授官的就达1000多人。

        至于其他的文武官员，则以地位高低对其家属近亲授官，甚至职位低微的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真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

        如宋真宗天禧元年太尉王旦死后，皇帝就一次“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故吏授官十数人”。

        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曾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意见:“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然而并没有什么鸟用，大宋的官家们该玩“恩荫”的还是接着玩。

        而且除了“恩荫”之外，还有输粮输钱授官、卖官鬻爵等“非正常”入仕方式，也是助长官僚队伍膨胀、“冗官”形成的原因。

        比如遇到了灾荒，只要地主肯于开仓出粮或雇用民夫肯于出钱的，也可视其出钱多寡由朝廷授予官位——

        这种玩法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再好的玩法也照样能给玩出花样儿：“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所以大宋的官员就多如牛毛。

        哪怕赵桓之前说过要解决冗官的问题，实际上也没什么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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