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上船也已然三天了，每日里都只是在船舱之中诵读佛经，不曾离开半步，此前杜睿也来过一次，接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玄奘却能看得出来，杜睿是个学识渊博，既有涵养的贵族。

        今日杜睿贸然来访，玄奘也不惊异，两人落座，先是闲聊了起来，虽然后世人们根据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对他西天取经的故事有过一些详实的研究，但是此刻这个人就在他的面前，杜睿还是忍不住就玄奘的取经线路，攀谈了起来。

        和杜睿后世了解到的一样，玄奘在贞观三年自凉州出发，途径高昌，伊吾，焉耆，龟兹，康国，石国，而后深入后世的阿富汗境内，历时一年多，先后经八十余国，才到了西天。

        “大师与高昌国的鞠文泰相交甚厚？”

        杜睿突然想到了前世的一个传闻，据说玄奘到达高昌国境内的时候，深受鞠文泰的礼遇，鞠文泰想要让玄奘留在高昌，宣扬佛法，然玄奘西去的意志甚为坚定，甚至不惜绝食，最终鞠文泰被玄奘感动，不但大力支持了玄奘西行的计划，两人甚至还结为了兄弟。

        玄奘闻言，深情也是微动，他这一生都很少有感情外露的时候，第一次是因为通过蹟口之后，第一次见到生人的时候，另一次就是在与鞠文泰洒泪分别之时。

        玄奘十岁失去了父母，遁入空门，从来不曾享受到过那般关怀，鞠文泰给予他的亲情，确实让他大为感怀。

        “当年萌高昌王礼遇，甚为感佩，若不是贫僧执意西去，或许就当真留在了高昌，只是时过近迁，如今也不知高昌如何了，待回返大唐之后，若是有暇，倒是要去拜望一番，见见故人！”

        杜睿闻言，反倒是有些赧然了，说起来玄奘和鞠文泰是异性兄弟，而杜睿征伐高昌，惊死了鞠文泰，又一通火药炸死了鞠智盛，和玄奘之间，还算有仇。

        “大师若去时，恐怕也只能悼念故人了！”

        玄奘闻言，微微一惊，道：“这是为何？莫非高昌王”

        杜睿道：“高昌王无道，使人假扮盗匪，劫杀大唐商旅无数，在下奉圣上之名，兴义师，已然讨平了高昌国，如今高昌一地已经并入了我大唐西域都护府！”

        玄奘闻言，不禁动容，却也无可奈何，眼神带着些许刻意压抑的哀伤，双手合什，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

        杜睿见状，忙道：“大师不必如此，佛门讲究因果报应，鞠文泰虽然对大师有恩，然其种下恶果，自然有人要还他一个报应。”

        事已至此，玄奘又能如何，只能多多诵读几遍经文，为故友超度了。

        杜睿见气氛有些压抑，又道：“玄奘大师！在下今日前来，是有一事不明，前来向大师讨教！”

        玄奘垂着眼帘，道：“讨教不敢当，居士生具慧根，有言但讲无妨。”

        杜睿点点头，笑道：“大师精熟于佛法，敢问大师，何为佛！？”

        玄奘面色不动，道：“佛即觉悟之人，修佛只是表达证道的过程，而非果位，不是绝顶的一处宝座。世人多为恶，业力太重，然只要能心向极乐，潜心修行，则人人可以成佛，以至圆满！”

        杜睿接着道：“修佛可否消除业力！？”

        玄奘摇头道：“佛不能改变众生的业力，只能够教化众生自己努力来改变他们的命运。”

        杜睿闻言，倒是深以为然，他能看得出来，玄奘修佛不是单纯到礼敬佛祖，失迷本心，而是看透了事势，将修佛当成了理性主义的信仰。

        杜睿虽然不信佛，却也并不全然反感佛教的一切，只不过在他看来，佛教可以被当成一种人间信仰，却不能成为世人的迷信。

        杜睿想要的佛教，应该是人间佛教，即不否定仪式的作用，但应反对崇拜偶像，这当然并不是佛教的本来面目，然而确实杜睿改良的方向。人间佛教不谈怪力乱神，不相信神迹，不相信夸大的异能，不信天堂地狱，不相信阎王，不相信超度亡灵，不相信灵魂，不相信轮回，不相信极乐世界，不信来世，不禁看异教的籍。人间佛教非但不应排斥科学，它本质应该是实观的、理性的，因而是科学的。佛学可以补科学之偏，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杜睿可不相信，谤佛会招来报应，如果佛法当真如此高明，那为什么落到后世现实中会那般庸俗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佛教脱离现实，脱离文明。因此杜睿勾勒出来的人间佛教提倡吸收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和一切优秀人才，应积极开展同社会政治观念的对话，使佛法在逐步开放的社会中，与平等、民主、和平与自由的理性法则相呼应，进而也才能够使佛法与其他宗教、哲学等文化形式开展广泛的对话，在发挥佛法特质并在与现代文明结合。人间佛教既是佛教的现实化，也是回归佛法的本原，恢复佛法的本来面目。

        杜睿接着又道：“大师以为，如何才能修佛，以至圆满，观自在的境界！”

        玄奘道：“修习佛法当超脱世间万物，讲求四大皆空，着重本心修为，若当真能身无外物，万般皆虚，则可称之为圆满！”

        杜睿闻言，当即反驳道：“似大师所言，一旦遁入沙门，便须放开一切，不以父为父，不以母为母，不以子为子，不以友为友，若如此，岂有人伦？在下虽不才，却以为学佛法者，固不应迷恋尘世以贪求荣华富贵，但亦决非是冷淡之厌世者。因学佛法之人皆须发“大菩提心”，以一般人之苦乐为苦乐，抱热心救世之弘愿，不惟非消极，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佛门讲求出世，然在下以为出世即“觉悟”后的对现实社会的根本超越性，只不过这种“觉悟”不是在避世中实现的，而应是在人世中实现的。”

        杜睿的话让玄奘不禁一阵沉思，大虽然是佛学大家，然而若是论对佛教根本的研习，或许还比不上杜睿这个来自后世信息大爆炸年代的人。

        杜睿见了，笑道：“大师方才说修佛就是修习本心，在下不敢苟同，在下认为，佛家崇尚的吃素、放生、念佛、诵经只是表面功夫。爱物并非爱惜物的本身，乃是爱人的一种基本练习。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如果放一条蛇，就希望活一百岁，念《金刚经》，就希望强盗洗劫时独不抢他的，那么可以说已经堕入外道。还有，佛教不应违背孝道，不应反对家庭制度，不应排斥感情生活，也不必放弃现有生活的享受。在下认为，佛教不应主张苦行，不应禁止吃荤，不应要求出家，则娼妓屠宰渔猎贩酒等人皆可以信佛。”

        玄奘钻研佛法这么多年，何曾听过这等言论，抱守本一的心境，也跟着微微松动，道：“居士所言，贫僧闻所未闻，虽看似有理，然与佛门四大皆空的理念是相悖的！”

        杜睿笑道：“在下也曾研习佛法，知道佛经中说的“五蕴皆空”“无常苦空”，然在下却认为佛教虽有专说空时，其实亦含有不空之义，即所谓“诸法皆空，因果不空”。何谓空及不空。空者是无我，不空者是救世之业。虽知无我，而能努力作救世之事业，故空而不空。虽努力作救世之事业，而决不执着有我，故不空而空。如是真实了解，乃能以无我之伟大精神，而作种种之事业无有障碍也。佛法若是能用以造福天下，使天下人人皆心向佛，岂不是能让佛法更为弘扬！”

        玄奘此时脑子里一团乱麻，杜睿说得每一句话，乍一听都是有道理的，可是与他熟悉的佛法而言，却又是处处相悖，这让他有些困惑，不禁道：“佛本非功利，纵使天下独一人信佛，则超度一人，岂能因弘扬佛法，而失了本心，做些功利之事！”

        杜睿闻言，大笑道：“大师谬也！佛法本义虽是非功利的，不过，世俗社会永远是一个功利的社会，佛教要启发世人心灵向善，不可能不言功利。不可能消除俗世人们到寺庙中求功名利禄的做法，但可以通过佛教的理念，告诉世人要从善事的角度去追求或看待功利，教化世人不恶行其事，纵欲而为。因此功利可以作为方便法门。但是就如今中土一些寺庙的僧团而言，同佛做买卖，甚至靠佛图利，挖空心思搞“创收”，则是违背佛佗教导的。佛绝不是图贿的贪官，也不同专制的君王。”

        玄奘再一次陷入了沉思，虽然他也觉得杜睿说得有些道理，然而却与他毕生追求，甚至不惜性命，远涉十万里，求取来的真经相去甚远，这让他感到了迷惑，进而感到了愤怒。

        “居士所言，虽然看似有理，然而与我佛所论相悖太甚，贫僧不敢苟同！佛法讲求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盘寂静。诸行无常的“行＂指的便是一切有为之法，因缘形成的一切事物。有形的色法和无形的心法皆属行法。“无常”，有生就有灭，变化无常，任何事物都无一刹那的恒常，在一刹那之间起着生灭的变化。前一刹那的我，已非此一刹那的我。生即是灭，生中饱含着灭，生与灭之间，没有刹那的间隔。任何事物若有刹那的不变状态，就意味着“常恒”。“有漏”的“漏”指贪嗔痴慢疑等烦恼，烦恼是诸苦之根源。大海行船，就怕船上漏水，漏水的船，若不及时堵塞漏洞，定会沉船。人的烦恼，就是使人下堕之因，下沉苦海之因。凡受烦恼心影响影响的任何思想行为都结苦果。诸法无我的“我”，指一切事物的不依因缘的独立自性和实际存在的规定性，任何事物包括自己都是众缘形成之物，并无任何自性实际存在的规定性，所以是诸法无我。“涅盘”是指生命消除烦恼，脱离业力轮回的自由平静状态，是苦海的彼岸，是世人向往的理想境界。

        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善恶业报不爽，珍惜难得的人身，皈依三宝，戒恶行善，下世求得人天之身，享人天之乐，随得人天之乐，也终究无常，要想常乐，就要出离苦海。因此，修德修慧，追求脱苦涅盘，从轮回无穷的生命逻辑中得出一切众生曾经是自己的父母的结论。为报父母之恩，放弃自己的苦乐，尽心尽力，为众生的利益服务，为最大限度地利乐众生，一心一意追求成佛。

        如此方为佛之本心，即心无外物，四大皆空，以修来世，以修本心，以度化众生，超脱苦海。如居士方才所讲，皆是谬论，若是佛也讲求入世，也讲求功利的话，那便不是佛了，如何还可以度化众生！”

        玄奘的长篇大论说完了，杜睿闻言，确实失声而笑，仿佛听到了人世间最大的笑话一般，道：“大师所言，已然失了本心，失了佛家的精要，在下也知佛教历经千年，公众迷信其教义，虔诚有加。然在下一介鲁夫，不诚大义，提几疑惑，求大师释惑。”

        玄奘不动声色，他已经猜到了杜睿今日来的目的，却也不慌不惧，道：“居士但讲无妨！”

        杜睿点点头，起身道：“其一，佛教谈，不食肉。在下试问，不食肉，吃什么？除了吃五谷杂粮以外，另一个办法就是饿死。在下再试问，一只兔子有生命，一棵稻子有没有生命。同样是生命，为什么动物的命不能杀，而植物就可以杀。

        是不是因为动物和人更接近同类，而植物和人感觉更远。所以，佛教不让世人去杀一个人可以感受到他喜怒哀乐的动物。而让世人去杀一个人不知他也会痛苦的植物呢？

        其实，万物皆有生命，皆有他生存的权力。对一切生命当惜之爱之。恰如佛教所言，一切当无“分别心”才是，而且佛家讲求众生平等，岂能因为听不懂植物的呻吟而对他滥杀。

        杀一只鸡谓为杀生，食一碗米而不谓作恶。孰不知，一只鸡仍一生命，而一碗饭，是千万生米粟的生命矣。与佛教所倡导无分别心，当如何处分？

        佛教教义当延展为更博大才是，如果只是宣扬一面，多少有点掩耳盗铃之嫌。不吃肉食必然要多吃植物。在下以为，如果作不到什么都不吃，那就什么都吃。只是在吃的时侯，怀有感恩的心，不要糟蹋生灵给予的食物的机会。每天吃刚刚好，不要贪食。暴殄天食才是对佛教大不敬啊。”

        “这”玄奘刚刚清明的脑子再一次乱了，杜睿的话，让他无法反驳，诚然万物皆有生理，如何能厚此薄彼，这与佛家众生平等的理念无疑是相悖的。

        杜睿接着又道：“其二，佛家谈，不杀生。在下试问，人尚有恶善分别，如果不杀，何来惩恶扬善。再者说，蛇虫鼠蚁杀或不杀。倘是不杀，人也无法生存。蛇虫鼠蚁来到世上，他本来就有生存的权力。如仓鼠偷窃人的食物，这本是合情合理，合乎生存需求。佛教不是鼓励众生平等么，杀他必然不平等。

        倘上众生平等，魔和佛也应平等。倘是众生平等，蛇虫鼠蚁和人也应平等。但是，魔和佛的斗争从没有停过，蛇虫鼠蚁和人也从来没有停过他们间为生存而争战。一切的战争都是合理的，他们在战争中合理的生存着。

        让众生杀众生，让众生养众生。绵绵不息，这才是大佛教义啊。试想，猪大了，被杀了，摆上了餐桌。才有了人类养猪的欲望。才有了更多小猪出生的机会，他们的生存的权力才不致于被剥夺，如果只能养而不能杀之，猪的生存权和生育权将无法保障啊。”

        “这个”玄奘更是挠头不已。

        杜睿再接再厉道：“其三，佛家说，不淫不欲。倘若真是如此，人生存将无法生衍。如果这样，只要一百年，世间将变成猴子或野兽横行的世界。佛真能渡一切人类都成佛吗？能成佛的或有机缘成佛的毕竟只是少数，就象每年的科举状元只有一名，大家都是状元也就没有状元了。是不是考不上状元的人就等待到老死，不娶妻不生子？事实是，考不上的人就认命，繁殖后代，终究有后代有考上的可能。同理而言，今天你成不了佛，又不娶妻生子，如何能等到成佛的那一天呢？”

        玄奘迷惑了，在这一刻，他甚至对必胜追求的理想都产生了动摇，如果人世间当真如杜睿所言，人为何还要修佛，佛教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玄奘曾经发下的大宏愿岂不是全都成了虚妄，那么释迦牟尼呢？

        当年释迦牟尼还是一个王子的时候十分痛苦，因为他看到世间有很多人都非常的痛苦，他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有痛苦，怎么样就可以让人不这样痛苦。他思考了很久得不到答案，直到有一天，他在两棵菩提树下突然大彻大悟，人之所以会有痛苦，那是因为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才会有痛苦，那么如果人没有欲望就不会痛苦了。没有欲望，这就是佛教最初雏形的时候的教义。

        可是就像杜睿说得那样，人怎么可能没有欲望呢？

        可是让玄奘就此承认杜睿的观点，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的，佛学毕竟是他一生的追求和理想，一个人怎能轻易放弃理想呢？

        “居士对佛家怀有成见，且所言，不通，不通！”

        杜睿闻言，笑道：“大师笑我不通，在下却要笑大师不明。”

        玄奘面色微微一动，道：“贫僧如何不明！？”

        杜睿道：“大师连何为佛都说不清楚，岂非不明！”

        玄奘不禁有些急了，道：“居士此言，贫僧倒是要请教一番，居士且说说何为佛？”

        杜睿淡淡一笑，道：“要说清楚何为佛，首先就要明白，佛教因何而起。”

        玄奘问道：“居士且明言！”

        杜睿接着道：“佛教以人的烦恼为起点，认为“烦恼和菩提不二”，正是因为烦恼使人思考，得到了追求解脱的动力。对客观实在的世界进行否定，但对意识的认识也不是肯定的，它不承认“我思故我在”，认为理性、思维和物质一样，是随生随灭，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诸行无常”，“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认识同样是靠不住的，用意识感知世界的实在只是暂时的，只有心之本体，要追求“本来不动”，要像金刚一样“坚、明、利”，做到充实、干净、巨大，这样才能把握自身，在这个世界“如幻、如阳焰、如梦、如水月、如响、如空花、如像、如光影、如变化事，如寻香城”的世界上站稳脚跟。首先从这一点上来说，佛就是不切实际的！说其存在是因为缘果，说其不存在也是因为缘果。”

        玄奘不禁有些急了，道：“如居士所言，佛学岂不是没有存在的意义，都是水中花，井中月，虚无缥缈！”

        杜睿接着道：“这倒也不是，佛教有一点，还是比较可贵的，那便是对自身的理论也具有批判精神，它破一切虚妄执着，“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它破“我执”，反对以我为中心，它破“法执”，反对以物质世界为中心。它认为，人的本体有同一性，所谓“随拈一法，无非法界，本来智慧觉照，与佛不二”，它肯定每一个人身上觉悟的力量，相信人有自救的能力，依在下看来，除了自救以外不能靠任何外来力量。那些号称有神通，能够渡人的“神僧”，在下看来不过就是些“野狐禅”。还有一点，就是佛劝人行善，不是要人执着于善恶，无非是认识到人自私自利的积习太深，所以用各种各样的戒律来束缚，用布施积德来改变，它的最终要求是“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要人从根本上破除主观的分别执着而归于客观的真实。

        佛教的教育针对性也很强，它有很多觉悟方法，这当然是在长期的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在一开始主要有三个法门，对于因为生活的压力而被烦恼所束缚的，它要求做到“戒”，通过克制欲望达到内心的平静，对于生活比较干净，做到内心安乐了，它提出可以“禅定”，就是通过默想等方式使思绪不要在散逸，重新堕落烦恼，对于思想坚定，认识比较深刻透彻的人，就要讲究“慧”，要他生觉悟心，增加他的智慧，生悲悯心，去帮助他人。”

        如今佛教度化世人的方法还很简单，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野蛮，不出世，便无法修行，无法得到圆满，但凡无法脱开尘世的，便直斥为生无慧根。

        这一点在日后，佛教倒是有了不小的发展，对于有知识的人，有基本觉悟的，又舍不得下身边事物的，就取消出家的概念，讲究直指人心，以顿悟入道，这叫禅宗；有的文化才学不高，无法领悟长篇大论，就执持一句佛号，念念不忘，久而能所两忘，证入一心不乱，这叫净土宗；有的平时生活就比较严谨，追求纪律中的快乐，就要求精持禁戒，举止语默就合乎规律，久之就妄心不生，事理圆融，这叫律宗；有的有学术的爱好，就精研法相，深探妄源，转知成识，这叫唯识宗；有的追求神秘，就口持真言，手结印契，意作妙观，一心持咒，结印不散，就能改造无始以来的浮滑之气，得定开慧，这叫密宗。

        总之，在漫长的岁月里，佛教形成了众多因人而异的教育方法。

        玄奘糊涂了，杜睿一会儿批判佛家，一会儿又替佛家说好话，这让他无所适从，试探着问了一句：“如居士所言，岂不是说佛家有其存在的必要！？”

        杜睿道：“确实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却需要大力改革，佛教在在认识论上是虚无的，是无中生有的，它以空无为起点，以空无为终点，但它是非常自信的，“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对现实世界是严厉的批判，它采取的是金刚怒目的姿态，它对恶有抵抗的态度，用狮子吼震撼世界的怒吼，对待自己有断肢割肉的坚忍。它参悟生死但不否定生的重要，不否定劳动的重要，它否定偶像崇拜，否定权威的作用，它尊重生命，提倡不杀生，要和自然和谐相处。

        然而，佛教同天下的一切宗教一样，它有天生的不足和后来的流弊。佛教对于常人的难处，就是空有认识，而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认识不能持久，随念随生，明心见性的人，离生死尚远，遇到困难，未能做到不动心，所以“理可顿悟，事需渐修”。承认世界、意识的空无，就很容易地放弃了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放弃了好奇心、求知欲，就放弃了人的伟大力量，这种认识只会使人回归到原始状态。

        如果全世界人都彻悟了，世界也就结束了，如果有一部分彻悟了，有一部分有所领悟，有一部分没有领悟，那么佛教就会成为统治者统治世界的工具，变成鞭子、枷锁和麻药，变成保守势力，因此变得不可理喻。

        即使是打入佛教内部的僧人，他们同样会出现分化，变得追求次序，追求利益和惟我独尊。一群僧人平时无所事事，就研究学术，假借释迦牟尼的名头，耗费了无数的心血，撰写了浩如烟海的任何人毕生都难以卒读的佛典，似乎写尽了天下万物的解脱术，然而实际效果却是布下了巨大的迷魂阵，以辞害意，繁芜庞杂的理论掩盖了佛教悲天悯人的核心。它的众多派别，众多入门方法，暴露出作为佛教徒只能以空想，不知所云的辩论和莫名其妙的参悟来打发无聊的时光，特别是在以前的佛教盛行的天竺，僧人成为统治阶级，以传教的形式，宣扬因果报应，社会次序，完全违背了释迦牟尼的理论根基，它包含的神秘主义、参欢喜禅、搞完全的供奉，造成了无数的血案，给大量老百姓遭受巨大的痛苦，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动荡，表现出令人厌恶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破坏性。”

        玄奘听着，不禁冷汗淋漓，若是当真如杜睿所说的那样，佛家岂不是成了大罪人，度人不成，反而害人了。

        “居士！佛家该如何？”

        杜睿笑道：“此事大师何须问我，只要想想大师当年不畏艰险，只身前往天竺国求取真经是为了什么？”

        玄奘道：“当年贫僧西行之时，中原百姓颇多困苦，民不聊生，因此上，贫僧便想着要前往西方我佛圣地，求取真经，已救世人，如今看来，贫僧所为，不过是荒谬罢了！既然佛家无用，贫僧还修来做什么！”

        玄奘说着，不禁满脸的痛苦之色，一生的追求和理想就此破灭了，佛门不但不能普度众生，反而会成为害民的工具，这让他的内心极其悲苦。

        杜睿忙道：“大师且不必如此，在下有一言，还请大师静听！佛家劝人向善，这是好的，却不该劝人与世无争，人生来就是要争，不争如何生存，当年大唐要是不争，天下的百姓恐怕到如今还苦困不堪，这是其一，劝人向善，却不劝人避世！”

        杜睿等玄奘消化了一会儿，接着道：“其二便是劝人惩恶扬善，以累计功德，不修来世，只为今生！”

        玄奘听着，频频点头，突然一阵明悟，抬头看着杜睿，道：“居士果然好心思，如此一来佛还是佛吗？”

        杜睿笑道：“大师为中原的百姓，天下苍生，不惜置身险地，求取真经，难道就不能为了天下的百姓，苍生的福祉，将这佛教改上一改，既然能造福天下，大师又何必执着于佛性，即便不能大圆满，然只要大师能超脱这一切，将天下的业果，加与自身，这等大宏愿，岂不更好！”

        玄奘再一次沉默了，修佛究竟是修自身，还是修天下苍生？

        杜睿接着又道：“大师！难道想要看着魏周之事再现，使沙门横遭大难吗？”

        玄奘一惊，看着杜睿，久久不能言语。

        杜睿说说的魏周之事，便是当年北魏太武皇帝和北周武帝灭佛的旧事。

        佛教自传入中土以来，曾几度辉煌。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时期。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狂热毫不亚于一场全国范围内对某些人的极端崇拜。如有人当着大众面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喂鸟，遍体流血却颜色不变，又有僧人自以铁钩挂体，燃点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在这样的狂热下，那时的僧尼道众、庙宇寺院也是远多于现在，而且那时的僧尼还享有很多的特权。然而盛极必反，宗教也一样。

        北魏太武皇帝之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又北周武帝天和二年，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权臣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狱的威胁，于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正式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四万，强迫三百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强国富民之上策”。

        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灭佛有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佛教发展过剩，佛教徒骄奢淫欲的必然结果，杜睿说出这番话来，就是为了给玄奘法师提个醒，毕竟在原本的历史上，还有过唐武宗灭佛的故事。

        一个宗教派系如果发展到危及统治者地位的时候，他们也就自然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被诛灭，进而销往，也称得上是佛家的因果报应。

        杜睿之所以兴起与玄奘商讨，改良佛教，主要就是因为，虽然不喜欢佛教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但却毕竟是一种文化财富，杜睿不忍心看其发展成为畸形的模样，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佛教如果利用好了，或许也能成为稳定社会的一种工具。

        当然杜睿不可能让佛教成为大唐宗教信仰的根本，那种消极的思想，如果被大唐的军将们接受了的话，还打什么仗，君不见后世中印边境冲突的时候，解放军一个冲锋打过去，却发现印军皆在战壕内诵读佛经的故事。

        玄奘的内心纠结了半天，终于还是善心占据了主动，抬起头看着杜睿道：“诚如居士所言，若是当真能修天下万物生灵的福祉，贫僧何惧死后坠入厄鼻地狱！”

        杜睿闻言，心中也不禁大为感佩，虔诚的双手合什，对着玄奘躬身道：“大师若能如此，则为天下万民之福，在下谢过了！”

        杜睿虔诚的不是佛教，而是单单对玄奘这个人，难怪后世的文学大家鲁迅都说，玄奘历经千难万险，求取真法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道脊梁。

        如今杜睿还要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一句，玄奘的大情怀，大慈悲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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