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去追那个赶驴车的青年而朝格林威治进发时，说不准我有过一路跑到那儿去的念头。如果我有过那种念头，我也很快会就从这样昏头昏脑中清醒过来，因为我在肯特大路上的一排房子前停了下来。房前有个水池，池中央有个傻呼呼的大雕像，那傻瓜正在吹一个干贝壳。我坐在那儿的门前台阶上，由于我先前的努力已使我筋疲力尽，我几乎连为我那已失去的箱子和半几尼而哭的气力也没有了。

        这时，天色已黑；我坐在那儿休息时，听到钟敲响了十点钟。好在那是个夏夜，天气也很好。我喘过气来，再不觉得嗓子眼发紧发干了，就站起来又往前走。尽管意气消沉，我也没有回头的念头。就算在这肯特大路上下一场瑞士的大雪，我也认定我是不会想回去的。

        但是我的现有资金只有三便士（我此刻仍相信我至今都弄不清我怎么居然在星期六还能剩下这么三个便士在口袋里），这一现状并不因为我继续前行便不令我苦恼。我开始想象，在一两天内，我的尸体在什么围篱下被人发现了，于是成为报纸的一条新闻。我吃力地但仍尽可能快地往前走，一直来到一个小店才停下。小店那儿写明收购男女服装，高价收购破布、骨头和厨房用品。店主没穿外衣，坐在门口吸烟；由于从低低的天花板上垂下不少上衣和长裤，店里又只有两只点燃的蜡烛把这些东西幽幽照出来，我便把他那模样想象得像一个一心要报仇雪恨的人那样，一旦把所有的仇人都吊死，就洋洋自得了。

        在最近从米考伯先生和太太那里得到的经验提醒了我，也许眼下有办法救急。我走到附近一条小巷，脱下背心，叠好挟在胳臂下；然后我来到店门口。“对不起，先生，”我说，“我要把它卖个公平的价钱。”

        多罗毕先生——至少，这多罗毕是这店的字号——拿起背心，把烟斗的斗朝下靠在门柱上，领我进了店，用手指掐过烛芯后，再在柜台上摊开那背心打量，又把它举起来对着光照照，并打量片刻，最后才说：

        “喏，就这么件小背心，你要卖个什么价钱？”

        “哦！先生，你最知道，”我谦让地答道。

        “可我不能既做买主又做卖主呀，”多罗毕先生说，“在这小背心上标个价吧。”

        “那么十八个便士——”我迟疑了一会示意道。

        多罗毕先生把它一卷就塞还给我。“如果我为它肯出九便士，”他说道，“那我就是在对我的一家进行打劫了。”

        这可不是做生意的好办法，因为这样做就使我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得不请多罗毕先生为了我而去打劫他的家。可我当时那么窘迫，我就说我愿意把它卖九便士，只要他愿意。多罗毕先生不无怨言地给了我九便士。我向他道了再见便走出这家店，多了笔钱却少了件背心，不过，只要我把外套扣上也就不碍事了。

        的确，我当时已经很明白地预想到马上我的外套也要被脱手，我必须赶快，好能穿件衬衣和长裤到多佛——如果我能穿着那样的衣到达那里，我就算幸运了。不过，我当时并不像一般所推测的那样只在这上面转念头。我想当我衣袋中揣着那九便士再度上路时，除了对我前面的路程、对那么粗暴欺凌了我的驴车青年有总体印象外，我对我的困难并没有很迫切的感觉。

        我想到一个过夜的计划，我要马上着手实行。这计划就是：睡在我以前的学校后面，那里的墙角常常堆着干草。我想象着，离那些学生和我昔日常在里面说书的那卧室那么近就仿佛有了伴一样；虽然那些学生根本不知道我来了，那卧室也不能庇护我。

        我这一天已经够辛苦了，我最后终于爬上布莱西兹的平地时，我累坏了。为了找萨伦学校，我周折了不少但总还是找到了它，也找到了墙角那个干草堆，我在旁边躺了下来。但在躺下之前，我先绕着墙走了一圈，抬头看那些窗子，我看得出那窗里都是黑黑的、静静的。第一次睡在头上没有房顶的地方时那种凄切感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睡眠落在我身上，就像在那天夜里它也落在其它被宅门所拒绝、为看门犬所吠逐的流浪人身上那样。我梦见我躺在昔日学校的床上，在卧室和同学们说着话；醒时我发现自己笔直地坐了起来，嘴里正念着斯梯福兹的名字，茫然看着头上闪烁的星星。我记起我在这个不该醒来的时刻正置身何处时，一种感觉逐渐向我偷偷袭来，我不禁站了起来，怀着无名恐惧而四下徘徊。但那暗淡下去的星星，还有天空中太阳将升起处露出的灰白色，都让我安下心来；由于我的眼睛感到重重的，我就又躺下，睡着了——虽然在睡眠中我知道天气很冷——一直睡到太阳温暖的光线和萨伦学校的起床铃把我唤醒。如果我可以指望斯梯福兹还在那里，我一定躲在附近什么地方，等他单独出来；可我知道他肯定早就离开那里了。也许，特拉德尔还在那里，但这很难说；何况我对他的谨慎和好运气也谈不上很相信（虽说我对他的好脾性很信得过）。而去把我的事告诉他。于是，在克里克尔先生的学生们起身前，我偷偷离开了学校院墙，又走上那尘土飞扬的多佛大路。我还是学生中一员时，就知道那是多佛大路了，但那时我万没想到人们会看见这路上的行者会是我。

        与昔日在雅茅斯的星期天早晨相比，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是多么不同啊！我一步步往前走时，在当做礼拜的时间，我听到教堂响起钟声，我看到去教堂的人们，我经过一、两个正在举行崇拜仪式的教堂，唱诗的歌声传入阳光中，教堂助理或坐在廓下或坐在水松树荫下乘凉，他们手搭在眉头上看到我走过，皱起了眉头。昔日星期天早晨的宁静和安息笼罩着一切，只是我被除外。不同之处就在这里。我一身的尘垢和满头蓬蓬乱发都使我觉得我很不体面。如果不是因为我在想象中作的那幅安静图画（我在那画中画出坐在火炉边哭的我那年轻美丽的母亲，还画出对她动了仁慈之心的姨奶奶），我很难相信我会有继续走到第二天的勇气。可那幅画总在我前面引我走。

        就在那个星期天，我在那条笔直的大路上走了二十三英里，虽说走得并不轻松——因为我没吃惯那种苦。暮色落下时，我来到罗切斯特桥上，觉得双脚疼痛而浑身无力，我就那样吃着我买来权当晚饭的面包。有一两所贴有“旅客之家”的小房子使我动心，但我怕那仅有的几个便士会花掉，更怕我已见过的或赶上的那些流浪者的凶样，所以，除了露宿我不去找任何住处。经过重重辛劳，我来到了查坦姆，那地方在夜晚看来像是梦幻，是个由白垩、便桥和在混浊河水中那艘像诺亚方舟的带篷无帆船组成的梦境。我总算爬上一个长着草的炮台，台下有条小路，还有个哨兵在那里来回走动。我在一门炮附近躺下。虽然下面那哨兵对躺在上面的我并不比萨伦学校的学生对睡在墙外的我知道得多点什么，但有他的脚步声为伴令我高兴。我在那儿睡得很香，直到天亮才醒。

        早晨时分，我的脚不但痛还发僵，而隆隆鼓声和军队的前进声也把我吓得迷迷糊糊，我往下面一条又窄又长的街道走去时，仿佛自己已被那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了。我觉察到如果要保存点力气走到终点，我那天就只能走一点点路，因此我决定把卖掉外套当作那天的主要任务。于是，我脱下外套，这也是为了学会没有外套亦能度日；我把外套夹在胳膊下，开始巡视起各个估衣店。

        那是一个卖外套的好地方，因为那里有数不清的旧衣商人，而且，一般来说，他们都在门口等候顾客。由于他们大多数人总在他们的货物里挂上一或两件有显赫肩章的军官上衣，我被他们那生意的阔绰气派给吓住了，所以我走了很久也没把我的货出示给任何商人看。

        由于羞怯，我只好把注意力转向那水手用品店，还有比一般衣店更加合适我的（如多罗毕先生的）那种衣店。终于，在一条龌龊的小巷一角，我找到我认为看来尚有希望的一家，紧靠着一道长满扎人的荨麻的围墙，在围墙的栅栏前有一些好像是从衣店里泛滥流出的旧水手衣物。在一些吊床、生锈的火枪、油布帽子以及在一些装了那么多种生锈的旧钥匙——多得足以打开世界上所有的门——的盘子间，这些衣服漂浮着。

        我战战兢兢走下几级台阶，进了这家又低又小的衣店。店里有个小窗，上面也挂满了衣物，于是店里不但不亮反而被弄得更昏暗。一个丑陋的老头儿从店堂后一个脏兮兮的洞穴里跑来抓住我头发时，我也并没觉得轻松半分；那老头儿的下半截脸全被麦茬般的灰色大胡子遮住了。他的模样真可怕，还穿了件脏兮兮的法兰绒背心，带着很重的酒气。他那张床蒙着一张五颜六色缀满补丁的床单，就塞在他刚从中爬出来的那个洞里，洞里也有一个小窗子，露出更多扎人的荨麻和一头跛驴。

        “哦，你来干什么？”那老头儿龇着牙，用种令人害怕的鼻音说，“哦，我的眼睛胳膊腿，你来干什么？哦，我的肺肝，你来干什么？哦，咕噜，咕噜！”

        这一串话，尤其是最后反复的那个没听说过的词——那是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把我吓得做不出回答；于是，老头依然抓住我头发又说：

        “哦，你来干什么？哦，我的眼睛胳膊腿，你来干什么？我的肺肝，你来干什么？哦，咕噜！”他费了好大气力，连眼睛都凸出来了，才挤出最后那个咕噜。

        “我想知道，”我颤抖着说，“你要不要买一件外套。”

        “哦，让我们看看那外套吧！”那老头儿说道，“哦，我的心冒火了，把外套拿给我们看看呀！哦，我的眼睛胳膊腿，把外套拿出来呀！”

        他说着，把他那只鸟爪一般发着抖的手从我头发里收回；然后戴上一付眼镜，虽说那一点也不能使他发炎的眼睛增加多少光彩。

        “哦，这外套要个什么价？”那老头儿看过后叫道，“哦，咕噜！——外套要个什么价？”

        “半克朗，”我镇静下来答道。

        “哦，我的肺肝，”那老头儿叫道，“不行，我的眼睛，不行！哦，我的胳膊腿，不行！十八便士。咕噜！”

        每当他这么叫时，他的眼睛看上去就要凸出掉下的危险；他说每一句话都用同一种语调，那是像一阵风一样先低后高最后又低下的语调，我找不出比这更贴切的比方了。

        “那好吧，”我说道，并为能做完这笔交易高兴，“我就要十八个便士吧。”

        “哦，我的肝！”那老头儿把外套扔到一个架子上，一面叫道。“到店门外去！哦，我的肺，到店门外去！哦，我的眼睛胳膊腿——咕噜！——别要钱，用来换点别的吧。”

        我一生里从没那样——无论那以前还是那以后——惊恐过；可我低三下四哀哀告诉他，我需要钱，别的东西于我无用，不过我用不着他催，我可以去外面等着。我就来到外面，坐在一个角落的阴影处。我在那里坐了那么多个小时，阴影变成阳光，阳光又变成阴影，我还坐在那里，眼巴巴等那笔钱。

        我希望，现在在那一行再也不会有那样的疯子酒鬼了。不久，从他受到孩子们攻击中我就得知：他在那一带以酒鬼而著称，并享受着把自己出卖给魔鬼的声望。那些孩子不断来到店门前进攻，叫喊那类故事，要他把金子拿出来：“你知道，查里，你并不穷，你是装穷。把你的金子拿出来吧。你把你自己卖给了魔鬼，把你换得的金子拿出来一些吧。快呀！金子就缝在褥子里呢，查里。把褥子拆开，让我们拿一些吧！”这些叫声，再加上要借刀给他拆褥子的建议，令他愤怒至极，竟使他一整天里不断地冲出来，而孩子们就不断地逃窜。他有时那么气愤，把我当作他们一伙的而向我扑来，嘴里说着要把我撕碎一类的话，可刚好他又记起了我是什么人，便又钻进了店。我从他那声音可以断定他又躺到床上了。他用他那刮风一样的语调，发了疯似地喊那道《纳尔逊之死》，还在每一句前加上一个“哦！”在中间加上无数个“咕噜！”这一切似乎还没让我受够，只因为我衣衫不齐又耐心坚定地坐在店外，那些孩子把我和那“店当成一伙的，整天就朝我扔石头，对我大施暴虐。

        他用了很多办法想诱我同意换别的什么。他一会拿出一根钓鱼竿，过一会拿出一把提琴，有一次拿出一顶尖帽，另一次又拿出一只笛子。我没有一点办法地坐在那里，对他的一切建议都予以拒绝；每次我都眼泪汪汪地求他或是还我钱，或是还我衣。终于，他开始一次付半便士地给我钱了。整整又过了两个小时，才一点点加到一先令。

        “哦，我的眼睛胳膊腿！”过了好久，他朝店门外恶狠狠地叫道，“再加两便士，你肯走了吗？”

        “我不能，”我说：“我会饿死的。”

        “哦，我的肺肝，三便士，你肯走了吗？”

        “如果我能办到，我什么都不要也肯走，”我说：“可我非常需要钱呀。”

        “哦，咕——噜！”真是形容不了他这么一叫时的模样，那时他把那老奸巨滑的老脑袋从门柱后仅露出一点点来虚我。

        “四便士，你肯走了吗？”

        我是那么软弱又那么疲乏，就同意了这个数。我从他爪子里拿钱时，手都发抖了。这时已是日落时分，我又饥又渴地离开了。又花去三便士以后，我便很快恢复了，由于我当时精神好多了，我就又一瘸一拐地走了七英里。

        这夜，我的床是另一堆干草下，我在一条小河里洗我打了泡的双脚，再将其用清凉的树叶尽可能包好，然后就舒舒服服睡到干草下。第二天早晨我又出发时，发现那条路从一连串的蛇麻地和果园中穿过。那正是果园被熟透的苹果染红的季节，有几处蛇麻地里已有工人开始干活了。我觉着这一切真太美了，于是我把一长排一长排被绿叶缠绕的秆儿想象成可爱的伙伴，并决定这一夜就睡在蛇麻中间。

        那一天碰到的那些流浪汉比平常还要坏，使我至今还感到害怕。他们中有些长相极恶的歹徒，在我走过时紧紧盯住我，或停下来叫我走回去和他们说话。我跑开时，他们就用石头朝我扔来。我记得有个年轻的家伙——从他带的工具袋和炭炉，我判断他是个补锅匠——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对我死死地盯着，然后用那么大的嗓门吆喝我回去，以至我停了下来往四处看。

        “叫你来，你就来，”那补锅匠说，“要不我会把你那个小个头撕开！”

        我想回头是上策。我走近他们，想用一脸笑意来安抚那锅匠，这时我也发现那女人的一只眼睛又青又肿。

        “你去哪？”补锅匠抓住我衬衣的前襟说。

        “我要去多佛，”我说。

        “你从哪来的？”补锅匠问道，抓着我衬衣的手一拧，把我抓得更紧了。

        “我从伦敦来，”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补锅匠问道，“你是个小扒手吧？”

        “不——是——的，”我说。

        “不是的？说实话！如果你想骗我，”补锅匠说，“我要把你的脑浆都打出来。”

        他用那只空着的手比划了一下，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开了。

        “你有买得了一品托啤酒的钱吗？”补锅匠说，“如果你有就拿来，别让我动手！”

        要不是和那女人的眼光相遇，看见她轻轻摇头并做出“不”字的口形，我准会拿出来了。

        “我很穷，”我强笑着说，“没一个子了。”

        “啊哈，什么意思？”补锅匠说着很冷酷地看着我，我都生怕他已经看到我口袋里的钱了。

        “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戴我弟弟的丝围巾，”补锅匠说，“这是什么意思？拿来！”他说着就把我的围巾从我脖子上取下并扔给那女人。

        那女人大声笑了起来，好像她以为这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她把围巾扔还给我，像先前那样轻轻点了下头，做了个“走”的口形。我还没来得及走开，补锅匠就把那围巾从我手里夺走，胡乱往他自己脖子上一绕，把我像片羽毛一样就给推开了。然后，他骂骂咧咧地转向那女人，把她一下打倒在地。我看到她往后跌倒在硬硬的路上，躺在那儿。她的帽子跌落了，头发在灰尘中变成了白色。我永远忘不了那场景。我走远后再回头看，只见她坐在人行道上——那是路边的一道堤——用披肩一角擦去脸上的血，而他却往前走了，那场面我永远也忘不了。

        这一次的险遇使我很怕，以至从此见到这种人走来，我就后退到一个可以躲的地方，在那里呆着，直到他们走远得我看不见他们了才出来。这种事却常常发生，于是我的旅行也就大为拖宕了。但就在这困难中，也和在途中其它一切困难面前一样，我似乎一直得到那幅有我母亲的画面的图画支持和领引，在那图中，母亲是我未出生前正当韶华年岁的母亲。这幅图画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心中。我躺在蛇麻中过夜时，它在那里，早上我赶路时，它与我同行；它一直在我前面走。从那以后，它在我心中总和仿佛在暑日烈焰下昏昏瞌睡的那阳光灿烂的坎特伯雷大街连在一起，也和那里的古宅、大门和那有无数白嘴鸦绕顶飞翔的庄严灰色的教堂连在一起。我终于来到多佛附近那荒凉又宽阔的荒原时，又是那幅图画用希望减轻了这景象的凄凉。我逃走的那五天里，我还未到达我旅行的最重要目的地前，我还未实实在在走进那市镇之前，那幅图画都不曾离开我过。可是说来也怪，我脚蹬破鞋，勉强支着那受够了风吹日晒而衣衫褴褛的身子站在我企盼已久的地方，这时，那幅图画就如梦如幻一样消逝了，我又陷入孤苦伶仃的沮丧中。

        我先在船夫中询问我姨奶奶的消息，得到的回答各式各样。一人说她住在南福尔兰灯塔里，结果把胡子给烧光了。一人说她被绑在港口外的大浮标上，只有在两个潮汐之间的那段时间才能为人看见。第三个人说她被关进了麦斯通监狱，罪名是偷小孩。第四个人说有人看到她在上一次大风时骑在一把扫帚上，一直往加莱①飞去了。我又去向马车夫们打听，他们也是那样开玩笑而不正经。最后，我向店铺主人们打听，他们不喜欢我的样子，一般都不听我说些什么就说他们可没什么东西能打发我。我这时觉得这是我逃走后最悲伤最困难的时刻了。我已花完了所有的钱，也再无它物可以典卖；我饿，我渴，我累；我似乎和在伦敦那样远离我的目的地。

        那天上午就这么在打听探访中过去了，我坐在市场附近的街角一家空店铺的台阶上，正在考虑到先前提过的那些地方去蹓蹓时，一个赶车经过的车夫掉下了一块盖马布。我把那东西送给他时，他那一脸的和气使我有勇气问他：能否告诉我特洛伍德小姐住在什么地方。这问题我问了太多次了，这次我都几乎没法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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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加莱是法国地名，与英国隔英吉利海峡相望。（译者注）

        “特洛伍德，”他说道，“让我想想。我也知道这个姓。老太婆吗？”

        “是的，”我说道，“没错。”

        “腰挺得板直的？”他挺起身子说。

        “是的，”我说道，“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带着一个口袋？”他说，“一个很大的口袋——脾气孤怪，对人很严的？”

        当我承认这描述无疑很正确时，我的心沉了下去。

        “喏，那我告诉你吧，”他说道，“你走到那儿时，”他用鞭子指点那些山坡，“就一直往右走，走到向海的一些房子时，我想你就能打听到她了。我认为她什么也不会给你的。喏，这一便士是给你的。”

        我好生感激地收下那赏金，用来买了块面包。我边吃，边朝那朋友指的方向走，走了好久，还没走到他说的那些房子前。终于，我看到前面有些房子了；走到那儿，我就进了家小店，那是我们家乡常称作杂货店的那种小店。我进店后请人们告诉我特洛伍德小姐住在什么地方。我是对柜台后的一个男子说这话的，当时他正在给一个年轻女子秤米；可那女子以为我问她，就转过身来。

        “我的东家吗？”她说，“你要找她干什么，小家伙。”

        “我想，”我答道，“和她谈谈，可以吧？”

        “向她行乞，你想？”那姑娘道。

        “不，”我说，“不是的。”可我马上想到我来此地其实并非为别的目的呀，我好不惶恐，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我的脸发烫。

        我姨奶奶的女仆——从她说的话我这么推断——把米放进一个小篮就走出了小店；她告诉我，如果我要想知道特洛伍德小姐的住处就跟她走是了。我所想要的也不过如此；可我当时是那么激动，我的腿在下面不住地抖。我跟着那青年女子，不久就来到一座很整洁的小房子前，那房子还有明亮亮的半圆形小窗户，房前有一个铺满石子的小四方院，你也可以说是还长满了被精心栽培而香气四溢的鲜花的小花园。

        “这就是特洛伍德小姐的家，”那青年女子说，“喏，你知道，我只能说这么多了。”说着，她就匆匆往屋里走，好像要把带我来此地的干系推个干干净净。我被留在花园门前站着，闷闷地从门上方朝客厅的窗子里张望。窗子上挂着纱帘，纱帘的中间没扯上。透过窗棂可以看到一个弧形绿色大屏风或一把扇子，还有一张小桌和一把大椅子，我不禁想姨奶奶那时也许正好不神气地坐在那儿呢。

        我的鞋那时已处于万般凄惨的境况了，鞋底已一片一片地掉了，鞋帮也破绽得难以被再认为是鞋了。我的帽（也被我用作睡帽）又扁又皱，就是被扔到垃圾堆上的脱了柄的破镐和它相比也不会不好意思了。我的衬衣和长裤上沾着暑气、露水、草屑、肯特的泥土（我在那泥上睡过觉），再加上破烂，当我站在门前时，我姨奶奶小院里的鸟儿也受了惊吓。从离开伦敦后，我的头发就没碰过梳子和刷子。由于没受惯风吹日晒，我的脸、脖子和手都被烤成了紫褐色。我从头到脚都是白垩粉和沙土，就像刚从一座石灰窑里出来一样。就这么一幅样子，还对这幅样子有强烈的自觉，我等着向我那严厉的姨奶奶介绍我自己，让她接受我这样的第一印象。

        有那么一会儿时间过去了，客厅窗子依然那么平静，以至我想她可能不在那里。我抬眼看看那上面的一扇窗，只见一个头发花白而神情愉快的男子在那，他怪怪地闭着一只眼向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再笑笑，就走开了。

        我已经够心烦意乱了，被这意想不到的动作弄得更加心烦意乱，于是就打算走开去想想怎么了结才好。就在这时，从房子里走出一个女人，她帽子上又扎了条头巾，手上带着园艺手套，身披一条像收税人的大围裙那样的大园艺口袋，手拿一把大刀。我马上就知道她是贝西小姐了，因为她大模大样地走出房子，和我可怜的母亲常描述她当初走进我们布兰德斯通鸦巢的花园那大模大样完全一样。

        “走开！”贝西小姐摇摇头说，并向空中挥动那把刀做了个砍的动作，“快走开！这里不许男孩来！”

        她走到花园的一角，弯腰去挖一棵小树的根时，我战战兢兢地望着她。我勇气丧尽，只抱着豁出去的想法了，于是我轻轻走过去，在她身边站下，用手指碰碰她。

        “对不起，小姐。”我开始说。

        她吃惊地抬头看看。

        “对不起，姨奶奶。”

        “呃嘿？”贝西小姐叫道，我还从没听过人们用这么吃惊的口气说话呢。

        “对不起，姨奶奶。我是你的孙子。”

        “哦，上帝！”我姨奶奶说着，一下坐到了花园的小径上了。

        “我是大卫·科波菲尔，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我出生的那晚，你去过那儿，见到了我亲爱的妈妈。她死后，我很不快活，我被冷落，不能上学被迫去独立谋生，干不适合我干的苦活。所以我跑到你这里来。我刚动身就被人抢劫了，只好一路走来，从动身后，我就没上床睡过觉。”说到这里，我的自制力全丧失了；我的双手动了动，本意是向她指明我那褴褛行状，证实我所受的苦难，可我就一下大哭了起来，我想这场哭已憋在我心里整整一个星期了。

        我姨奶奶脸上只剩下惊诧的表情，坐在石子上两眼瞪着我；我一开始大哭，她就连忙起身，抓住我的衣领，把我带进了客厅。在客厅里，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一个高厨的锁，从中取出几个瓶子，然后把每个瓶子里的玩艺都朝我嘴里倒一点。我想她是想都没想就拿出那几个瓶子的，因为我至今肯定说我当时尝到了茴香汁、鱼酱、色拉油。由于我依然很伤心，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呜咽，她向我投下这些滋补剂后就把我放到沙发上，在我脑袋下垫一条披肩，又把她头上的头巾取下垫到我脚下，以免我会把沙发套弄脏。然后，她就坐在我前面说过的绿色大扇子或屏风后，这一来我就看不见她的脸了；她每隔一分钟就叫一声“上帝！”，像号炮一样。

        过了一些时候，她摇铃了。“珍妮，”我姨奶奶对进来的女佣说道，“到楼上去，替我向狄克先生问好，并说我想和他谈谈。”

        我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我怕稍动就会惹姨奶奶不快），珍妮见了有些吃惊，但她还是去执行命令了。姨奶奶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直到那从楼上窗子里对我眨眼的男人笑呵呵地走进来。

        “狄克先生，”姨奶奶说，“别装傻了，因为只要你肯，没人能比你更明白。我们都知道这点。所以，无论怎样也别装傻。”

        那男人立刻严肃起来，朝我看看。我觉得他好像要恳求我千万别提到那个窗子。

        “狄克先生，”姨奶奶说道，“你听我说起过大卫·科波菲尔吗？好了，别装作没记性，因为你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卫·科波菲尔？”狄克先生说，我觉得他是不大记得了。“大卫·科波菲尔？哦，对，当然啰。大卫，的确。”

        “行了，”姨奶奶说，“这就是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如果这孩子不像他的母亲，就很像他父亲了。”

        “他的儿子？”狄克先生说。“大卫的儿子？千真万确。”

        “是呀，”姨奶奶继续说道，“他已经干了件好事呢。他跑了出来。哦，他的姐姐贝西·特洛伍德就决不会跑掉的。”姨奶奶坚定地摇摇头，表现出她对那从未来到人间的女孩的性格和行为所怀的信心。

        “哦！你认为她就不会跑掉？”狄克先生说。

        “天哪！看看这个人哪！”我姨奶奶很不客气地叫道，“这是什么话呀？难道我还不知道她不会的？她一定会和她的教母兼姨奶奶住在一起，我们会彼此相亲相爱。我倒想请教你，他的姐姐贝西·特洛伍德会从哪里跑掉，或跑到哪里去？”

        “她不会跑的，”狄克先生说。

        “那就好吧，”姨奶奶听到这回答后也缓和下来了，“你像外科医生的放血针一样利快，狄克，你又怎么能装得木呆呆的呢？现在，你看着这儿的小大卫·科波菲尔，我问你一个问题：我把他怎么办好呢？”

        “你把他怎么办？”狄克先生怯怯地挠挠头发说，“哦！把他怎么办？”

        “就是，”我姨奶奶神色严肃地举着手指说，“嘿！我要一个很得体适宜的建议。”

        “嘿，如果我是你的话，”狄克先生一面茫然地看着我，一面仔细想道，“我一定——”他似乎因为从对我打量时得到启发而生出他料想不到的想法，便很轻松地补充道，“我一定把他洗涮干净！”

        “珍妮，”我姨奶奶感到大胜而平静了下来——但我当时并不理解——并转过身说，“狄克先生给我们大家指出了正确做法。烧洗澡水！”

        虽然这谈话令我很感兴趣，但当这谈话进行时，我不禁观察我姨奶奶、狄克先生、珍妮，这样我对那房间的通盘观察才可算完全彻底了。

        我姨奶奶个头高高的，神色严厉，但并不难看。她的脸上，她的声音里，她的步态举止中，都无不流露出一种刚毅，足以说明她往日在像我母亲那般软弱的人身上可产生的影响；她容貌还可算秀丽，虽然面容坚定严肃。我特别注意的是她有一双十分机灵明亮的眼睛。在我认为是种包头布（我说的是那便帽，当时那玩艺比现在更流行，帽两边有系在脖子上的带子）下，她灰白的头发简单朴素向两边分开。她着的衣是浅紫色的，很整齐干净，只是尺寸很紧，好像她想尽可能减少挂碍。我记得当时我认为她的衣看上去极像剪去了不必要的下摆的骑装。她在襟前挂着一个金表，金表还配有链子和些挂饰；如果我能从其大小和式样判断，那表应是男子用的。她喉部有一块约模是衬衣领口的东西，腕部露出像衬衣袖口的东西。

        狄克先生正如我先说过的是气色红润，头发灰白。关于他，除了前面所说的以外，他的头还特别怪地垂着，但这并非因年龄才如此，他那样垂着头使我想到克里克尔先生的一个学生挨打后的样子；他的灰眼睛大而凸起，并且水汪汪地亮得特别，加上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态，还有他对我姨奶奶的服从，以及听到姨奶奶的称赞时他那孩子样的高兴劲，这都使我怀疑他有点疯疯颠颠的。可是，如果他真是疯疯颠颠的，那他又怎么到这里的呢，这我可一点儿也想不通。他的穿着和别的普通男子一样，穿着很宽松的灰色晨装，白长裤；表放在裤口袋里，钱放在上衣口袋里。他还把钱晃得哗拉拉响，就像炫耀自己有钱一样。

        珍妮是个健美的年轻女子，很好看，大约有十九或二十岁，像是一幅整洁至极的图画。虽然当时我尚未作深入的观察，但我在这里可以把我后来得到的看法提一提，那就是：她是我姨奶奶的一串学员之一，我姨奶奶一心专教她们和男人疏远，而她们通常都通过嫁面包师来表示她们绝不与男人来往的决心。

        那个房间就像珍妮或我姨奶奶一样整洁。就在刚才我放下笔回忆那房间时，带着花香的海风又吹进来了；我还又看见擦得铮亮的老式家具，弧形窗里绿扇子附近我姨奶奶的那把凛然的大椅子和桌子，粗毛地毯，壶架，两只金丝雀，古磁器，装满干玫瑰叶的酒罐，放置各种器皿的高橱架，还有和这一切极不协调的——脏兮兮躺在沙发上打量这一切的我。

        珍妮去烧洗澡水了。突然，我姨奶奶被吓得不能动弹，好不吃力才叫了出来道：“珍妮！驴呀！”我也被她这样子吓住了。

        一听她这叫声，珍妮忙冲下楼，好像这房子起了火一样。珍妮一下蹦到房前一块草地上，把那斗胆闯到草地上的驮着女人的两头驴赶跑了；我姨奶奶从屋里冲到外面，抓住另一头驮着一个孩子的驴的勒绳，把它拽出这片圣地，然后给那赶驴的倒楣顽婆一记耳光，因为她居然敢亵渎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姨奶奶对那块草地有什么合法特权；但她自认为是有的，是否合法对她都一样。她一生都认为让驴从那块圣洁的地皮上走过是犯罪，应受严厉惩罚。不管她在做什么，也不管她所参加的谈话对她多么有趣，只要一头驴子出现就会改变她的想法，使她马上冲到那里去。在一些秘密的地方藏着水瓶和喷壶，准备被用来喷洒来犯的小伙子们身上；门后还藏有棍棒；反击随时都发生，战争不断进行。也许，在赶驴的少年们看来，这又刺激又有趣；也许驴中较聪明者亦明白个中奥妙，怀着与生俱来的执拗，偏爱从那儿走过。我只知道，在洗澡水烧好现有三次警情，最后那次也最严重，我看到姨奶奶和一个红头发的十五岁的少年交战，在他还没摸清头脑前，他的红头发就被我姨奶奶拽住了并被抓着向她门上撞。这些插曲使我觉得特滑稽好笑，因为当时她正用一把汤匙喂我汤（她坚信我处于十分饥饿的状态中，开始进补只能一点点地进行），当我刚张开嘴等汤匙时，她却把匙子放回盆里，大叫“珍妮！驴呀！”并冲去进攻了。

        洗澡实是很大的享受。我开始感到因曾睡在野地而四肢疼痛，而我又那么疲乏虚弱，几乎无法让眼连续睁开五分钟。我洗澡了后，她们——姨奶奶和珍妮——给我穿上本是狄克先生的衬衣和裤子，又用两或三条披巾把我裹上。我像一捆什么呢，我也说不上，但我觉得是热哄哄的一捆。我觉得很乏，极想睡，很快就又倒到沙发上睡着了。

        也许是久已在我脑中出现的幻想使我做了那么个梦。我醒来还觉得是那么回事——姨奶奶曾来过，向我俯下，把我的头发从我脸上轻轻撩开，把我的头摆得更舒服些，然后站在那里看着我。我耳边似乎响过“可爱的小人”或“可怜的小人”这类话；可我醒来时，却实实在在找不出任何证明可让我相信那些话乃出自姨奶奶之口，她当时正坐在弧形窗前那可以转来转去的绿扇子后看大海呢。

        我醒后不久，大家就一起吃烤鸡和布丁。我坐在桌旁，有点像只被绑住翅膀的鸟一样艰难地运动我的双臂。不过，是姨奶奶把我给捆成这样的，我也就对此不便有什么抱怨了。我一直急于想知道她要把我怎么处置，可她吃着饭，一言不发，只偶或看看坐在对面的我，并说句“天哪！”这丝毫不能使我的不安减轻半分。

        桌布撤去后，摆上来的是种葡萄酒，我也喝了一杯那酒。姨奶奶又把狄克先生请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姨奶奶请狄克先生听我的故事，他就尽可能装出很明白事理的模样。在姨奶奶一连串的问题下，我的故事被引了出来。我讲述时，她不住朝狄克先生看，如果他不这么做，我想他准会睡着。每当他微笑时，我姨奶奶就皱眉头，这下又把他的微笑给挡回去了。

        “那可怜的不幸的‘吃奶娃娃’究竟被什么迷了神智，竟要再嫁？”我说完后，姨奶奶道：“我真想不出。”

        “也许她爱上她的后夫呢，”狄克先生提示道。

        “爱上了！”姨奶奶重复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她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狄克先生思忖了一会儿又说道，“她为了享乐才这样做。”

        “享乐，的确！”姨奶奶接着说，“那个‘吃奶娃娃’把她那简单的信赖寄托在那么一个一定会那样虐待她的狗杂种身上，的确是种令人吃惊的享乐。她怎么对自己解释呢，我真想知道！她嫁过一个丈夫了，她为那从小就一直喜欢蜡囡囡的大卫·科波菲尔送了终。她生过一个孩子——哦，在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她生下了坐在这儿的这个孩子！有两个吃奶娃娃了！她还要什么呢？”

        狄克先生偷偷对我摇摇头，好像他觉得这话是无法反驳的。

        “她甚至不能生一个不同的孩子，”姨奶奶说，“这孩子的姐姐贝西·特洛伍德呢？没能出世。不用告诉我！”

        狄克先生好像更觉得惊奇了。

        “那个头歪向一边的小个儿医生，”姨奶奶说，“吉力夫，管他叫什么呢，又做了些什么？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像只知更鸟那样——他实际上就是一只知更鸟——对我说：‘是个男孩。’一个男孩！是呀，他们全是傻乎乎的一群人。”？

        这最后一声发自她心底的怒吼使狄克先生惊诧至极；如果我说老实话，我本人也和狄克先生一样惊诧万分。

        “就这样好像还不够，她害苦这孩子的姐姐贝西·特洛伍德还嫌不够，”我姨奶奶说道，“她还再嫁——嫁给一个杀人犯——或者叫做杀人犯的人①，而又害苦了这孩子！除了吃奶的毛头，谁都能预料，他命中注定要流离失所。他还没长大就很像该隐②。

        狄克先生用力看着我，好像我就是那号人物。

        “就这样，还有那个名字像异教徒③的女人，”姨奶奶说道，“那个皮果提也跟着学样结婚。她还没看够和这类事有关而生的罪过，据这孩子说，竟也跟着学样结了婚。我惟愿，”姨奶奶摇摇头说，“她的丈夫是报上说的那种魔鬼丈夫，用铁通条使劲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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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默德斯通（murderstone）的前半部读音是杀人之意，与杀人犯（murderer）相似。

        ②该隐乃亚当与夏娃之子，因杀死亲弟，被耶和华罚以流离失所。

        ③邪教徒英文为Pagan，与皮果提音近。

        听到老保姆受到这样的诅咒和诋毁，我可受不了。我告诉姨奶奶她误会了。皮果提是世界上最好、最可信赖、最忠心、最尽心、最无私的朋友和仆人；她一向最爱我；她一向非常非常地爱我母亲；是她在母亲临终时前抱起了母亲的头，在她脸上我母亲留下了最终的充满感激的亲吻。我想到她们俩，不禁哽咽；我还想说下面那番话时却哭了起来。我想说的是：她的家就是我的家，她的一切也是我的，要不是因为她的地位低下而我怕会因我反带给她麻烦，我就去她那里投靠了——想到要说这些时，我哭了起来（像我说过的那样），把脸伏在放在桌子上的双手里。

        “行了，行了，”姨奶奶说，“这孩子保护那些保护他的人，也不错——珍妮！驴呀！”

        我完全相信我们会达到很好的谅解，如果不是那些背时的驴子的话；因为那时我姨奶奶已把手放在我肩上，在这样的鼓励下，我已想抱住她并请救她庇护了。但被这一打扰，再加受门外战斗的影响而使她刚才的那种温情又没能继续，而且还激发我姨奶奶愤愤地对狄克先生发表了一番演说；她说她决心求助于她的国家法律，对多佛所有驴业人士的犯罪行为予以严惩。她一直演说到喝茶的时候才停下。

        喝过茶后，我们在窗子旁边坐下，根据我姨奶奶那严峻的表情，我估计我们是警惕还会来的入侵者。我们在那儿坐着，直到暮色降临，这时珍妮把蜡烛和双陆棋盘放到桌上，并把百叶窗拉下。

        “喏，狄克先生，”姨奶奶仍和先前一样严肃地举起食指说，“我要向你问另一个问题。看着这孩子。”

        “大卫的儿子？”狄克先生扬脸认认真真又不知所措地说道。

        “正是，”姨奶奶说，“现在你把他怎么办呢？”

        “把大卫的儿子怎么办？”狄克先生说道。

        “正是，”姨奶奶答道，“把大卫的儿子怎么办好。”

        “哦！”狄克先生说，“是呀，把他怎么办——我就会让他上床睡觉。”

        “珍妮！”姨奶奶满怀我先前提到的那种胜利感和满意心情叫道，“狄克先生为我们大家指出正确方法了。如果床已铺好，我们就送他去睡。”

        珍妮报告说床铺好后，我就被带去睡觉。她们带我时态度和蔼，但有点像押解囚犯——姨奶奶走在我前面，珍妮殿后。唯一给我带来点新希望的事是姨奶奶在楼梯上查问在那里闻到的火味，珍妮回答说是她曾用我的旧衬衣在厨房里引火来着。不过我卧室里除了我穿的那堆怪模怪样的衣物外，再没什么别的衣服了。她们走开时，我听见她们在外面把门锁了。她们留下一小节蜡烛，姨奶奶还警告地提醒我，说这节小蜡烛恰好只够燃五分钟。回想起这些，我觉得姨奶奶并不很了解我，很可能怀疑我有逃跑的习性，所以采取了预防的措施，把我妥善地保管起来。

        这房间挺可爱的，在房子的最高处，俯视着大海，一轮明月正照耀在海上。我记得，做了晚祷后，蜡烛灭了，我是怎样仍坐在那里，看那水上的月光，就好像希望从一本发光的书里读到我的命运或看到我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沿那熠熠闪光的路从天上走来，她看着我，还像我最后一次看到她那甜美的脸时那样。我记得我怎样转过身，当我轻轻躺下，被雪白的被单拥围时，那庄严的感觉又由于看到这雪白的卧具而变作感激之情和安适之感——这是多么令人浮想连翩的感触呀！我记得我怎样想起我曾在夜空下露宿过的所有荒郊野地，我怎样祈祷永远不再失去家，也永远不忘记没有家的人。我还记得，我后来怎样依稀沿着海上那撩人思绪的光辉路径，漂入了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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