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书，但是要注意研究休息哦，我们的网站更新最快最好，免费无弹窗广告，热血：，百度xieyixs就可以了】张之洞作为新政的设计师，几乎所有能够“采用西法”的措施，均已提出，而且不再抨击“民权”学说，卫道的彩色也要淡得多，在揭露官场**的同时也提出了切实的整治办法。[燃^文^书库][].[774][buy].[]他对清朝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只是恪尽职守竭力挽救而已，他已是65岁的老人，来日无多，新政能否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如期如意地进行，只好听天由命。

        中国古代的儒学精英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忧社稷，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历朝历代，都不乏大大小小的商鞅、王安石式的人物。在清末改革史上，有两位堪称“设计师”式的人物，一是康有为，二是张之洞，他俩都写出过影响维新运动的思想性著作，提出过系统的变法建议，在不同时期，受到帝、后的重用，充当了改革的政治推手，但因思想不同，地位悬殊，二人的行事大相径庭。

        康有为毫无政治根基，人微言轻，只能凭口舌文辞博取皇帝恩宠，挟天子令诸侯，自上而下，走大、跃、进式的激进变法之路；张之洞久任封疆，位高权重，在枢臣督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可以从从容容地按着自己的思路在辖省搞改革，自下而上地推动变法运动。从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两位设计师的思路大体相似，但实施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其个人命运也截然不同，思之再三，令人喟叹。

        从清流健将到洋务先锋

        不同于以军功出身的刘坤一，张之洞是科举时代的幸运儿，是由翰林名士出任封疆大吏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三代仕宦之家，曾祖、祖父、父亲均曾任知县，父亲张瑛，自道光中叶起，一直在贵州做官，由知县、知府而至道员，咸丰六年（1856）病逝于军中。道光十七年（1837），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2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贵州度过，他自五岁起，便接受私塾教育，迄14岁，共换过13位教师，其中生员六人，举人四人，进士三人，皆系乾嘉两朝科场老前辈，业师优秀，学生精勤，12岁就出过诗文集，14岁考取秀才，隔年考取顺天府乡试头名举人。同治二年（1863）四月，27岁的张之洞入京会试，中式第141名贡士，五月入正大光明殿复试，列一等一名，六月廷试对策，列一甲第三（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从此，张之洞仕途顺利，步步高升，三年后，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1867）、湖北学政（1867－1870）、翰林院庶吉士（1871－1872）、四川学政（1873－1876），从1876－1881年，历任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教习庶吉士、右春坊右庶子、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咸安宫总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光绪七年十二月任山西巡抚（1881），十年升任两广总督（1884－1889），十五年调补湖广总督，至二十七年辛丑（1901），已督湖广12年，其间，在刘坤一出缺时还署理过两江总督（1894－1896）。（见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以下简称“张谱”）

        以光绪七年为界，张之洞的宦历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18年，主要任学官（十年）与翰院谏官，在此期间，他与张佩伦一起被称为“清流角”，虽是士子瞻仰的清流名士，因官微势薄，除了上疏言事，纠弹大臣，在政治上并无建树。时人拿他与袁世凯作对比，说袁“不学有术”，讥他“有学无术”，他的才干是从光绪七年十二月出任山西巡抚之后才显露出来的，那一年，他4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山西是个穷省，“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到山西任谢恩折”，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全集》第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p83。以下简称“张集”），这是张之洞赴任途中的观感。他在谢恩折中提出了治晋的初步设想，“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柢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边屯固圉之谋，苟为世所便而时所宜”，此非空言，经过半年的调查，他提出了“治晋要务二十事”（“整饬治理折”，“张集”第一册，p101），在以后两年多任期内，虽未完全达到他的治理目标，但历练了“治国”的手段，为其以后治粤、治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抚晋三年另有所获的话，那就是结识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思想上经历“西化”的转变，走上了他的前辈督抚们开辟的洋务运动之路。他在衙门旧档里发现了李提摩太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方面的建议，便派人去请李提摩太，想让他放弃传教，参与中国政务，李提摩太回答道：“尽管我理解改革的价值，但我不是个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引进大量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是十分必要的。”后来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他建立了一座钢铁厂，开始修筑铁路，开办各种工厂和学校，这些都是我在山西时向他提议的。”（［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pp150－151）

        张之洞初任两广总督时提出的治理方针与治晋略同，没有太多的洋务色彩，虽然思想上曾受李提摩太的影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所了解，但山西是内陆省份，人才缺乏，经济落后，不具备兴办洋务的条件，两广则不同，广州是最早开埠的口岸，邻近港澳，是中西通商的窗口和洋人来华的跳板，华洋杂处四十余年，西方文化浸润既久，其开放的程度远非闭塞的山西可比。中法战争后，张之洞对清军“器不如人”深有感触，“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利，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他痛定思痛，立志改革，在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连上《筹议海防要策折》《试造浅水轮船折》《创造炮划设立广安水军折》，提出“储人才”、“设水陆学堂”、“制造枪炮”“开煤铁矿炼钢铁”、“西法练兵”、“雇德国教习”、“架设电线”、“造轮船”、“组建炮艇水军”等一系列兴办洋务的举措（见“张集”第一册，pp307－321），并在原“洋务局”的基础上，改设“办理洋务处”，督饬各衙门讲求洋务，培养人才。

        在督粤的后几年，建成铸钱厂，创设枪弹厂，创办水陆师学堂，建立练习洋操的广胜军，筹办枪炮厂、织布官局，成效卓著，为他日后督鄂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戊戌变法与《劝学篇》

        在晚清名臣中，很难找到一位像张之洞这样经历全面的人，学政、翰院、部郎、抚晋、督粤、督鄂、督江（署理），治理过八个省，若论政绩，当属总督江、鄂这12年，但若与政绩相比，更大的成就则是，经过20年督抚八省的磨砺，他已经成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融会中西，精通吏治、教育、实业、军事、外交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对变法维新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他的变法思想集中体现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春所著的《劝学篇》一书中。

        《劝学篇》分为序、内篇、外篇三部分，四万余字。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前四篇申明保国、保教、保种之大义；“宗经”篇，尊孔孟为圣道，“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正权”篇驳提倡“民权”者，“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为乱政也”；“循序”篇明辨中学西学之关系，“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守约”篇讲西学东渐趋势下，保存中学（儒学）之道，“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去毒”篇讲戒毒戒烟，“中国吸烟之始，由于懒惰，懒惰由于无事，无事由于无所知，无所知由于无见闻。……使孔、孟复生，以明耻教天下，其必自戒烟始矣。”

        外篇十五，曰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皆论文化、教育、实业、练兵、路矿、外交诸方面“采西补中”之事。“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张集”第十二册，pp9704－9770）

        有清一代，文网严密，著书立说是件风险很大的事，士绅学子可以为之，枢臣督抚绝不敢轻率为之，戊戌乃多事之春，张之洞甘冒风险作《劝学篇》，而且恭呈御览，实有政治用心。原来，张之洞对康有为得宠发迹持有戒心，他在给梁鼎芬的信中感叹，“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张之洞对康有为受皇上召见及在京的动向极为关注，发电给其侄张俭（时任吏部主事），要他报告“康有为召对详情如何？政府诸公赏识否？康与荣（作者注：荣禄）有交情否？派在总署，想系章京，上谕是何字样？到总署后是否派充总办？有主持议事之权否”。（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33》，以下简称“茅著”）

        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受光绪帝召见后，奉旨进呈其编写的各国改制书籍，他在召见前已进呈所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他人所著《泰西新史摘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召见后又进呈所著《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二次进呈本）《波兰分灭记》《日本书目志》以及《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日本地产一览表》，这些书对光绪帝的思想影响很大，其中《波兰分灭记》进呈后，光绪帝赏银两千两，康也获得了通过军机大臣廖寿恒代递其条陈的权力。

        这些消息对张之洞刺激很大，作为昔年的翰院名士，当朝的儒学正宗，他必须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对变法的态度，以抵消“康学”对皇上、朝臣和士人的影响，于是，在多名幕僚的参与下，数月之间，就写完了《劝学篇》。书成之后，即由专差运往北京三百本，由张俭、张权（张之洞儿子，新任刑部主事）广为赠送、宣传。六月初一，张之洞的亲信黄绍箕在光绪帝召见时，向皇上推荐了《劝学篇》，过后，黄通过翰林院向军机处致送该书二本（副本四十）；六月初七，军机处将该书正式呈递，光绪帝当日下旨：“本日翰林院奏侍讲黄绍箕呈进张之洞《劝学篇》据呈代奏一折。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钦此。”（“张集”十二册，p9703）

        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参加过为写作此书召开的预备会议，他在谈到该书的写作动机时说：“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辜鸿铭文集》上册，海南出版社，1996，p320）。

        两年后，张之洞在写给浙江按察使世杰的信中说：“附上拙作《劝学篇》□部，此书成于戊戌之春。其时因末流波靡，邪说纷出，大有犯上作乱之忧，又以迂谬书生，食古不化，亦将有神州陆沈之?。爰酌中持平，抒其管见，冀杜横风，而弃迂说。乃未及数月而康党逆为乱阶，驯致今年，而拳匪又开巨衅，各执一偏之谬论，遂致大局之几危，不幸言中，可为浩叹。”（“致新任浙江按察使司世”，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张之洞函稿》，转引自“茅著”，p40）张之洞晚年谈到《劝学篇》时亦不讳言著书之初衷：“自乙未（作者注：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订约’）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编者注：小人，奸人）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有人以此书进呈，奉旨颁行天下。秋间，果有巨变。”（“抱冰堂弟子记”，“张集”第十二册，p10621）

        从《劝学篇》到“变法三折”

        其实，《劝学篇》用意如何并不重要。乙未之后，士人皆谈变法，“康学”异军突起，风靡天下，自有道理，并非一无可取；而“张学”看似中庸，实则保守，并非完全可取。康、张都有“各执一偏之谬论”，张氏“内篇”谬论最多：“教忠”开篇断言“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列举清朝十五“仁政”；“明纲”篇侈谈“三纲五常”，“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正权”篇更视“民权”之说为洪水猛兽，“民权之议”为“召乱之言”，一面痛斥“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一面大申“官权”，完全与西方立宪国兴“民权”、抑“官权”背道而驰……其他谬论不一而足。张之洞把变法视为保国（实为保清朝）、保教之举，他为变法制定了一条政治标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一切有损君权、官权、儒教的变法思想都是异端邪说，这种“体”、“用”之说，经过后人的发展，成了迂腐顽固分子维护帝制、君权与儒教，抗拒变法的利器。

        当然，处在张之洞的地位，在那样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那么写，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扮演卫道士的角色。但他内心深处却在矛盾中挣扎，他并非不知西学与西法之益，并非不知中学与中法之弊，但囿于身份，不便言说，而违心之言，还非说不可。经过戊戌、庚子之变，他对变法有了更多的思考，他的思想也在与时俱进，他没有写一本新书去修正旧著，但把时隔三年所作“江鄂会奏变法三折”（以下简称“变法三折”）与《劝学篇》作一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变法思想演变的脉络。

        “变法三折”是由刘坤一、张之洞的幕僚在江、鄂两地拟稿，再交张统稿，最后由刘审定、上奏的，在拟稿期间，刘、张函电不断，重要问题反复磋商。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十六日，张之洞致电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八人，倡议仿效英国上议院的选举制度，促进中国官僚体系的民主化，以提高行政效率。“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考宋‘磨勘转官’之法，必有荐主十人；明‘廷推’之法，则大臣皆与；似可略仿之。督、抚由司、道、府、县公举，司、道由府、县公举，府由州、县公举，州、县由通省绅民公举。但不能指定一缺。举员多者，用之京官。除枢垣不敢轻议外，部院堂官由小九卿、翰詹、科道部属公举，科道由翰詹部属公举，司员掌印补缺，由本部候补者公举。每一缺举二三员，候钦定，岂不胜于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乎？推之各局总办，亦可由局员、工匠公举。惟武将不在内。盖今日营哨官并不知兵，不能举也。流弊亦不能无，总是利多害少。贿赂、情面、庸劣、尸位之弊，必可绝矣。姑妄言之，请诸公略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缧疑酢Ｏ场＃ā罢偶?钡谑?幔?p8540－8541）

        此电对了解张之洞思想的转变非常重要。他的本意不在设议院，而是提出了政府各级官员的选举制度，要点有三：州、县长由绅民选举；高一级的官员候选人，由低一级的下属公举产生；皇帝有核定适当人选的最后权力。这一建议，很有创造性，其目的显然欲以选举为手段，推进官制改革。

        刘坤一收电后回复张氏，并电告盛宣怀等人，表示不便同意：“鄂铣电悉，议院意美法良，但恐事多阻格，未能照行。”尽管如此，刘还是希望由张来主稿，态度至为恳切：“此次变法为中国治乱兴衰一大转机，关系极巨，香帅博通今古，贯澈始终，经济文章海内推为巨擘，非由香帅主稿，断难折衷至当，万望勿在客气，主持办理。”（“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张集”第十册，p8541）盛宣怀等人受刘坤一的影响，没有表态，张之洞也不再坚持，他的这一“骇人”想法，未写入“变法三折”。

        但“变法三折”还是融入了张之洞的许多新思想，尤其是“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如提出广派王公大臣及宗室弟子出洋游历，考察外国政情，促成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多处提倡学习日本，使得日后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学习日本兵制操练新军，学习日本的司法制度，定矿律、路律、商律、刑律……在“西化”的程度上较之《劝学篇》大有进步。

        作为新政的设计师，可以说，除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能提，几乎所有能够提出“采用西法”的措施，均已提出，而且不再抨击“民权”学说，卫道的彩色也要淡得多，在揭露官场**的同时也提出了切实的整治办法。他对清朝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只是恪尽职守竭力挽救而已，他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来日无多，新政能否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如期如意地进行，只好听天由命。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张之洞不会想到，他开办的新式学堂成了民主思想的摇篮，他训练的湖北新军成了武昌起义的民军，他建的枪炮厂为民军制造军火，他曾经居住十多年的官衙成了辛亥年被义军攻占的第一个总督衙门，他更不会想到，作为新政的设计师，死后两年，清朝就被推翻，他成了大清王朝变相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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