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前军和李定国所部在各自驻地的纠纷是孙可望默许的，偶有爆发，但问题不大。可李定国和郑成功这边是因为什么，孙可望就不得而知了。

        军情司固然强势，但短短两年间，也还真没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很多事情孙可望只是知道发生了，但并不了解其中的内幕。

        这两股力量都是在南明一方处于弱势的时候，孙可望为了分散自己的军事压力，也为了避免自己一旦失败，满盘皆输而支持的，他们也都远比原来历史上更加强大。

        李定国所部乃是南明诸军中仅次于殿前军的强大军力，在各部兵马中，除了殿前军，也就只有李定国拿得出五万身经百战的精锐野战军团了，刘文秀，郑成功所部只是万余，李来亨，冯双礼，马进忠都不过数千。

        而且，军队的战斗力除了士兵的经验和技巧以外，更重要的还是装备，这也是孙李遥遥领先于刘文秀，李来亨，冯双礼和马进忠所部的重要一点。

        换言之，当初孙可望养的蛊，如今已经威胁到了他自己，李定国和郑成功都不是屈做人臣的角色。纵使有诸多缺点，但他们都是当世不可多得的枭雄，是决不可轻视的实力派。

        “国主，晋王如今在南安，赣州，建昌，漳州，汀州，延平六府都扶持起了自己的人，各个要道还有驻军把守，咱们派去的官员基本上都被软禁了。广东方面有彭信古，陈齐策等人坐镇，王兴和郝尚久也知趣，情况稍好，但咱们在那里缺少真正的力量......”

        王自奇亲自打通了河南的粮食走私通道，又派出了三十几个老兵，协助山东义军壮大之后，便匆匆赶回了南昌，准备听候孙可望的新调遣。

        “郑成功那边的情况如何？”孙可望微微蹙眉，又问道。

        陈少川上次回长沙觐见已是数月之前，山海相隔，交通不便，郑成功那边的最新消息传到孙可望手里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了。毕竟，军情司的探子只有在合适的时间，才能有机会送出情报。

        “郑成功如今正借着清军集中兵马闽北，浙北，赣东一带，浙东浙南防务空虚的机会，买通了许多地方军头海盗，从温州，台州二府走私了大量粮食，而且从广东和咱们购买的粮食也是按照最高额度购买的，应该是为今后和国主反目做的准备。”

        “往日本方面的贸易，陈齐策有进展了吗？”

        “郑成功在日本那边有个胞弟，与日本朝廷关系匪浅，所以才能独霸与那边的贸易。陈齐策现在暂时只能尝试和台湾的红毛，琉球国合作，还无法触及到日本。”王自奇想了想，又说道。“如今日本，琉球等国内部纷乱，台湾还有两股红毛，岛上的山林之中亦有土司，开辟商路实在不易。”

        王自奇其实也不懂什么西班牙人，荷兰人，更加不了解日本，琉球是什么情况，国家有多大，自然是用自己明白的思维去理解。而且，他之前收了陈齐策的好处，也得替对方说些好话，只要不是欺瞒孙可望就可以了。

        要知道，王自奇这个位置的人，只要稍微换一种说法，就算是一个意思，在孙可望这里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这点差异，足以影响陈齐策的前程。

        孙可望听罢，在屋中左右踱步起来。李定国和郑成功的种种，无非就是在为将来的反目做准备，特别是郑成功，他目前占据的土地还是不足，大军急剧扩张之后粮草问题更加严重。所以孙可望有理由怀疑，两人之间的纠纷是做给自己看的。

        李定国学着孙可望，在珠江流域，赣南，闽南等地推广营庄制度，现如今在不扰民的情况下也能保证兵源和粮草，一般的徭役征发则是官方提供口粮。

        赣江流域，鄱阳湖平原，湘江流域，洞庭湖平原，明末的主要粮食产地都在孙可望手里，他占领的土地大多是山野，海上贸易和武器局，工坊又不在自己手中，虽然在科学院的推广下，玉米种植愈发广泛，山野之地的农耕情况有所改善，但远没有孙可望那么富裕。

        孙可望在云贵的营庄几乎占据了两省的所有耕地，湖南广西，又占地三四成，如今的江西和湖北，比例要小些，勉强三成，营庄总数扩张到了近千个，占据耕地三十余万顷，也就是三千多万亩，供养新旧军户三十余万户，还有更大数目的，成分各异的农户也委身于营庄中。

        这一拥有四百余万人口，几乎占了西南七省一半的新生力量是孙可望权势的根本依仗，既是他创造的，也是他依靠的，所谓的乡绅宗族，原本的社会关系都会在其中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被武装起来的营庄。

        当然，除了营庄之中的军户，农户以外，在工坊和配给站的发展壮大下，南明诸军的控制区内，商业逐渐繁荣，不少没有配给站的地方，也有商人从工坊中进货，拉去售卖，绝大部分人口都已经和这一体系牵扯在了一起。

        “让陈齐策和陈少川都继续想办法，否则郑成功日后必然是一个难缠的对手。陈齐策的船队可以适当扩张一下，必要的时候给陈少川提供军力支援。”孙可望过了好一阵，才终于开口。“至于晋王那边，孤会再派几个得力的人到广州的。”

        “是，国主！”

        王自奇只是军情司的负责人，孙可望自然不会什么都和他说。对付李定国也自然不能用太“实”的办法，否则会引起对方的反扑。

        相反，只要不涉及到军队和直接供给军队的钱粮，安排钱庄之类的金融手段，李定国和他的部将们大都不会重视，甚至是完全不当一回事。

        毕竟，对于这群农民出身，被逼着造反，在实战中一步步成长为职业军人的大老粗们来说，带兵打仗他们无所畏惧，更是鲜有对手，可是治理天下，那就太难为他们了，更不用说对于这个时代堪称降维打击的金融手段了。

        “自奇，针对江南的作战会议过几日就要召开了，你先别急着走，到时候还有任务交给你。”孙可望补充道。

        南直隶镇江府府城，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只有稀稀落落几人，两边的店铺更是大多闭门不开，因为大军入驻，税额提高，粮价上涨所造成的饥荒和商业凋零使得这座位于运河和长江交叉口，东临南京，北望扬州，南濒常州的商业城市日渐没落。

        张煌言所部水师已经攻占了靖江，并在那座江中沙洲上留下了数百兵马，以及大小三十多艘战舰，不时便来骚扰，搅得城中的清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日都不得安宁。

        不止是镇江，清军的所谓长江水师早已经被张名振剿灭，如今张煌言麾下的上万水师在长江水道如入无人之境，最远甚至到达了南京城北面，甚至还不止一次放炮，以示军威。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对于清军来说，真正的心腹大患是张煌言水师对于其运输线的打击，这使得清军的粮草军需调配只能更多依赖陆地，耗费大增。若不是张煌言所部水师只能活动于长江主干道，恐怕清军的南北补给线都要被切断了。

        而随着张煌言水师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江南地区的奴仆起义也接踵而来，双方甚至遥相呼应，相互配合。不少奴仆暴动之后都选择了逃入太湖，投靠钱达，等待最终的大战到来。

        为了防范张煌言大军的进攻和镇压此起彼伏的奴仆暴动，岳乐不得不请示顺治，扩张长江沿岸各城的绿营守军，同时派出八旗兵协助防守。这些地方都是清军的财税来源和运输大动脉，若是大乱，财税一断，别说是南方的战局了，便是北京的物资供应，恐怕也难以为继。

        其实，随着北方各省民变起义不断，清军不得不加大军事投入，各省的额外开支都得仰赖南直隶，浙江两省，否则根本无法镇压。

        当然，随着主要战场转移到了江南，清军的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而陕甘在孟乔芳的十年治理下，许多地方的屯田也取得了效果。清廷在无力支援的情况下，甚至想过让陕甘自筹粮饷，但最终因为对吴三桂和陕甘绿营军的提防，还是作罢了。

        毕竟，放任吴三桂和陕甘绿营自筹军饷，据地而守固然可以节省大笔军费，但如此一来，无异于让对方割据。不到最后的时候，清廷还是不会放手的，尽管现在顺治和满州大臣们已经十分犹豫了。

        他们是想汉人自相残杀，然后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可转念一想，孙可望，李定国，郑成功等人已经如此强大，要是这些汉人倒戈了，那局势岂不是雪上加霜？

        其实，岳乐上书过顺治，他没敢明说，只是稍稍暗示了一番。这种事情，要是追究起来，可是大罪，岳乐不是那种不知道分寸的人，他现在是带罪之身，更不敢直接说出口。

        岳乐如今对于战局的走向并没有把握，李定国杀了他的密使，那就是不可能合作的意思了。郑成功虽然让人回来了，但也没有任何合作的意向，让人捉摸不透，好像是在观望一般。

        而吴三桂通过胡心水传回来的消息，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他倒是想促成这些事情的落实，这样他就有更大的资本了，和刘文秀谈判的时候，如果是独立王国头领的身份，对他来说局面会好很多。

        不过，吴三桂在清廷中的力量并不大，他并不能施展多少力量去影响，或者说推动这件事情更进一步。但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他更加坚定了清廷要亡的信念，朝着刘文秀靠拢的心更加急切了。

        随着孙可望的“粮食战”逐渐生效，北方各省的粮价大涨，便是江南当地产粮区的粮价，也比往年高了一倍有余。

        在如此巨大的利润驱使下，江南不少商人不顾清廷禁令，冒着砍头的风险，开始囤积粮食，然后向北方各省走私粮食。还有一些不愿意冒着走私风险的，则打算等到粮价再翻一番之后再卖。反正等百姓家中存粮耗尽，大家都饿极了，多少钱也得买，而这又造成了当地粮食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不同于孙可望有营庄支撑，可以高效调度使用各种资源，更能严厉打击走私，清廷控制下的土地很多掌握在各大汉人地主，各大旗主贝勒的手上，地方绿营守军也不可信。

        这些耕地和耕地上的佃户，包衣们，在如此乱局之下，反而是进一步朝着大户贵族们聚拢了。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在如此年景，清廷的加派徭役必然不会少，也绝对容不得商量。不止是普通的自耕农，便是八旗旗丁，手中的粮食除了缴纳赋税之外，便不剩多少了，要想维持生活，只能是向旗中的贵族们“借”。

        于是乎，原本就是大奴隶主，手中聚集了无数财产土地的满洲贵州们，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兼并，他们手中的财富非但没有因为战局不利急剧减少，甚至还有不少都增加了。

        而那些旗丁原本依靠剥削汉人包衣，获得了巨大利益的，也因为前面几次的军事失败，没了劫掠所得的财物，家中的包衣更是损失惨重，男丁又都在外征战，哪里还有多少余力耕种，收成自然成了问题。

        塔塔克家中的情况便是如此，他家的包衣因为两次大战，死了三个，而李忠诚家中的包衣也死了一个，家中的地因为缺少劳动力，这两年都收成都不好，到了缴粮的时候，只能靠土地或者包衣来“借”。

        实际上还是主仆的二人如今都在镇江城中，负责守卫任务，都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北京了。

        为了防范明军，更是为了让大军加强训练，适应南方气候，大批八旗兵滞留在了江南，最多就是夏季最炎热的季节分散各处，或者北上避暑，以免造了瘟疫。

        不过，经过这几年的苦战，来自北方的数万绿营和数万八旗，其实对南方的气候都没有那么敏感了，甚至夏季的时候，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也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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