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孙可望是不希望看到李定国和郑成功联合起来的，双方的关系越紧密，他就越难制衡两人，那便意味着内战会提早许多年爆发。

        孙可望自然不会以为现在这种划分势力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反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却已经是当前局势下最好的选择了。

        至少，对外用兵和他的威望可以使得内战推迟几十年再爆发。大家都有强悍的军队，都想要分配更多利益，怎么可能会有人心甘情愿退出，或者是轻易妥协？

        用这些兵马去开疆拓土，为后代创造更加安全良好的周边环境，总比自己人打自己人，耗尽国力来的要好。

        而且孙可望要去开的是辽东，内外东北，无论是刘文秀主攻的西北，李来亨主攻的蒙古，还是李定国主攻的安南，郑成功主攻的台湾，都无法与之媲美。更不用说，他这样安排，本就是存着私心的。

        刘文秀，李来亨等人以对外开拓为由保全自己的兵权，李定国和郑成功最终也必然如此，但他们攻打的地方，无疑最终会使得他们的兵马消耗大半。

        用兵西北，蒙古，补给都十分艰苦，敌人虽弱，但草原戈壁却十分可怕，稍有不慎，便是折损过半，而台湾盘踞的荷兰人，海军远胜于郑成功的水水师，还有坚固的棱堡，郑成功不损失一两万兵马，恐怕根本攻不下。

        而难度系数最高的，则是李定国要对付的安南了，且不说两广的核心地带——珠江三角洲和安南的核心地带——红河三角洲之间千山万水相隔，便是当地根深蒂固，具有强大号召力的豪绅大族发动的游击战，就足够李定国头疼的了。

        但孙可望的辽东，只有几乎已经被消灭的满清残部，辽东的土地更是早已经开发，而且几乎没了原住民，想要重新移民，建立据点，完全控制辽东，然后通过羁靡和贸易手段，逐步控制整个黑龙江流域，内外东北，以十七世纪的生产力而言，并不困难。

        换言之，在孙可望的小算盘里，等这些疆土基本上收回，就算没有收回，那些敌人也基本上被打残了之后，就是他真正一统全国，收回各省兵权的时候了。

        要知道，全国的产粮地，基本上都在他的手里，江南，也在他的手上。这便是不断保持强军的最大底气，也是孙可望倾向于这样安排的原因。

        而这一点，另外四人其实或多或少也能猜到，毕竟孙可望这算盘打得太响了。可许多事情，并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既然孙可望占了优势，又不失道义，他们也不能不妥协。

        李定国和手下谋士一番商议思考之后，对于两广倒是十分满意，虽然土地少了，但天然的山脉屏障和珠江可以确保了他的半独立性和控制力，攻下安南之后，通过海运，粮食也不成问题。

        但李定国还是想要讨价还价的，态度也十分坚决，广州和澳门的贸易权和即将筹建的南洋水师，他必须要有一个。

        理由也无可反驳，为了征战安南！

        对此，孙可望和孙征淇自然不会同意，陈齐策，邓耀等主将也并不愿意归属到李定国的麾下。最后双方都各退了一步，「广州武器局」归李定国了，但海南划出了广东，独立成「南洋镇」，同时也是即将组建的南洋水师的基地。

        李定国本来想要的就是「广州武器局」，海贸和水师不过是幌子罢了。他自然也听说过海贸很赚钱，同样知道水师很重要，但他对这些都没有很浓厚的兴趣。打仗看的，最终还是有多少骑兵和枪炮。

        而郑成功这边，孙可望同样做出了妥协，他一开始给对方的条件本来就是极度苛刻的，实际上是一种试探，要看的是郑成功的反应。

        郑成功其实也并没有真的要和孙可望决一死战的意思，特别是张煌言再三劝告之后，他更加没了战胜孙可望的信心。既然有得谈，他撇下李定国和孙可望私底下谈，也不是不可以。

        最终，郑成功拿回了漳州府，延平府，他直接管辖的地方则变成了漳泉二府，但是军队方面，孙可望并没有丝毫松口的意思。

        对于郑成功，孙可望是不担心他主动挑起战事的，毕竟刘文秀和李来亨都不会支持他，张煌言又是鲁王一系的，和郑成功亦敌亦友，李定国恐怕更不好直接干预，如此反而是给了孙可望直接覆灭他的机会。

        所以在土地这一块，孙可望的底线是福建全省，只要对方兵马不变，攻下台湾之后，必然元气大伤，若要经营台湾，他就绝对没有能力再逐鹿中原了。

        或许这个时代，只有孙可望最清楚，攻取台湾是功在千秋，但至少在当代，是看不到什么好处的，甚至几十年内，都是亏本的买卖。

        但若是郑成功无法攻取这块土地，那他就没有任何保留那么多军队，以及郑家船队的理由了。

        经过一番并不那么好看，更谈不上文雅的讨价还价之后，各方势力总算是勉强就最终的「内阁大会」达成了一致。

        台面上的体面，就是要靠台面下的不体面换来的。内阁大会上的其乐融融，有说有笑，靠的是这些各派力量的话事人们，近半个月的博弈与妥协，以及无数居中协调的亲信们。

        土地，人口，兵马的限制与分割，工坊，贸易的分配，以及孙可望借助这些外力，要对新朝进行的制度改革和权力制衡，也顺水推舟，作为谈判条件了。

        而与此同时，钱谦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也开始走动了起来。孙可望要在各省建立书院的消息早已经传开。在钱谦益，王夫之的努力，以及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的盛名之下，各省只要是稍有名气的文人，都想来参活一下。

        当然，最主要的是，传言说若是成了书院的讲师，那可是直接授官领俸禄的，品级是不高，俸禄大部分也只有每月一两五钱，但是聊胜于无啊！

        甚至于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赶紧进入新朝的体系之中，成为自己人，许多事情，可以慢一点，但这个要是慢了，位置可就都没了。

        考虑到这一点之后，不少寄身于商贾富豪之家的赘婿和远房亲戚们，也在背后老丈人，好亲戚的资助下，开始了活动。甚至有的富商广撒网，资助了三四十个书生的。

        钱谦益在长沙见识到了岳麓书院的巨大影响力，一想到将来南京新建的书院，影响力可能会更甚，便是一把年纪了，还四处奔波游说，想要过一把院长的瘾，在史书上留下大大的名。

        孙可望计划在每个省都建立一个官方的所谓「书院」，其实也就是后世「大学」的模型了，历经五年改进的长沙岳麓书院便是模板。

        当然，孙可望登基之后，还会通过欧洲传教士和派出旅欧使团，将西方的学科体系，以及文明成果搬运过来，取其，为了您下次还能查看到本书的最快更新，请务必保存好书签！

        第二百九十六章激进免费阅读.，***最终也被赶回了关外。caset

        当然，他其实也很清楚，这个大明早就已经不是以前的大明了，十几年过去，百姓心中，对所谓的大明似乎也没有什么留恋了。

        不过，因为他和东林党人素有仇怨，因此和钱谦益也谈不到一块去，但被孙可望点名召来南京，张煌言又主动来示好，他也便和这个昔日的同僚，热络了起来。

        至于为什么被孙可望点名请来，黄宗羲其实也不清楚。但这几日听到了新朝的各种改革传闻之后，他似乎又有了些明白了——自己的许多想法，似乎和这个从未谋面的孙国主不谋而合。

        「那读书会有人数的限制吗？书院里出去的官员，岂不是和书院藕断丝连，难道国主就不怕他们结党？」黄宗羲试探道。

        「如今这天下又不是他一人的天下，便是结党，他也阻止不了啊！」张煌言笑了笑，喝了一口酒后，又继续说道：「而且，只限于书院之中，若是出了书院，还敢结党，恐怕就没有那么好的事情了。到时候管你是读书会还是听戏会，都逃不掉督察司那些家伙的耳朵。」

        「这倒是有趣，结社也能如此灵活，恐怕是孙国主担心局面到时候不受他的控制吧！」黄宗羲也笑道。

        「不不不，这只是我的猜测，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但是看长沙那边的情况，应该也是大差不差了。」张煌言解释道，然后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又说道：

        「王夫之也在南京，改日我摆个宴，你们也好好认识认识，而农可是很得孙可望重视的，他资历够老，或许孙可望提前和他说了。」

        黄宗羲听罢，当即点了点头，然后又敬了张煌言一杯酒，两人的谈话随即又被他引到了其他方面。

        一番畅谈之后，黄宗羲心中不免有了触动。在书院里面「议政论政」，甚至是影响朝堂上的决策，正是他所期望的朝堂改革方向。

        且说，黄宗羲在哲学，政治上，许多方面的想法都要比王夫之激进许多。

        而这个思想即将突破时代的文人，在不久的将来，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许多方面提出的观点，都是孙可望所需要的。这也是孙可望点名把他召来的原因。

        比如：「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民主思想；

        「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百姓的基本权利的法治思想；

        以及关于宰相和围绕着宰相的各部门的重新设立，「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官员制度思想

        甚至是「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的舆论中心和议会机构，只是在具体的理论上，还不成熟。

        在原本历史上，这些思想并没有存在的土壤，这些堪称伟大的文人，思想家关于晚明近几十年，甚至是华夏上千年历史的反思，并没能在社会制度变革方面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而如今，孙可望想要通过设立书院的方式，通过影响这些国家精英的方式，把这些思想火种保留下来，甚至随着文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改革，它们终将能真正影响，甚至是改变新朝的政治文明。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内忧外患俱在，集权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孙可望登基之后，真正要做的，不是所谓的民主，而是尝试初步的法治，或者说是局部的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便会毫无意义。

        随之而来的，便是六部的改革，中央官制的改革，把「法」从皇权中独立出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如果无法保证「法」的逐步独立，那对皇权的限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而这也是孙可望妥协李定国，郑成功等人的重要一点。他们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毕竟，任何政治承诺都是不可信的，但是如果违背了道统，那问题就大了。在他们和他们手下谋士们的眼里，这不是「法」，而是可以遏制孙可望的「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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