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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年以后的中华大地已经成为世界大国，这时候的人们也能比较理性的反思十九世纪末的那个王朝的历史。此时的历史学界对于武昌革命有了较为统一的评价。革命党的后裔们视乔夫为中华共和国的国父，视武昌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自然赋予武昌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认为武昌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在1931年的原革命党纪念武昌起义大会上，发表的《上海民众武昌起义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武昌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武昌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武昌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武昌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后来的社会活动家在潘公展在《武昌革命与共和建国》一文中，进一步对武昌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武昌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但是武昌起义后的中华大地，各方势力正在努力寻求的还仅仅是和平统一的方式而已。在当选临时大总统的余韵未散尽之时，乔夫已经开始着手南北议和的要务。在临时租借的会议室里众人入座后，乔夫急于了解和谈情况。伍廷芳报告说：“现已同北洋代表唐绍仪达成了四次停战协议，南北双方亦业已承认立宪政体。明日唐氏将电曹锟代奏，请召集国民大会讨论君主民主政体之事。唐氏还转告了曹锟所托之言：若南方能举其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不过，曹氏又怕做曹操、王莽，落下千古骂名，故想让南方党人将他推上总统地位。”

        乔夫说：“我已多次声明，如曹锟能尽快推翻满清二百六十余年之专制，则大总统一席尽可归他，况共和国之总统不过人民之公仆罢了。”

        黄克敌这时插言说：“先生来沪之前，列强驻北京公使团曾到清廷外务部表示，中国若能和平停战，主持立宪，则全球所盼；若急于成立共和国，恐非时势所能，亦适启内地纷争之祸，实非中国之福。看来，列强于我不善。”

        “尤其日本政府可恶，”汪昭明亦愤愤地说，“日本政府以为清廷必将请日本出兵助中国削平内乱，若东三省发生骚乱，则日、俄两国政府不等各国同意而立即出兵。但日本政府又同时与鄂、沪两地领袖交涉，想要起义民军在中国南部建立一共和国置于日本保护之下，并给若干路矿权利。同时，日本又暗助满清王公反对袁世凯，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甚至警告袁氏，说决不承认中国改建共和国体。袁氏在召见伊集院彦吉、征询日本政府对收拾时局的意见时，伊氏始终主张：中国非君主立宪政体不可。”

        乔夫沉思着说：“荷马里前日还警示过我，说我们的共和国与美国一样，只有靠利剑才能保有她的美洁和自由。中国的敌人，是历史形成的调和主义、政治**以及日本三者。若不能打击这三个共同敌人，我于这个国家就无能为力了。看来荷马里的话颇得要领，日本政府果然是阻止我们实行共和的敌人！”汪昭明本来还想劝谏乔夫不要急于就任民国临时总统，以免曹锟心冷，但乔夫接下去斩钉截铁地说：“共和政体乃世界潮流，谁能阻挡！”汪昭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次日，在上海的同盟会本部负责人在哈同花园宴请乔夫，商讨乔夫赴任临时大总统一事。一清早，乔夫、黄克敌、陈其美、胡传儒、马君武、居正、张继等人就来到园中。

        商讨开始后，黄克敌即对众人说：“乔先生返国，南方军民有了归属。不过国内势力最强大者却是宣布独立的六省谘议局。也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吴宸轩，他除了对清室退位和紫禁城等处的国宝监护之外，对于国体一事不置一词，如同一柄达摩克斯剑悬在哪里，谁当总统都不会好受，何况是临时总统。”

        黄克敌言毕，胡传儒即问道：“克敌兄之意，临时总统就是过渡总统啰？曹锟果能赞成共和，不负众望么？那吴宸轩想来也不至于要公然挑起内战，抢夺总统大位吧？”

        黄克敌说：“眼下，与北方代表唐绍仪和谈进展甚慢，曹锟能否立刻使宣统逊位，实行共和政体，尚难预料。不过，促清室退位，曹氏内心早有此意。江南新军参谋长顾忠琛日前与北洋军第三镇代表廖宇春已签订密议，约定先推翻清室者为大总统。我亦表示，如曹氏能推翻清室，当大总统不成问题。”

        说罢，他拿出顾、廖二人所订的协议请乔夫阅看。乔夫阅毕，持重地说：“与曹氏议和意在实行共和，南京建立共和政府，可使一半国人生活在共和政体之下。若我就任临时总统，将尽力促成共和，并视时局变化而逊位，决不失信于北方。”

        众人正谈论间，宋教仁匆匆进来了。他之所以来迟，是因与章炳麟、张謇、赵凤昌、汤化龙等人密商组阁的事去了。起初，章炳麟从日本回上海后，即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颇得张謇、汤化龙等人欢迎。又因与乔夫有隔阂，章炳麟在黄克敌至上海后，便促黄克敌早日组建临时政府，并想与张謇联合推举宋教仁组阁。他对张謇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克敌，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胡传儒。依愚之见，只有宋君出面组阁，方可建一出色政府。”张謇对此议极表赞赏。宋教仁见自己有章炳麟、张謇等名流的支持，更作排斥乔夫之想。他的盘算是，让黄克敌出任总统，自己为总理。

        故宋教仁在开初不仅反对乔夫任总统，甚至对乔夫到沪也漠然置之。当北一辉赶到南京劝他拥护乔夫时，他还愤愤地说：“你那大元帅的主张误了事！乔夫再想用空话来误事，我有兵力，就决不许他派来的人踏进城门一步！”只是后来张继也特地从上海赶来劝解，他才改变︶态度回沪。回到上海的当晚，宋教仁却先与黄克敌商议。他的意思很坚决：拥戴黄克敌为总统。可是黄克敌却谦让不居，极力推举乔夫为总统，尽管他与宋教仁关系亲密。黄克敌对宋教仁说：“乔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来了，我们就应当一致拥护他。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并建都南京，但因几个领袖争权夺利，终致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见宋教仁还想劝说，黄克敌又道：“自乔先生抵沪之日起，全国各省的欢迎信函电雪片般地飞来。足见他在国人心目中威望之高。”言毕，他向宋教仁出示了许多欢迎乔夫的电报抄件。

        宋教仁接过这些电报，便翻阅起来。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湖南老家都督谭延闿的欢迎电，其电云：“闻公到沪，飞电传来，巨跃三百，谨代表全湘百万生民欢迎，先生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

        往下的一份是皖督孙毓筠的欢迎电：“项闻台旌莅沪，大局必可挽回，已派代表赴沪欢迎。”

        接下来是桂督陆荣廷、王芝祥的欢迎电：“先生勉念吾民，以共和提倡宇内，登高一呼，乾坤回转。凡血气之伦，罔不饮和食德，海内同望旌麾，匪朝夕矣。今兹贲止，实属国民幸福。”

        江西军政府及全军、绅、商、学各界的公电是：“大节抵申，赣省军民，同为额庆。光复祖国，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除已派代表在沪欢迎外，特此电贺。”

        福建北代总司令许崇智的欢迎电是：“先生提倡共和主义奔驰海外，备尝险阴艰难，二十年始终如一，以致汉族始有今日，思之涕零。兹闻台驾返沪，闽中将士，极表欢迎。”

        此外，还有许多独立地区的欢迎电和海外华侨的贺电。

        看过这些电报，宋教仁的心深深震撼了，他立感乔夫深孚众望，总统非他莫属。不过，他虽然改变了要黄克敌任总统的主意，却认为自己对武昌起义的发动和南京的克复尚有一份功劳，并且自己亦有过人的治国能力，故他向黄克敌表露出新政府拟实行内阁制的想法，并打算自己出任内务总长。对此，黄克敌未置可否。

        宋教仁入会议厅后，见众党人皆有让乔夫就任临时总统之意，也极力赞成。他入座后即表示：“乔先生是革命中心人物，能纠合人心。举乔先生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是人心所向，我极愿拥戴。”

        邻座的陈其美见宋教仁一改态度，即高兴地说：“遁初此言，正合众意。连遁初也这般拥戴乔先生，可见乔先生任总统是众心所归。”

        可是，宋教仁未等陈其美把话说完，却插言道：“不过，革命政府所采取的民主共和制，实则内阁责任制，当有得力人选出组内阁为上。”他果然在内阁制上作文章。

        乔夫是何许人也，他生长于海外，历经诸国，对于对什么民主政治早就烂熟于心，知道是什么货色，见这家伙打算把自己这个临时大总统供起来当牌位，自然不同意：“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我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善！”胡传儒未等乔夫说完，即发言赞成，“先生而外，无第二人能为此言者，我等惟有遵先生之意而行。”

        黄克敌、陈其美、汪昭明等人亦表示赞成总统制，然而宋教仁仍坚持要实行总理内阁制。乔夫向他耐心解释道：“我若任临时大总统，也不过虚位以待罢了。若曹锟能使清帝退位，吾人尚谓满清已覆，届时干戈不起，南北议和，再议内阁制不迟。我会将此意电告袁慰庭君。”

        可不管乔夫怎样解释，宋教仁总是反复陈说自己的主张。乔夫见此，便让张继与宋教仁商讨总理候选人之事。宋教仁见乔夫同意组阁，便与居正、田桐、吕志伊等人相商，共推黄克敌为总理人选，黄克敌推辞不过，只得勉强应允。

        共和国体在上海的这次会议上已经初现雏形，与会众人却没想到今后的历史中这样的国体成为了一次次冲突的最好舞台，深究起来，建国初期的动乱也就源于此时此地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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