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大少，要不是老苏他们初二启程去了美国，这次也会一起来的。”祁连山笑着说道。

        老外可没有农历年过春节这一说，在远嘉内部简称港基集电的香港基础电子与集成电路制造公司，同美国MIPS公司签署的关于基于MIPS构架的RICS处理器和解协议刚好在大年初四正式生效。

        对R2000处理器已经望眼欲穿的苏良宇、方兴东、简至康等人都是坐立不安在家过了一个大年夜，初二就集体启程赴美处理R2000芯片及相关技术的回国事宜。

        “哦？这位陈老先生到底是做什么的？居然连老苏他们都想过来？”

        梁远听祁连山这么一说好奇心更大了，此时的远嘉虽然离财团的规模甚远，按共和国的传统称呼叫成特大型企业也绝不过格，能把整个远嘉高层都惊动了的事情，至少也得和梁海平目前筹备组建商飞一个水平。

        “这事情应该和梁总组建的香格里拉基金会关系比较大。”周远航接过话茬答道。

        当初梁远为了自己在东大少年班无法无天的混日子，撺掇梁海平出头成立了一个专门赞助东大科研费用的香格里拉基金会，最开始时基金会主要是和东大的冶金系打交道，随着基金会的良好运转，加上简至康回国后芯片实验室规模快速扩张急需大量的工程师充实，苏良宇等人索性借着基金会的渠道和东大谈判，打算借助东大雄厚教育资源为科技园培养后备的技术力量。

        不过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可不比后世那般烂大街直接丢向市场自己挣扎求存，眼下全是由国家统一招生统一分配，虽然远嘉和摩托罗拉、可口可乐等全球性企业一样也获得了在国家部分大学直接招聘的资格，不过以远嘉的知名度和从事行业的敏感性来说，能招到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年前那会苏良宇等人还向梁远抱怨过档案、编制之类影响科技人员正常流动的人事问题。

        “和香格里拉基金会有关？难道老先生打算回国讲学？”梁远顺口问道。

        “大少这事情头绪太多，实在是难以说清，这里有一份详细资料大少先看看了解下大概。”刘文岳打开身边携带的公文包，从里边拿出一份厚厚的资料递给梁远。

        接过刘文岳递过来的资料，梁远只看了一眼资料的封皮，前世的记忆猛地从脑海中泛起，难怪自己刚刚听到陈树柏这个名字感到十分的耳熟，看着资料封皮上“中国实验大学筹备事宜”这几个大字，一丝苦笑从梁远的嘴角浮现。

        刘文岳这回可是真的捡了一个无比烫手的山芋回来。

        陈树柏是美国知名的计算机、网络专家，在局域网、数据链方向有着深厚的造诣，曾任美国ＩＥＥＥ电路及系统学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主席，是华人在计算机网络方面顶级的专家之一，由于在网路和系统理论研究以及教学上的杰出成就，陈树柏教授在1979年获得了美国“总统特别奖”。

        早年在圣克勒拉大学执教时，目睹美国硅谷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陈树柏就萌生了一个日益强烈的愿望：创办一所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科技大学，让学生学以致用。

        由于出身的原因，最开始陈树柏找的是国民党当局，1973年，陈树柏在台湾任客座教授时，曾向当时执政的******建议，参照美国硅谷经验，在台湾新竹创办一所科技大学。不过******对陈树柏的建议不太重视，最终陈树柏的办学计划夭折。

        共和国在七十年代末改开之后，国内教育和计算机等相关部门曾两次邀请陈树柏回国访问，最开始陈树柏考虑到父亲陈济棠曾与共产党为敌，心有顾虑，试探着给286写了一封信，最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老先生回信说，286收到他的信，欢迎他回国讲学，希望他解除顾虑，早日启程。

        1980年9月9日，286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陈树柏夫妇，会见期间286不仅高度评价了陈济棠治粤的功绩，还为陈树柏夫妇亲笔题赠了鲁迅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表达了期待两岸统一的愿望。

        陈树柏教授在第一次回国的三个月里，对共和国国内二十多所大学进行了考察，返回美国后，陈树柏教授写下一份建议书，计划在共和国创办一所新型大学，充分吸取美国大学的经验，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科技人才。

        经过细致的交流和严密的调研之后，1982年陈树柏教授在中科院主持研究生院暑期讲学期间向286建议，在共和国创办一所“中国实验大学”（China Experimental University），把共和国的电子工业赶上去，并依托新成立的“中国实验大学”将大学的所在地开发成共和国的硅谷。

        接到陈树柏教授的建议之后，286表示将认真考虑。之后，陈树柏教授的建议获得了时任共和国科委主任方毅和教育部长何东昌的复信，表示感谢，不过从1982年秋到1984年春，实验大学这件事一直没有新消息，陈树柏教授以为已石沉大海。

        1984年1月24日，286第一次视察特区深圳，时任深圳********兼市长的梁湘，在汇报时重点提及相关人才的缺乏问题时，286说：在深圳特区要办一所大学，这所大学要由华侨和外国实业家，用西方科学与管理的办法来办，教员请外国学者来当，请外籍华人来当校长。

        286第一次深圳特区之行结束后，当时特区的市容市貌给286留下兴旺发达的深刻印象，回到北平之后，286邀请当时中央高层领导人谈话时重点提到：在深圳那里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办，一件是兴建核电站，还有一件是华侨投资办所大学，华侨在那里办大学，教授的水平高，很多人是第一流的学者，教学设备也是人家出钱从国外买来。这件事要认真地搞，我们花不了几个钱，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

        第一次巡视特区结束之后，286决意推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按照286的意见，中央决定开放吴淞、大连、青岛等十四个沿海城市，由此掀起共和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浪潮，可以说当时深圳筹建的中国实验大学是286深化改革中十分关键的一步棋。

        1985年夏季，得知中国实验大学筹备工作已经正式开始的陈树柏欣然回国，起草了 “中国实验大学”创办协议书，也就是眼下梁远手中拿着的这份厚厚的资料。

        梁远前世的得知中国实验大学，还是一次闲聊航空发动机人才问题时偶尔听母亲李远玲提及，别的方面印象不深，到是李远玲一句这所大学没有党委使得梁远记忆犹新。

        梁远先略过手中资料的基建和规划部分，直接找到手中资料的核心部分——当时陈树柏教授和深圳特区政府签署的创立中国实验大学的协议。

        整份协议异常的短小精干，只有区区十条。

        一、特区政府授权陈树柏教授主持创立一所综合性大学，定名为“中国实验大学”。

        二、中国实验大学之办学宗旨是借鉴先进工业国家教育之长处，探索一套先进而适合中国国情之教育制度，培养新一代具有先进科学知识之建设者。

        三、校址定于广_东_省深圳特区，政府将为学校征得一块大小及位置合适，交通方便之土地作为校址。

        四、办学经费由政府拨款及陈树柏教授募捐解决，先进仪器设备将主要由募捐解决。

        五、建立校董事会，由政府领导人和国内外之社会著名人士组成，校董事会决定学校之预算及其他最重要之事项。

        六、校长是学校之最高负责人，全权负责学校一切工作。校长由校董事会提名，报政府任命。政府同意任命陈树柏教授为第一、二任校长，每期六年，共十二年。

        七、校务委员会由校长任命，报政府备案，该委员会协助校长，负责全权教学及行政工作。学校实行党政分离原则。

        八、政府授权学校在本人自愿之条件下，从全国各部门调入教职员工，对不称职人员，有权退回人事部门重新分配工作，学校有权确定教职员工之编制及职称。

        九、校务委员会全权负责按照校董事会批准之预算支配全校经费，包括设备与工资经费，并有权调整工资及学杂费之水准。

        十、学校参加全国招生，毕业生不参加国家统一分配，而由学校根据学生品学情况和本人志愿，负责向用人单位推荐。政府承诺提供人事及户口方面之支持。

        被资讯大潮洗礼过的梁远，看着手中资料党政分离那几个字眼苦笑不已，这四个字看起来简简单单，不过其所能激起的风浪恐怕连286弄不好都无法掌控,想着几个月之后那场差点席卷了整个共和国的风波，梁远更觉头大无比。

        坐在梁远右侧的沙发上的周远航回国不久，对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感触不深，看着梁远面带苦笑看着手中的资料有些焦急地说道：“远大少，这所大学对集团来说算是至关重要，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为湾流宇航服务时，单单负责研发湾流3公务机的航空工程师就多达五千余人，间接关联的开发人员大致有两万多人，若是加上产业链至少有十万以上的航空工程师为湾流项目服务。”

        “而国内航空产业的情况大少应该清楚，目前国内整个航空工业能胜任民用航空工程师职称的，绝对不会超过六万人，而眼下国家航空方面的院校每年毕业的相关大学生还不到六千人，就算除去所有的外因，单从人力资源上来说，哪怕国家所有的航空资源都归我们支配，目前国内航空工业的水准也支撑不起集团战略规划。”

        “再考虑到集团目前运作的MPC75客机项目已经接近大型干线客机，所需的人力资源相对较小的湾流公务机来说要远远的超出，除非未来的远嘉只做组件组装，否则人力资源问题注定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

        听周远航说完，梁远暗自点头心里对当初找到周远航的那家猎头公司格外的满意，虽说要价高些，不过从目前周远航表现出的能力来看绝对是物有所值。

        假如总结共和国航空工业落后的因由，从研发体制到资金投入、从技术水平到国际环境，洋洋洒洒写个百十万字也绝不稀奇，不过周远航没去扯这些有的没的，直接抓住了问题最为主要的核心——人。

        1988年，连航空部部长和看大门的老大爷都包括在内，整个共和国航空工业所有从业人员在五十万左右，以八十年代共和国国有企业职工结构来说，除去行政、管理、生产、后勤、附属企业等等非研发人员，总人数里能有五分之一是搞技术的科研人员就烧高香了。

        这十万技术研发人员分散在共和国两百多家航空类企事业单位之中，平均每家五百人，若是再除去军事方面的人员和知识结构重复的人员，周远航所说的整个共和国合格的航空工程师不超过六万人应该还是客气的说法，按梁远自己估算能有两万人都是乐观的。

        就算有钱、有设备、有技术没有人才能干什么？一样是啥也做不了，虽然中国人的智商在这个星球上是一流水准，但在科研领域可以一个顶五个这种神话梁远是决计不会相会的。

        后世共和国大型客机C919项目号称研发人员过百，在懂行人的眼里简直和小丑无异，这简直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21世纪翻版，不客气地说这点技术人员不用说研发，哪怕是真正的组装都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所谓的自主研发若仅仅指得是汉化翻译的话，这百十多人的团队还是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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