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少爷,像这样的狗东西,何必跟他啰啰嗦嗦的,还给他钱,一颗子弹就解决问题了。”
送走杜泉后,安恭根有些不屑地说道。
“能交流解决的事就不要动用武力,能用钱摆平的事就不算事,咱们别的不多,就是钱多。”路鸣打了个响指笑道。
杜泉的问题这样解决,路鸣很满意,不但堵住了他的嘴,还把他的情报源抓在了手里。
不过要想演好这场戏,不露破绽,还得有杜鹃的配合,如果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
“我看这种人就是个祸害,留着他一条狗命,指不定哪天反咬您一口。”
安恭根的话不无道理,但路鸣觉得事情还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先放着,等杜鹃的事情掀过一页,再跟他算账也不晚。
“杀他很容易,不过一句话的事,可是杜泉现在也是复兴社重要的线人,一旦他出了事,翁百龄肯定会狗急跳墙,很可能就此展开调查,如果被他查出些什么来,反而是弄巧成拙了。”路鸣解释道。
戴笠和翁百龄都很重视这些“叛变”人员,不仅为他们提供优厚的待遇,而且高度重视他们的安全状况,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唯恐他们被地下党组织“锄奸”。
路鸣担心的就是这个,一旦杜泉失踪了,翁百龄第一时间就会向戴笠汇报,老狐狸戴笠很可能会从中嗅出味道。
如果在清查杜泉问题的过程中拖出杜鹃的身份,翁百龄肯定会咬住不放,那反而是自找麻烦了。
路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思考着,怎么才能让杜鹃退出组织,想来想去也没什么好办法,眉头皱得都快解不开了。
安恭根知道他有心事,估计劝导也没什么用,便张罗着要喝酒,去掉刚才见杜泉的晦气。
路鸣给安恭根拿了一瓶他喜欢喝的汾酒,自己则是倒了一杯威士忌。
现在秘密情报处正式在这里办公的只有三个人,路鸣、黄炎宁和刘绮雯。
刘绮雯不但在这里办公,就连吃住也在这里,反正所有的花费统一报销,要不然就凭她的工资,连华懋饭店的门槛都不敢迈进来。
路鸣仰躺在办公椅上,想了半天,慢慢也想明白了。
杜鹃的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遇到什么问题再去化解什么问题,没有现成的招数能够一劳永逸。
过去向来都是他在外面闯祸,随后盛有德替他擦屁股,现在他也扮演起给别人擦屁股的角色了,这种活不好干啊。
“路少爷,另外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安恭根喝了口酒问道。
向复兴社提供杜鹃情报的还有几个线人,不过只有杜泉的这份线报里确认杜鹃已经加入共-产-党,其他人的线报里只是怀疑杜鹃有通共重大嫌疑。
“找到他们,先吓唬他们一下,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向任何部门上报杜鹃的任何情报,如果他们不听,就解决他们。”路鸣冷酷地说道。
安恭根就喜欢听路鸣这样说,他最喜欢的就是用枪来说话,费尽心机地说服人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没有这份耐心。
“好的,不听话就宰了他们。”安恭根做了个手起刀落的姿势。
“先礼后兵,万不得已再开杀戒。”路鸣不希望这件事闹大。
“杜小姐那里要不要安排几个人,先把她保护起来?”安恭根问道。
“不用了,如果她身边突然多出几个保镖,反而不正常了。先用这些线人监视她周边的情况,发现有事就及时处理掉。”路鸣说道。
路鸣本想派几个人混进工会,甚至混进盛氏纺纱厂,近距离保护杜鹃。
可是想了想又觉得不妥,有人跟随左右,时间长了,难免会露出马脚,一旦被地下党组织察觉,还误以为杜建叛变了呢。
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怎么会有人暗中保护?这是极不正常的事情。
路鸣很快就放弃了保护杜鹃的打算,在这个特殊阶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少短时间内杜鹃的安全还是没问题的。
喝完一瓶汾酒,路鸣仍然没有明确指示,安恭根便起身走了。
路鸣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财务报表,看着这些报表,他感到头疼了,看了几年报表,自己都快成账房先生了。
路鸣现在虽然是秘密情报处的处长,可是情报处还处在筹备阶段,并没有多少实际事务需要处理,眼前唯一要花费精力做的就是特工学校的事。
路鸣以前从没想过培养一个优秀特工需要花多少钱,现在总算是知道了,如果说培养一个飞行员差不多需要和他体重相当的黄金,培养一个优秀的特工也大差不差。
培养这类人才所需的花费巨大,真的只有国家才能够承受,绝不是个人的财力所能抵挡的。
好在路鸣背后有一个盛氏,富可敌国,路鸣虽然不知道盛氏究竟有多少家底,却知道盛氏在海外的融资能力比民国政府还强。
路鸣渐渐看懂了其中的奥妙,拥有强大财力的政府才可能是强势政府,囊中羞涩的政府,哪怕嘴上强大,内心却是软弱的。
南京方面在很多问题上跟盛有德产生冲突,最终都是由蒋先生出面,给盛有德某种承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路鸣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干这干那的,甚至是无法无天,其实说白了,还是资本在背后撑腰。
只要钱花在有用的地方,路鸣一点也不心疼,这也形成了他的办事风格。
他毫不在乎地包下华懋饭店半层楼做办公地点,这些花费跟特工学校的花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只是一个零头罢了。
由此路鸣不禁想到盛有德的一句话:世界上所有的事都跟钱有关,只要有足够的钱,你能办到任何事,只不过办的是人事会流芳百世,办的是鬼事则会遗臭万年。
路鸣把财务报表通通看过一遍,然后叹息一声,不想这些了,要说头疼,那也是盛有德去头疼,反正花的也不是他的钱。
路鸣把财务报表整理好,放进保险箱里,这些都是要交给盛有德审批的,他就是过个手整理一下。
这时黄炎宁一头闯进来,从放在墙角的可口可乐的箱子里拿出一瓶来,打开后一口气喝了半瓶,然后抹着嘴大骂道:“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气死我了。”
“怎么了,又和他们吵起来了?”路鸣笑了。
“路少爷,这些俄国佬明明会说英语,而且很流利,他们却不肯说英语,非得说俄语,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吗?拽得跟个二五八万似的。”黄炎宁说着,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两人虽然是上下级,可是相处久了,更像朋友,只要没有外人在,也就不讲究什么规矩了。
路鸣忍不住笑了一声,心里有些可怜黄炎宁了。
这些俄国专家都很热心,而且教学上也毫无保留,但是中俄两国文化隔膜太深了,许多生活、文化上的差异也就显现出来。
至于黄炎宁说的大国沙文主义,路鸣也不陌生,他在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甚至意大利人身上都看到过。
当然在这些苏联专家身上,路鸣也隐约看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子,以前跟安德烈和彼得交往了好几年,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也许是安德烈和彼得想拉拢路鸣,在一定程度上刻意收敛了自己的言行。
黄炎宁是教务长,教学上、培训上的所有问题都要由他去和苏联专家沟通,靠的当然还是翻译。
黄炎宁英语说得不错,但是俄语一个字母都不认识,这就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黄炎宁的意思是,他跟苏联专家之间沟通时彼此最好说英语,这样就省去了翻译这个环节,也免得翻译出错,造成一些误解。
可是苏联专家荣誉感非常强,他们坚决不肯说英语。
说英语还是说俄语这还算是一个小问题,其他还有许多问题,虽然都无伤大体,却也能把人气得发昏。
路鸣和黄炎宁虽然是特工学校的校长和教务长,但是在教学和培训上,都是由专家说了算,这是事先商量好的,也写在了合约里。
说到底,他们两人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给特工学校提供资金和物资保障的后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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