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鸣的工作依然一如既往，全部时间都放在工作上，不过他的失眠症好多了，到了晚上，只要喝一大杯酒，基本就能睡着，他也就只能把酒当药服用了。

        这是因为他的心态放开了，许多事不是他能考虑的，他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张子扬和采莲在去年年底终于结婚了，也不过是换个房子，办个仪式，两人早就同居好几年了。

        盛慕仪去了北平，这是盛有德提前在华北布局的关键一步。

        盛有德的想法是把盛氏产业扩展到长江以北，抢先一步占领市场，这样即便日后华北真的失守，盛氏也可以拿到先手。

        不过无论是盛有德还是路鸣都没想到，盛慕仪这次是奉中-共地下党的委派前去华北经商。

        这属于典型的一事两个档，盛慕仪掌握父亲的心理，并且巧妙运用，她此去华北便有了一个最好的伪装，变成了是在为盛氏集团进行产业布局。

        盛慕仪在华北的任务是为中-共地下党铺路，为即将展开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经济上的准备。

        如果不是因为接受党组织的委派，盛慕仪不会主动向父亲提出盛氏的华北战略。

        目前华北虽然局势动荡，还算不上危险区域，但是这种安全能保持多久谁都无法料定。

        无论是民国政府、日本政府，还是华北各省的当权者，包括关东军的高层，实际上谁都不敢说自己能够全面掌控华北局势。

        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各方面的博弈变幻莫测，使得华北的局势愈发诡异，如同蒙在一层云雾之中，没有人能够看得清楚。

        到了1935年底，局势进一步恶化了。

        国民党亲日派要员殷汝耕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丧心病狂地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独立，脱离中央政府，成为继满洲国后第二个日本人操控的傀儡政权。

        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全民愤慨，中国人无法接受第二个九一八事变。

        1935年12月6日，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学联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

        随后，天津十五所大中学校联合发表通电，反对日本人炮制的所谓“防共自治”概念，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

        12月7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9日举行全市大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

        12月9日，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院校，组织了一千多人的请愿队伍向新华门进发，同时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师生也向西直门进发。

        于是轰轰烈烈、波及全国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了。

        路鸣是从报纸上得知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活动消息的，他很激动、很兴奋，认为这将是全民抗日的最佳契机。

        上海学联和中-共工运领导人立即做出响应，号召全市大学生举行大游行，支持北平学生大请愿活动，声讨汉奸殷汝耕，反对日本人对华北的蚕食。

        这时候谁还能还坐得住，路鸣罕见地放下了案头繁杂的工作，开车跟着游行队伍一起上街。

        他仿佛又回到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那时候整个上海是沸腾的，全体市民都涌上街头，支持大学生和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

        这样的情形今天再次发生了。

        “有这样的国民，有这种精神，国家应该就不会亡吧？”路鸣看着眼前的一切，心情为之激动起来。

        路鸣看到在上海工人联合会的旗帜下，杜鹃走在队伍的前列。

        往日那个柔弱的女子现在仿佛变成了坚强的女战士，她慷慨激昂地举着手高喊着口号，带领工人们走向市政府。

        对这次大游行，上海市政府是默许的，他们命令警察局维持好秩序，保护好市民的人身安全，防止有人蓄意闹事，发生打砸抢事件。

        路鸣更担心日本人派特务捣乱，所以他早就跟复兴社的赵元良商量好，把已经记录在册的日本特工，还有那些喜欢闹事的浪人全都监控起来，防止他们趁机兴风作浪，破坏这次学生和市民的抗日活动。

        游行活动结束后，路鸣本想请杜鹃吃饭，不过看到杜鹃和那些男女工友们兴高采烈地一起走着的时候，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路鸣开车回去找到张子扬一起喝酒，还拉上了黄炎宁。

        黄炎宁现在被路鸣折腾得不分早晚地工作，紫苑因此对他发过好几次脾气，说他是法西斯。

        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一听到学生上街的声音，紫苑索性给黄炎宁放了假，他爱上哪就上哪吧。

        “路鸣，华北的局势真的很紧张了吗？”张子扬有些迷茫地问道。

        张子扬不关心政治，他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案子，另外一件事就是如何抓钱。

        “非常严重，有可能比报纸广播上说的还要严重。”黄炎宁叹息道。

        黄炎宁和路鸣一样，经常能看到从日本和东北发回的情报，这方面的情报越多，他对局势也就越感到悲观。

        至于国内的情报，就更让人失望了，南京政府有不少黄埔同学，每次跟他通话，都是一副绝望的口吻。

        路鸣正色道：“就像那些大学生喊出的那样，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点不假，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不至于吧，现在南京、上海不还是歌舞升平，一片盛世景象吗？”张子扬觉得路鸣有些危言耸听了。

        “你没有听见北平学生的怒吼吗，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了，南京和上海还能过几年安稳的日子？”黄炎宁叹道。

        “今天不谈国事，我们兄弟聚在一起喝酒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了，要珍惜每一次不受打搅的聚会。”路鸣举杯道。

        三个人颤抖着手举起杯，干了一杯。

        张子扬喝完酒，抹抹嘴笑道：“路鸣，你这才当了多大的官啊，心态就这么不堪了，我也见过不少南京和上海的大人物，人家都是欢欢乐乐的，我觉得吧，不管到了什么时候，跑马场的马照跑，百乐门的舞照跳，不会变的。”

        “你真的是悠然自得，小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啊，不过也许你说得对，上海或许不会变，不管日本人在华北闹得有多凶，在上海他们还不敢太放肆，上海这地界有太多强国的利益了。”路鸣冷笑道。

        路鸣这句话是彻底说错了，他还是太乐观了，两年之后，上海就沦陷了，而且一点也不比中国其他省份安全和稳定。

        汪伪的汉奸总部就坐落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大大小小的日本特务机构几乎渗透到了上海的每个角落。

        上海成为二战中最具诱惑力的情报战场，书写了抗日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篇章。

        中共地下党、国民党军统、汪伪情报系统、日本人、苏联人和租界里各种肤色的谍报人员，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了关于民族独立、集团利益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殊死搏斗。

        喝完酒后，张子扬嚷嚷着要去跑马场赌马，路鸣拦着他没让他去，三个人又去了百乐门跳舞，一直跳到半夜才分手各自回家。

        酒醒后，路鸣感觉心里有些空荡荡的，这算什么？末日狂欢吗？

        他开着车稀里糊涂地回到了万国公寓，到了门前才发觉，自己都觉得好笑。

        他已经有几个月没回到这里了，有时只是回来拿衣服或者其他生活用品，现在他的家就在那栋办公大楼里。

        路鸣上了楼，没回自己的公寓，直接敲响了董先生的房门。

        穿着汗衫的董先生开了门，如同见到鬼似的轻轻叫了起来。

        “路鸣，怎么是你啊？”

        “我路过，看到你的房间里灯还亮着，就想上来看看。”路鸣一身酒气，满脸油腻地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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