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的国家最高学府,称之为太学,大司马入据洛阳之后,改称国子监。顾名思义,太学,只是一所学校,是本朝的最高学府,并不是管理天下世子的机构。国子监,其名为监,便被朝廷赋予了管理天下士人的职责。从此以后,国子监便从太常属下的博士祭酒中独立出来了,分设左右监,秩比两千石。国子监左监、右监品秩的提高,便意味着士人地位的提高。
上古的大学,称为成均、上庠。董仲舒注云:“五帝名大学曰成均”,郑玄注云:“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在夏商周时期,太学其名各异,大学在夏为东序,在殷为右学,在周有东胶,而周朝又曾设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
“太学”一词,源于西周。大戴记中曾言:“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大体而言,辟雍和泮宫并不是纯粹的大学,更像一处象征国家社稷的场所,不过素日里用于讲习经典罢了。
除了讲习经典之外,周天子和诸侯、贵族们经常在辟雍和泮宫中举行祭祀、举办宴会、选拔武士、甚至在这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打赢了之后,也要到辟雍和泮宫“献俘”和“告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古代,建造一处宫室是非常不容易的,时常要耗费举国之力。“古人宫室无多,凡祭礼、军礼、学礼,及望气、治历、养老、习射、遵贤之典,咸行于明堂。而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这便是史籍中所记载的太学。
高帝一统天下之后,黄老之学盛行,讲究与民休息。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重建宫室,宫室尚且无力建造,何况是太学呢?故尔,从高帝一直到景帝,本朝并无官学,儒生士子们若是想要拜师读书,只好进入大大小小的私学,私学之风,遂大行于天下。
既然是私学,便没有太多的顾忌,讲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唯上,不唯书,只唯真理,如此一来,本朝的文风便蔚然大盛了。前汉两百年的江山,一半儿时间都在施行黄老政治,大大小小的私学培养出了一大批风骨铮铮的儒生士子和循吏良吏,他们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唯其如此,前汉的两百年历史,史书上处处都记载着不畏强暴,干乳舍生取义的士人。
时间的长河在急速流逝,一转眼就到了武帝元狩五年,武帝雄才大略,是五百年一出的雄主。他的目光远大,一眼就看出的私学盛行对朝廷的威胁。私学盛行,话语权便掌握在乡野之间,朝廷无法施加影响,只好坐视舆论横行而不得制。这自然是武帝所无法容忍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师长安城内设立太学,这便是本朝太学的由来。自此之后,太学便成为了本朝的中央官学,是天下的最高学府。既然是官学,学生学成之后,自然是要择优录用,授予官职的。这一条正好儿打中了私学的要害,本朝的士人,入仕之路本来就极窄,如今太学一开,便又多了一条入仕之路,天下的儒生士子,岂能不欢呼雀跃?久而久之,此消彼长之下,私学逐渐式微,官学从此便大盛了。
草创之初,太学之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由于有了“量才授官”这一个超级大杀器的存在,太学的规模便也来越大,学生也越来越多了,最后竟然多达数万人。
武帝元狩五年,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宣帝时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当政时又增至三十人。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至一百人,王莽时增至一万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入了太学,便等于是踏出了入仕的第一只脚。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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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削平群雄之后,于建武五年,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灵帝熹平四年,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方此之时,太学便进入了最鼎盛的时代。
学生向来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这种理想和报复在一定的环境下,就会转化城一种政治诉求。随着太学的不断壮大,太学生们也逐渐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并在其中充当了先锋的作用。哀帝之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
本朝的两次党锢,陈蕃、李膺谋诛宦官,便得到了太学生的大力支持。当时,太学生所崇拜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人,都是着名的党人。党锢之祸之后,一贯支持党人的太学生们也遭到了血腥的镇压,被逮捕和囚禁的超过千人。
大司马进入洛阳以后,本朝的最高学府便有了两所。一所是原来就有的太学,以侍中卢植为祭酒。一所是新设的京师大学堂,以万户侯、侍中蔡邕为祭酒。这两所学校的教学理念、学风、甚至学生的来源都有极大的不同。在本朝的士林之中,对这两所学校的评价也截然不同。总而言之,大抵是分为两派,世家大族推崇太学,寒门百姓对京师大学堂赞赏有加。
太学,是自夏朝流传下来的官学,能入太学者,除了皇亲国戚、世家大族、富商大贾的子弟之外,出身寒门的百中无一。故尔,太学的风气是贵族式的,讲究潇洒风流、从容不迫,注重的是对各人志趣儿的培养,讲究孔夫子的“因材施教”,以培养精英阶层为己任。
京师大学堂则不然,它所招收的学生都是通过考试来录取的,只问分数,不问出身。考试的科目便是孔门六术:礼、御、射、乐、书、术六科。寒门出身的士子总是非常刻苦的,成绩自然也就好一些。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有八成儿以上都是寒门出身,出身世家的极少,还都是小世家。大世家的子弟们早就入了太学,再说,他们也看不上京师大学堂。
如此一来,两所最高学府便泾渭分明了,学生之间也都暗暗有些不合,世家大族出身的看不起寒门出身的,寒门出身的认为世家大族出身的只凭着门第。太学的学生们和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们一直在明争暗斗,所争的无非是一点儿,谁才是本朝排名第一的最高学府。
太学和京师大学堂的规矩,在学的学生们照例是要一起居住在学舍之中的。可是,对于学生们而言,居住在学舍之中总有许多不便之处,于是乎,他们便用各种理由申请去舍外居住。太学的学生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素日里豪奢惯了,学舍中的清苦,他们着实有些吃不消。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七八成儿出身于寒门百姓,一向艰苦朴素惯了,吃得下苦。
对于学生们递上来要求外宿的申请,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祭酒蔡大家是从来不批的,国子监的祭酒卢子干却是一见到申请就批。卢植是经学大家,在他看来,重要的是求学之心和求学之志,住在哪里是无所谓的事儿。一心求学的士子,即便是身居闹市,也一定会孜孜不倦,苦读不缀的。若是只想来国子监混上一两年,便是身在学舍之中,心也是在学舍之外的。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强求,各随其便好了。太学培养的是精英,与外宿不外宿毫无关系。
蔡大家看法则不然,他是和大司马一起鼓过过并州的苦日子的,深知纪律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学问再好,品德再高尚,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便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因此,京师大学堂中,学习的不仅仅是典籍,还有有箭术、马术和射术,甚至还要在农忙之时下地力田。京师大学堂的蔬菜、粮食,甚至是六畜,都是自给自足的,士子们各包一片儿,相互协作。从这个角度看,京师大学堂讲究身体力行,团结协作,更像一个军队和学校的混合体。
这便是洛阳城中的太学和京师大学堂,一场激烈的冲突马上就要在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中爆发了。因为某一个偶然事件,导致了两派学生之间的剧烈冲突,在本朝的历史上,太学生之间打架斗殴是从来没有过的,太学和京师大学堂终于开创了本朝的先河。就因为这一次激烈的冲突,引发了一次巨大的政潮,终于导致世家大族们正式分道扬镳了,影响甚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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