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光武中兴,建都洛阳以来,本朝的国策,向来是和贵族士大夫共天下的。光武帝的追随者之中,实力最强也最富盛名的是南阳豪强,其次,是关西世族,毕竟,关西世族是高帝的亲密战友,大汉的江山,是他们的祖宗打下来的。附之骥尾的,则是清流士大夫世家。
自从宣明之世,天子强力打击不法豪强以来,看明白看清楚了的世家大族都顺应时势,做出了改变,弃武从文,由军功贵族转为儒学世家了。既然天子希望的,是世家大族遵守法度,读书识礼,至少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么,军功贵族们向儒学世家转化就是必然的趋势了。在这一点上,关东世族明显优于关西世族,他们头脑灵活,转变得最为快捷。
如此一来,本朝的功臣们便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转变,从军功贵族转化为儒学世家。如此一来,清流士大夫们的影响力就逐渐加大了,在外戚和宦官走马灯一般的争斗之中,他们左右逢源,追求着自己的富贵前程。久而久之,大汉的天下,就逐渐被一群清流士大夫主宰了。他们睁大双眼,不断地寻找着新的政治盟友和靠山,用自己的声望换取秉政者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贵为天子,也要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才能继续统治天下。
本朝的天下,按照地域,一共分为一十三州。若论腹心之地,不过司隶、豫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六州。这六州之中,世家大族最多,大致以关西世族和关东世族为主,本朝闻名遐迩的四大世家,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颍川荀氏、颍川陈氏都出自这六州之中。
其它七州之中,交州远在化外蛮荒之地,一向由苍梧士氏把持地方政权。凉州、并州、幽州三州一直是边关苦寒之地,不仅兵祸频仍,而且无有休止,向来被中原世家视为畏途。益州、荆州地阜民丰,少经战乱,境内世家大族结盟自守,以待圣天子出,可以垂拱而治。
最后一州就是扬州了,扬州比较特殊,境内的世家大族大多都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无论是想要僭号称帝的袁公路,还是想自谋出路的孙伯符,要想在扬州站稳脚跟儿,就需要获得扬州扬州世家大族的支持。说句实话儿,这个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无特例。
本朝的高帝以一介平民起家,最后掩有天下,他的称帝之路,就是从“约法叁章”赢得关中父老支持开始的。大司马吕布是何等强项?诛杀了数百家世家大族,最后还不是出台了九品官人法,和天下的世家大族达成共识?自古以来,争霸天下之人,都是要和天下的世家大族合作的。用富贵收买也好,用刀子杀也罢,至少,他要赢得大部分世家大族的支持。
袁术的主簿阎象,还有大名士张范反对袁术称帝,袁术就不敢轻举妄动,就是这个道理。
世家大族的形成,特别是“儒学世家”的形成,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和当地的经济、文化的紧密相关的。汝南袁家用了百余年,并州王家用了数百年,何也?这个不难理解,汝南袁家靠近中枢,自有楼台之便,并州王家地处边陲,肯定要多付出些辛苦。
由此可见,是否靠近权力中枢,是否长久地靠近权力中枢,才是世家大族兴盛的根本。
有汉一朝,在中原士大夫眼中,扬州一地地处边陲。自三代已降,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本朝的腹心之地相比,经济、文化还是落后了几十年。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吴、越诸国的着名士人大多来自外域,如伍子胥、孙武、范蠡等等,尽皆如此。江东才俊之士尚且异常匮乏,更遑论什么名门大族了。直到秦汉之际,这种人才匮乏的局面仍没有根本改观。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羽本临淮下相人,楚国旧将子孙,后因叔父梁杀人而“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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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并无名德,避难吴地竟得当地“子弟”惮服。秦末乱起,项梁、项羽在江东起兵,“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置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那么,问题来了,以吴越之盛,难道就没有够份量的世家自己起兵吗?
方其时也,吴中为江南最发达的地区,秦汉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被称为“豪杰”、“豪吏”的地方土豪,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的力量和号召力有限,在家族实力与社会声望诸方面都无法和项家相比拟。所以,在天下动荡之际,才会附翼在外来武士项氏叔侄的旗号下,任其调遣,唯恐顺之而不及。现在想来,当年项梁“避仇吴中”之时,大概就谋算好了。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写扬州的社会状况时说“无积聚而多贫”,“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就说明,当时的扬州地区贫富分化还不明显,贫富分化不明显,就标志着世家大族没有形成。故尔,项梁一举义旗,万众景从络绎来投。
高帝定鼎立国之后,扬州地区的一些土着士人开始陆续入仕朝廷,土着世家逐渐形成。
较早以儒学显达的江南土着,当属吴地严氏。严氏本姓庄氏,因避本朝明帝讳改姓严氏,在前汉前期连续出现了严忌、严助、严忽奇等文士。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先后与邹阳、枚乘等游历吴王、梁王幕中,“皆以文辩着名”。时人称忌为“庄夫子”,颇有声名。
严助,汉书卷六十四有传,载其或为严忌子,或为“族家子”,因举贤良、善对策而得武帝宠信,成为武帝“中官”中最为“先进”的人物。关于其家族情况,他有一次对武帝说:“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所谓“友婿”,据蔡大家注乃为“同门之婿”。这表明严助家境窘迫。严忽奇,也为武帝“中官”,“并在左右”。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赋十一篇,颜师古注云:“七略云:‘忽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
严氏有三人显名西汉前期,皆有文辞,说明这个家族在宗族内已有了一套儒学教育办法。
从严助与武帝对策中常引用春秋等儒学经籍看,他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但他们总的说来,是以文章、辞赋而显名的。在严助因祸被诛后,严氏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严家还存在。严氏之所以中衰,除了严助之祸外,还与这个家族所习的“儒学”大有关系。
究其实际,在中原士大夫眼中,严家的“儒学”,不过是文辞小道尔,并不是真正的儒学。自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大行其道,确立了经学独尊的地位。在这种大环境下,以文辞入仕便受到鄙视。此外,文辞创作更需要才情与天赋,这与经学传衍的世代相承、后来居上不同,很难代代相传。从这个角度讲,对于扬州土着士人,中原士人还是看不入眼的。眼见扬州土着简在帝心,深受宠信,他们的心中自然不舒服,自会出来使坏。
与严助同时显名武帝朝的还有吴地的朱买臣,汉书卷六十四有传。他的家境似比之严助又差了一截。史载其“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后因随上计吏入京,得同乡严助引荐为汉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悦之,命为中大夫,后亦因祸被诛。虽然,朱买臣被诛的真实原因是他与武帝的宠臣酷吏张汤的殊死党争中,没有擦干净屁股,从而被张汤的母亲摆了一道的缘故。可是,他毕竟是吴人,出身于偏远州郡,在朝廷中枢根基太浅,以至于被祸之时,吴人施以援手。这,才是主因。
从朱买臣的经历可见,他的“好读书”,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在他背后,看不见任何家族文化背景的影子。而且从其妻“羞之”的记载推测,当时吴地风尚并不崇文,严助的情况也可证明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朱买臣之后,吴地没有出现一个尚文的朱氏宗族人物。
大致的推断,终武帝一朝,扬州的风气并不尚文,只是崇尚货殖,并无文风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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