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利于坚持下去,征伐有凶险。没有损失,给予利益。
公元1066年,宋英宗命司马光在崇文院内设书局专修《资治通鉴》,特批他可以调阅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等所有皇家图书。
在此后漫长的十九年时光里,司马光坚持笔耕不辍,倾心编纂这部与《史记》齐名并称的历史巨着。该书记事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显德年间,共计16朝1362年的历史,对后世史官创作、中国史编撰和文献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光因此获得极高声誉。
同一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归乡,守孝三年。短短三年时间,待苏轼丧满还朝时,大宋朝堂早已物是人非。
这一年,宋英宗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被迫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翌年正月,宋英宗崩,宋神宗赵顼((1048年5月-1085年4月)继位。
他接手的朝廷很穷,穷得叮当响。
以公元1065年为例,宋朝当年财政收入高达一亿一千六百多万两白银,但仅仅官费、军费两笔开支就花去一亿二千多万两白银,再加上其他各项花销,宋朝财政实际亏了超过一千七百万白花花的银子。
宋神宗意识到,改革变法已势在必行。
公元1068年4月,王安石应召入京,与宋神宗促膝长谈,君臣二人一拍即合。
王安石(1021年12月-1086年5月)是名闻遐迩的文学家,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更是锐意突进的政治家、改革家。他早已发现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曾《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奏请宋仁宗全盘改革制度,但未被采纳。
王安石从此拒绝入朝为官。不料他越是推辞,名气反而越大。士大夫们认为他无意功名,有心结识。朝廷想委以重任,却还要担心他不愿出仕。
王安石并非不愿做官,只不过觉得此前的官职太小,无法一展抱负而已。当朝廷任命他修起居注时,王安石欣然接受,不久出任直集贤院、知制诰。
王安石居然当官了,这件事迅速轰动了京城的整个士大夫圈。
但是王安石很快发现,知制诰也不顶大用,于是趁母亲病逝,辞官回家守丧。宋英宗年间,他屡屡以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进京就职。
王安石拒当京官,并不只是简单的待价而沽。
在隐居不仕期间,他写了一首七律《古松》,以松自喻: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这棵松树是栋梁之材,但如果没有良匠就不要去采伐它。
这段时期,他也不只是单纯地躲在家里做学问,而是与两大政治世家韩家、吕家交游,这两家都曾出过着名的宰执重臣。
没有这些盟友摇旗呐喊,王安石就算本事再高,也将默默无闻。
宋神宗登基后,他的坚持终于有了丰硕的回报。
经过与神宗一番畅谈,王安石随即上奏阐明宋初百余年太平无事的原因,直陈当时的社会问题,劝谏宋神宗“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第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一举成为当朝副宰相,且即将迎来属于他的时代。
为确保变法的顺利实施,宋神宗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执掌。又一年,王安石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
在他的谋划下,一条条新法相继出台,在全天下颁布实施。然而,变法触及到了保守派的利益。
与庆历新政一样,改革派与反对派就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与庆历新政不一样的,当年力主改革的新政斗士韩琦和欧阳修,如今却变成了保守派。
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为排除万难推行新法,他的观点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欧阳修对他虽有知遇之恩,但只要是改革变法的拦路石,王安石统统要清除出去。韩琦、欧阳修等人纷纷被迫离职。所以当苏轼回到汴京之后,朝堂之上换了许多新面孔。
就连他的妻子也换了人,从王弗换成了王闰之。
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是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十六岁时嫁给了十九岁的苏轼。夫妻两人感情非常好。王弗性格敏慧谦谨,苏轼读书的时候,她终日陪在旁边。每当苏轼有遗忘的地方,她能够给予提醒。每当家中来客,王弗会站在屏风后面倾听苏轼与客人的谈话。她对客人的评价准确中肯,因此被苏轼视为贤内助。
只可惜天妒红颜,王弗二十七岁时就死了,为苏轼留下一个儿子,名叫苏迈。她死后葬于故乡眉州,苏洵夫妇的墓旁边。苏轼兄弟在父母墓旁栽满了松树以寄托哀思,并为此作诗云: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
很多年过去,苏轼依然对王弗一往情深。有一次苏轼梦中见到爱妻音容宛在,午夜梦回,泪流满面,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被视为千古第一悼亡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比苏轼小了十一岁。
大概出于王弗临终之前的安排,就在她死去不到一年,王闰之和苏轼定下了婚事。此时的王闰之已经二十一岁,在那个年代算得上老姑娘。她后来为苏轼生了两个儿子苏迨、苏过,对三个孩子全都视同己出。
王安石的新法带来了新气象。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部分商业利润收归国家所有,免役法则减轻了农民的赋役,使他们有时间兴建农田水利,促进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有了明显增加。据说宋神宗年间国库充裕,足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这是大宋百年来不曾有过的景象。
但新法也存在一些弊病。
首先,一个国家的年度国民收入是有定数的,短期内很难有太大波动。蛋糕就那么大,当朝廷切走更大一块使国库迅速充盈的时候,通常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减少,税赋加重。
司马光曾经先后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列举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恢复旧制。司马光最初并不完全反对变法,甚至有人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试图劝解。但青苗法颁行后,司马光态度大变,他认为县官靠权力放钱收息,危害比平民放贷还要大。
王安石回信一一驳斥司马光的观点,并表达了变法的决心。
公元1071年春,宋神宗有意起用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推辞。不久,好友范镇因弹劾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而被罢官,司马光愤而上疏去职离京,退居洛阳,绝口不提政事,一心编撰《资治通鉴》。
那么,作为政坛新星的苏轼,对新法态度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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