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做任何事，有付出才有回报。

        好比出去打猎时发现一只野鸡，我们总要朝它射去一支箭，才能抓住它。当我们背着野鸡满载而归后，妻子会开心地竖起大拇指，说相公真棒。

        孙承宗，应该是明末辽事中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他前后两次督师辽东，奠定了明朝辽东防务的基本格局，同时提拔了袁崇焕、祖大寿、马世龙等一大批名将。

        袁崇焕赖以建功立业的关宁锦防线，由他一手构建完成。关宁锦防线以四百里疆域、九大坚城和四十五座城堡彼此拱卫，号称“以四百里金汤为千万年屏翰”，绝非浪得虚名。这条防线拒满清于关外二十余年，直到吴三桂投降才宣告失守。

        重回辽东的孙承宗，很快发现物是人非。

        现在的边将已不是当年的边将，未必肯听他的话。现在的崇祯帝也不再是当年的天启帝，不可能无条件信任他和重用他。

        孙承宗在关宁锦防线，一边继续推进复辽大业，一边忙着和当地将帅官吏内斗。

        与此同时，孙承宗出巡关宁锦防线后，上疏提出重建关宁军及车营需要六十万两银子。崇祯帝仅做口头勉励，却没有拨付任何钱银。

        他也没有办法。国家内忧外患，处处要用钱，财政早已捉襟见肘。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将帅不和，兜中无钱，右屯及大、小凌河城堡的修复工程因此一拖再拖，直至被迫中途停工。

        当孙承宗亲自到大凌河察看时，发现大凌河城堡修复工程只需十来天便可竣工，于是赶紧上书，表示不另请朝廷一钱一炮，不另增朝廷一兵一马，力争抢在秋高马肥之前建成。然而，兵部转来八字圣旨：暂停修城、撤回班军。

        就在孙承宗围绕大凌河的修复不断力争之时，后金大军已兵临城下。此时的大凌河城中，只有二万余专事修筑的班军，军事作战水平极低。但后金军只是部署重兵，围而不攻。

        谁都能看出来，后金军明晃晃的是在实行围点打援战术。

        但孙承宗想得更深远一些。他既要解大凌之围，还要预防后金大军再次绕道袭击京师。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以骑兵吸引敌方打援军的注意力，再派步兵乘虚而入支援大凌。但辽东巡抚丘禾嘉表示不认可。

        当督、抚二人的意见不统一，整个边军系统只能枯守待命，整整一个月无法展开有效的军事行动，直到崇祯帝传旨催战。

        孙承宗的部署本来没有毛病。明军在前期也取得几次胜利，并顺势击退了袭击锦州的后金军。

        问题出在支援大凌河的明军身上。他们尽量隐蔽行军，在距离大凌河只有十五里的长山之上，终于遭遇了后金骑兵。

        明军以步兵对骑兵，顿时全线溃败。

        一个月后，大凌河守将祖大寿献城降金。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他守城到粮绝薪尽，一些修城的夫役、商贾和伤兵都已被杀来吃掉了，这才被迫投降。他戎马一生，从万历朝鲜战争到松锦之战，在其长达五十余年的军事生涯中，先后与日本、蒙古、女真人交手，称得上身经百战。

        他与清军战斗二十多年，为保卫辽东疆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他先后两次降清，为清朝带来大批汉将，称得上卖国卖友。

        战后，孙承宗上疏请罪，并连上十二道奏章请求告老还乡。

        他是个悲剧性的英雄人物。明朝已经病入膏肓，他徒有报国志，却已无力回天。若干年后，清军入关围攻高阳城时，他率全家老小，指挥高阳军民抗击清军直至弹尽粮绝。他的五个儿子、六个孙子、八个侄子孙以及三十余名妇孺全部战死或被杀害。幸好六岁的小孙子孙之澧和他的妈妈躲在草丛中侥幸逃生，总算维持孙氏血脉不绝。

        孙承宗被俘后，清军将士对他极为尊重，尊称他为孙宰相，试图劝降。孙承宗则破口大骂清将一心求死。清将见状，默然在在地上铺下一片苇席。孙承宗遥拜北京城后，从容自缢。他死后谥号“文忠”，追赠太师。就连清朝皇帝也佩服他的节义，乾隆帝追谥他为“忠定”。

        他用自己的命，赢得后世的赞誉和美名，一如当年的文天祥、陆秀夫。

        崇祯帝也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拼命为之的悲剧人物。

        他是如此的勤勉，但有些事情不是他能左右的。

        大约十五世纪开始，全球气候进入相对寒冷的小冰河期。崇祯年间小冰河期更加严重，引起天灾频发，粮食歉收，尤以西北和中原地区受灾严重。这是天灾。

        经过近三百年治乱循环，明朝吏治已腐朽到骨子里。官僚、地主、士绅、富豪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听任天下灾害频仍而田赋不减，造成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是人祸。

        从崇祯元年起，陕西各地走投无路的农民与边镇逃兵、驿卒纷纷揭竿起义。流寇数量庞大，成群结队四处流浪。他们虽然不是正规军，却造成了社会的震荡不安。

        为保社会稳定，明朝不是想方设法赈济灾民，而是派出大批军马镇压。这条路显然走歪了，从此明朝在外敌和内乱这两条战线上疲于奔命。

        如果没有内部的天灾人祸，明朝在辽东边境的对金战争也许不必打得如此狼狈。

        同样，如果没有后金持续入侵北部边境，崇祯帝也许不至于被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深知大势已去的崇祯帝开始怨天尤人，他流泪说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当李自成一层层叩开北京城大门时，崇祯帝奋然喊出国君死社稷的口号，随即斥责群臣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在他不断地无能狂怒，胡乱指责时，群臣已与他离心离德。一千四百余名大小官吏打开城门，向李自成投降。

        如此壮观的景象，崇祯帝能想到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陪着他在煤山自缢的，只有一个贴身太监王承恩，而已。

        君记否，当年南宋君臣崖山之壮烈？

        在北京城被破前夕，崇祯帝做出了一个愧对列祖列宗的决定。他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下诏命吴三桂、唐通等人放弃宁远，率兵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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