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鲜血从身体里涣散而出，这表示非常危险了。我们远离危险，无咎。

        从皇太极、顺治、康熙到雍正，清朝前四任接班人的登基之路都极为凶险。尤其是雍正帝，从九子夺嫡的险峻局面中杀出一条血路，惊险万分地登基为帝。为避免再度出现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他决定采取措施使皇位继承制度化。

        公元1723年8月，雍正登基元年，便宣布实施秘密立储法。

        清朝的秘密立储，是指皇帝不公开指定继承人，却将写有继承人名字的传位诏书制作一式两份。一份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一份则藏于内府。待皇帝驾崩后，由宣诏大臣共同从匾额后取下传位诏书拆开，当众宣布确立新君。内府所藏诏书则以备核对。

        这个主意一举多得，堪称绝妙。首先由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的约束，强化了皇权。其次，册立了皇太子，多少可免去众皇子争夺皇位、自相残杀的后顾之忧。第三，它还保护了皇太子，使其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整日要受明枪暗箭的伤害。而且暗黑一点想，如果皇帝在世时想法改变，不过是换一个传位诏书的事，比以往历代皇帝废立皇太子要自由多了。

        在中国，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皇帝的正妻是皇后。

        正妻以外的都是妾室，她们生的儿子都是庶子。皇帝宫中，皇后以外的妃嫔媵嫱、宫女侍婢生的儿子，也都是庶子。

        大约从周朝开始，中国的皇位传承和家族继承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即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皇位继承的基本原则虽然是嫡长子继承制，但这个制度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对皇位的争夺。在皇权的诱惑下，皇储之争始终惊心动魄，皇族宗室为此手足相残的历史故事不胜枚举，从未断绝。朝堂之上的文武大臣，后宫之中的妃嫔、宦官、外戚等等，无一不以拥戴的皇子为核心，展开各种博弈和绞杀厮杀。

        尤其是两千年封建王朝，几乎从未停止过血腥而残忍的皇储之争，比如唐朝的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明朝的靖难之役，清朝的九子夺嫡等等。

        在我国的封建王朝，素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论，册立储君向来被视为国之大事。而历朝历代有关国本的倾轧争斗，恰恰是使国本“涣其血”的巨大危机。

        受满清旧俗影响，清初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嫡庶观念，他们主要实行部落时代的推举制。所以皇太极、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都不是嫡长子身份继位登基。

        推举制有推举制的好处。这种类似于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制度，基本能保证继任者相对更加强大。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顺治帝。他本身并不强大，却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

        但推举制的弊端在于，它几乎一定会引起皇室内部你死我活的相互倾轧，从而极大削弱宗室的力量。

        嫡长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骨肉相残，但它的问题在于，无法做到优中选优。比如晋朝，就出了两个白痴皇帝。

        雍正帝左思右想后采用的秘密立储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实际实施起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比如，所谓的秘密立储未必能长期保密。

        能否保密的问题，不在于传位诏书的安全性。

        有人怀疑，传位诏书放到正大光明匾的后边，万一被人偷了或被人换了，岂不糟糕？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在紫禁城偷换传位诏书比偷人还难。

        乾清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高有二十多米。“正大光明”匾离地面至少八米以上，如果不会轻功飞檐走壁，想要偷换诏书的话，至少需要搬一个梯子。

        未经批准，试问谁能搬个梯子在皇宫招摇过市？

        更何况传位诏书为一式两份，在内府的那一份由皇帝亲自保管。就算韦小宝在世，他或许能偷到几本《二十四章经》，却万万不可能同时偷换两份传位诏书。

        能否保密的问题在于，就算只有皇帝知道答案，他未必能做到守口如瓶。就算他能做到守口如瓶，有心人总能发现蛛丝马迹。比如乾隆帝退位之前，和珅就提前得知了接班人是嘉庆帝。

        秘密立储还存在第二个问题：因为要保密，继承人在上任之前，几乎没有培训期和见习期。

        嫡长子继承制要求提前公布皇太子人选，并置太子东宫。这么做的好处是，给了太子一个考察期和实习期，帮助他积累治政经验，以便将来更好的接班。

        同时，若皇帝发现太子确实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也能及时调整人选。

        这是秘密立储制不能具备的。

        实际上，有清一代真正按秘密立储制度登基的，只有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任皇帝。咸丰帝仅有一子，同治、光绪则均无子嗣，他们都无需秘密立储。

        秘密立储制虽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雍正帝通过它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满清皇子争夺皇位的问题，保证了后世皇权的平滑过渡。

        雍正帝时期，准噶尔部落仍然是游走于清朝北疆的危险存在。雍正帝认为应尽快扑灭噶尔丹势力，否则“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

        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接掌了准噶尔部，势力迅速强大，并一度支持青海和硕特部反清。策妄阿拉布坦死后，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准噶尔开始出现内乱。

        雍正帝决心趁机对西北用兵，但他清醒地认识到打败准噶尔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从长计议。他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和决心。

        公元1731年，准噶尔军大败清军后，再度挺进喀尔喀蒙古。雍正帝火速调集东三盟兵丁驻守内蒙古乌尔会河一带，大规模扩充古北口、宣化、大同三镇绿营兵，合计增兵一万余名，同时修葺东起独石口，西至杀虎口的长城以御敌。

        清军在西北地区修筑城驿和屯田驻军，进一步加强了西北边防。

        翌年，清军在额尔德尼昭（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西部）击败准噶尔军队，噶尔丹策零仅以身免。

        雍正帝并没有乘胜追击，他将消灭准噶尔的重任托付给了自己的下一任乾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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