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已经致仕后的徐阶虽然在官场上人脉还在，可是这点人脉对上回朝后的高拱，那当然是不够看的。

        可是徐阶也不能坐以待毙。

        开什么玩笑，堂堂大明帝国首辅，下台后被自己的手下败将收拾，说出去他徐阶的脸该往哪里搁？

        如果说一开始接到门生张居正的书信，让他一时手足无措，到现在，他总算是想到了破局之法。

        你高拱是皇帝的老师不假，在裕袛时跟着隆庆皇帝过了九年，你简在帝心，那又如何？

        我就抓住你爱惜羽毛的性格，你不是律己甚严，凡事都要做到最好，让人无可挑剔吗？

        我就要让人在京城散布流言，说高拱复出，必然对赶走他的人实施疯狂的报复。

        人人皆如此言，我看你高拱还能那我作甚。

        徐阶已经盘算好了，到了那个时候，高拱一回到京城，面对这样的流言蜚语，还就不信高拱会硬顶着出手办他。

        “报复”两个字，会像是魔绳一样，紧紧捆住了高拱的手脚，凡是当年攻击他的人，他都不敢动。

        只要一动，那就是你高阁老打击报复，罪名就算坐实了。

        就在徐阶为找到应对高拱回朝的办法沾沾自喜，开始大快朵颐的时候，应天巡抚行辕里大堂上，海瑞却也是烦了难。

        此时，他正看着公案上堆积如山的状纸有些束手无策。

        这些状纸，大多是辖地内百姓状告徐家的，其中说的最多的就是徐家子利用徐阶当朝辅臣的身份，联合地方官府和泼皮无赖巧取豪夺，或低价或故意制造冤案等方式为非作歹，侵占土地。

        而在看这些状纸中，海瑞也觉察到徐家拥有的土地数量之多令人咂舌。

        一桌子告徐家违法侵占土地，而且这还不包括一些人家的投献。

        其实要说以海瑞的官职要查查徐家到底有多少田地还是很简单的，只需要通知下面的府县清查田亩账册，上面可是对辖区内田地主人有详细记录。

        只需要一查，就能知道徐家到底有多少田地。

        可是海瑞却是不能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自己即便这么做了，其实也是无用功，因为状子里有写，那就是很多土地，并没有直接挂到徐家子名下。

        为什么要说是徐家子而不是徐阶，因为这些状纸所告的时间段，徐家做主的是徐阶的儿子，他本人还在京城做着内阁次辅，自然没机会作出这许多事儿来。

        就算远程指挥，对于一个堂堂次辅来说，也是说不过去的。

        作出的这些事儿，严格来说应该和徐阶没太大关系，而是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其他侄子、家奴缺乏约束，欺下瞒上，为非作歹。

        只是现在，状子都放在自己案前，海瑞自然不能视而不见。

        查吧，这事儿貌似牵扯太大。

        可以想象，光是这些因为受害人不忿而递上来的状子就这么多，涉及土地庞大，那还有其他没有告上来的呢？

        不由得，海瑞也想起当初徐陟状告其兄徐阶的事儿，说的就是徐家子弟、家丁在外为非作歹、祸害一方。

        看着这些状子，除了田地纠纷就是商业买卖上的，就觉得头大如斗。

        江南的商人，很早就已经开始合股做买卖，而徐家就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股资金。

        不过，这些生意做下来，时间长了往往就闹出许多风波。

        而徐家在官场上的影响力很大，所以这些官司的判决很多都偏向徐家。

        “东翁，徐家的事儿最好还是先放放，徐阁老里居乡里，这要是真查起来，事关重大，怕是要捅破天了。”

        海瑞门下的师爷还在帮忙清理这些卷宗，看着海瑞愁眉不展于是就过来说道。

        海瑞还未说话，那师爷又继续说道：“还有东翁想要推行的一条鞭法，以某之见，最好也别实施。”

        “为何？”

        海瑞不解问道。

        要知道江南地区推行一条鞭法是有很多成功案例可寻的，远的不说就说现在，江西那边就搞的很好。

        之前他下江南时，江西的奏报都被登上邸报，传遍大江南北。

        “东翁，这桌上的状子，还只是因为你“青天”之名就让他们前来递状纸，要是再把一条鞭法在应天十府推行下去，怕是会出来闹的更多，状纸怕是这一屋子都装不下了。”

        那师爷也是为自己主家着想，所以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至于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大明税法的变化，对于田地主人产生的巨大影响。

        “我知道江南投献之风盛行，难道真有这么多？”

        海瑞皱眉。

        虽然是举人，有官身，可从未给自己置办田地，毕竟一直在外漂泊为官，购置田地对他来说也没多大意思。

        至今，海瑞也不过在老家有田地几十亩而已，这也是为将来致仕后考虑才准备的。

        “东翁有所不知，就我听人说的，徐家产业之多令人咋舌，又说十余万亩，甚至还更多。

        这么多的土地，徐家凭什么挣下来的，还不就是周边大户投献吗？

        这里的状纸，涉及田地不过数千亩，还有几十处买卖。

        若是推行一条鞭法，怕是十万亩也挡不住。”

        那师爷压低声音说道。

        “让我再想想。”

        海瑞低头思考过后才说道：“状子都整理好，我明日再看。”

        说完话，海瑞就一步步缓缓走向后堂休息，不过也在权衡先前师爷所说之事。

        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前，朝廷和地方官府除了征收田赋外，还要征收徭役，如里甲、均瑶、杂役等。

        由于徭役大多是按户征派的，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江南地区的很多民户选择了投靠仕宦大族，改换姓氏，成为后者的“家人”或者说是“仆人”，由此双方形成了主仆的关系。

        这样做的好处是，投献一方脱离了原先的户籍，寄籍于仕宦家，也就避免了徭役的征派，此后他不再交田税，却要向仕宦交租。

        而受献一方由于拥有优免特权，故而逃过赋役，再加上飞酒、诡寄等手段的运用从而逃避田税，可以攫取大量的经济利益。

        总之，它对投献双方均为有利，损害的只能是那些安分守己，又无法逃避赋役的普通民众，因为他们会承受因为一部分人“投献”而转嫁过来赋役的负担。

        而一条鞭法改革包括“以概县之田，承当概县之役，从而废除排甲轮役制”；“按亩征银，差徭官自雇募，百姓免除了力差”等。

        这样，百姓只需要通过承担力差的费用，就可以免予服徭役之苦。

        要知道，赋税只是要钱，可徭役却是要命的活计。

        在一条鞭法实施前，许多百姓就因为承担徭役而困累而死，而这些人往往都是一家的顶梁柱。

        顶梁柱倒了，一家人离家破人亡也就不远了。

        最可恨的还是，许多地方士绅就是利用手里的权利，往往在安排徭役的时候，把自己看中田地的主人安排最累最威险的差，通过这种方式兼并土地。

        人在服徭役的时候出事儿，他们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都是各家自担。

        这样的人家，为了活命，也就只有变卖土地一途，不过也就是能苟活一段时间而已。

        因为他们耐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已经没有了，只能做佃户。

        而在一条鞭法推出后，百姓就不用服徭役，只要能给出力差钱，官府收钱雇人做事，那人是生是死就和百姓无关。

        既然不用担心服徭役，那一旦海瑞在应天十府推出一条鞭法的政策后，必然就会有原来投献的人家反悔。

        要知道，他们投献是为了躲避徭役，国家的赋税其实并没有少，只是变成了地租，甚至还是稍重一些的地租。

        但是当增加的地租可以覆盖赋税和力差银钱后，谁还愿意继续过投献的日子？

        土地成为别人的，至少名义上土地的所有者是主家，自家还要一辈子做主家的奴仆？

        因为投献后，户册上已经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主家的仆人。

        按照海瑞在几个地方为官的经验看，他知道师爷的话是有道理的。

        一旦推出一条鞭法，许多投献民户就会出来闹事，用状告的方式成为徐家的佃户，而不必是其家人就可以摆脱赋役的征收。

        确认租佃关系的成立，转而否认先前主仆关系的有效性。

        可是海瑞也知道，站在徐阶的立场上看，如果允许退田，他不仅将遭受经济上的损失，还得接受名分上的改变，投献者由“家人仆从”变成佃户。

        众所周知，名分对于维护“名族”地位尤为重要，是区分“尊-卑”“贵-线”的标志，徐阶肯定是不会接受的。

        “赋役”这个词，在古代要分开来看，赋是税，役是役。

        税可以简单理解为田税，按照税率有多少田就缴纳多少税，而役则是劳役、徭役这类。

        而在明朝，士人虽然有优免，但是朝廷免除的只是他们的杂役而不是全部赋税，最起码在朝堂上是这么说的。

        最近的就是嘉靖二十四年时，朝廷还出台优免则例，特意确定了士人各级优免额度。

        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其中的人丁其实就是免役的人口，而优免役粮则是折合田亩，因为大明把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个等级每亩地的田税不同。

        但是不管是什么等级的田地，反正就是免多少石粮食，那么就等于免多少田税。

        你家的田税超过优免役粮，自然就不用交田税，但是超过部分就要缴纳。

        而且因为明朝的田税很低，所以折合的田亩面积也是非常巨大，所以到了万历年间，新的优免新例就更加明确了数字。

        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这个时候，朝廷发现有人利用田地等级说事儿，所以干脆就不说优免粮，而是直接定下田地数量。

        虽然朝廷有如此规定，可是却并不耽误士绅们拿着鸡毛当令箭，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变动，适用范围扩大，再加上本身明朝的吏治败坏，制度执行力低下，士绅们暗地里还利用权能肥私，成功的将只免杂役后来变成“合法”的逃税逃役。

        其实优免条例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明朝的田税是真的非常低，即便后来加了三饷，其实也不高。

        而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不在国家，而在官员们上下其手贪污腐败，地方官定下的各种杂税和摊派比正税要缴纳的钱粮多得多，让小民根本无法承受。

        这些问题，海瑞也是一清二楚，可他也不能和体制作对，所以知道但也不能说。

        经过一晚上的思考，海瑞依旧还是决心继续推进应天府的一条鞭法，而对那些书案上的状子，海瑞打算先压着不管。

        毕竟这些官司，其实都是下面官府已经审结的案子。

        他们把状子递到自己手里，相当于上诉，自己可以选择接，也可以不接。

        再说，按理这些状子递交到按察司才是对的。

        自己这应天巡抚，主要还是行政为主，而不是去查这些案子。

        而接下来的风暴，海瑞在心里其实也有了应对，那是他当年在淳安等地任知县时就想出的解决办法-和稀泥。

        投献的土地全部追回？

        不可能，因为这里面牵扯非常大，绝对不是一些人想的只要公正判罚就完了。

        按照《大明律》，投献行为其实是犯罪，不管是投献人还是接受人，都要被追究责任。

        特别是接受投献的行为，按律是要被处以充军刑罚的。

        而谁可以接受投献，自然是各地士绅，否则别人也没这个机会。

        所以，海瑞办案，其实并非他能够秉公执法，而是在于他能在判决案件中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这样两边都接受了，自然就认为他这个官做的好。

        而对于徐家的案子，海瑞打算不管其他刑案，而是只针对徐家田地。

        若是投献的案子，他接，然后就按照田地纠纷进行处理，大事化小。

        至于如何安抚两方，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半”。

        有确实证据的自然是全退，但往往没有，徐家毕竟不傻，是不会留下丝毫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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