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
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上自劳军。
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
大明京城文华殿上,魏广德和万历小皇帝相向而坐,小皇帝面前翻开这书本,魏广德正在按照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讲今日的课程。
而现在正在说的这段,就是汉文帝劳军细柳营。
张居正毕竟是军籍,所以并不会入其他文官那样,把军事看做是粗鄙武夫才做的事儿,所以一些古达军事典故也编入书中,用来教导万历小皇帝。
应该承认,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和张居正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一旦确认战事不可避免,那就要竭尽全力去取得胜利,哪怕投入再大。
只要获得胜利,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天子为动,改容式车。
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
成礼而去。”
魏广德还在那里抑扬顿挫背诵着《史记》中的这一段,而朱翊钧面前的书上,也正是摘录的这部分。
讲书,肯定要先把书完整的读一遍,毕竟古代学习讲究的是“识文”和“断字”,没有老师讲,怎么断学生还真不好判断。
毕竟这年头,大明还也没有标点符号。
后世国人熟悉的标点符号,起源于西方,1919年,胡适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决议通过。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这标志着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的诞生。
此后,新式标点符号逐渐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现代汉语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因此就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其实也是错误的,而且发展其实也绝对不晚,而且也不慢。
当然,这样的发展进程在清朝后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在清朝的中后期,国内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的标点符号,一些学者认为非常有用并引入,还对古籍详加注释。
而胡适等人的提议,不过是将其正式化,成为官方文书的一部分。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但在古代书面文字材料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由于没有标点符号,对同一段文字便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果,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就逐步的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标记,此可理解为标点符号的前身。
汉朝的时候,就有人采用“离经”的方法,把文字之间断开。
离经,即在两句之间隔开一两字来写,或者用竖线、短横线等标示句子的完结,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
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立经辨志”,而郑玄注曰:“离经,断句绝也”。
当时人们读书,常在句旁划“し”,作为一种助读标记符号,这便是标点符号的萌芽。
东汉时,句读的符号有“↓”和“、”两种。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钩识也,居月切”,“、”则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主庾切”。
就是说,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来标记,文中有可以句读的地方,就用“、”来标示,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句号和逗号。
如果考虑到已经有了离经,其实“、”已经可以看做和现代书写非常近似了。
到了宋朝,钩号变成了圆圈,标形如“○”,有大中小之分,人们采用圈点来标读文字。
其实“○”这个标记,在宋元明清的古籍中已经比较常见,甚至每章都能见到,只不过后世人大多不懂起含义。
朱熹在着《四书章句集注》时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
这称为句读,即在一句末完需停出打上个“、”,其作用类似现在的逗号,在全句意思已完之处画一个“。”,作用同现在的句号。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段落号,用“v”或“∧”表示,画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密圈、密点加在字的右旁,强调句子的精彩部分。
这一用法,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还在沿用。
到了明朝,随着刊本小说的出现,又多了两个专用号,即一个是在人名旁边画单直线“│”,一个是地名旁边加两直线“‖”。
而万历皇帝面前的书,自然就有上述标记,这也是为了让小皇帝在后宫看书时避免出错。
“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入侵,汉军集结应战,周亚夫率军屯兵细柳,汉文帝前往慰问,不料军营的门都尉不开营门.......汉文帝非但没有因此怪罪周亚夫,还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
古文原本讲完,魏广德又用白话把故事简述一遍,这有利于朱翊钧明白故事全貌。
按照张居正原意,编入这一段,一是让小皇帝对兵事有个初步了解,还有就是让小皇帝懂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明白制度信仰的价值。
这对于大明朝的文官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毕竟皇权至上的年代,文官行使的就是皇帝授予的皇权,没有皇帝的信任,文官离致仕也就不远了。
“周亚夫能够严格遵守军纪,即使是面对皇帝也不例外,这体现了纪律和规矩对于维护军队秩序和确保任务完成的重要性......
汉文帝通过这一事件认识到了周亚夫的才能和忠诚,这表明领导者应该善于发现和任用有才能的人,即使这意味着要面对一些挑战。
同时,这也提醒上位者在与下属交流时,应尊重和理解下属的工作方式和规则,以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周亚夫的行为,也体现了他对朝廷和皇帝的忠诚,上位者应该鼓励属下培养这种忠诚和责任感......”
进一步的解释后,让小皇帝能够明白这个故事背后隐含的深意。
如果不是由将官口中说出,光是靠小皇帝自己琢磨,怕是在等几年也未必能够想到。
而现在通过经筵,小皇帝很容易就能通过故事体会到其中道理,这也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本意。
等课业讲完,魏广德让小皇帝回去写一篇感受,再把《劳军细柳营》抄三遍,这就是今天的作业。
讲罢,魏广德端起茶杯“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口干舌燥的感觉顿时大减。
“老师,朕记得周亚夫结局好似不怎么好?”
接下来闲聊的时间,小皇帝开口说道。
魏广德点点头,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周亚夫因被怀疑谋反,最终绝食而死。
“那陛下认为,若你是景帝,会如何对待他?”
魏广德面露笑容,很平淡的问道。
“囚禁在府中,保留体面,毕竟‘七国之乱’时,他确实立了大功劳。”
小皇帝思考以后说道。
“陛下认为周亚夫有罪?”
魏广德笑问道。
“虽然朕也认为,周亚夫置办甲胄或许真的是殉葬所用,但那又如何,朝廷有明文,禁止私藏甲胄。
他身为宰相,当然知道此为律法,却依然在府中收藏,自然有罪。”
小皇帝朱翊钧一脸严肃说道。
魏广德盯着朱翊钧半晌,让小皇帝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更多或许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的时候,魏广德才哈哈大笑起来。
“陛下说的确实没错,周亚夫私藏甲胄一事儿,按律确实有罪,即便他辩称是其子在操办,他并不知情。”
实际上在古代,甲胄一直都是被视为战略级装备,私人家中是绝对不允许收藏的。
即便是大明的军户,家中也只能保存祖先留下来的甲胄,也就是鸳鸯战袄或者曾经使用过的铠甲作为纪念。
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武将家族能保留下来的铠甲也不会很多,不够区区数套而已。
这对于大明来说,当然不算什么,毕竟大明军卒的披甲率是历史最高。
是的,大明即便是最差的卫所,披甲率也接近五成,而精锐边军的披甲率能够高达八成以上。
不要认为大明军卒大量使用棉甲,只有军将才使用铁甲,是不是棉甲防御力不好,其实棉甲的防御力相当优秀。
当然,这是指保质保量那种,偷工减料的不算。
十多年后的援朝战争中,数万明军就能击退数十万倭寇,其中可不仅仅是明军火器优良,而正是明军边军精锐的高披甲率,让明军能够以一敌百。
事实上,当时中日战争中,明军以火炮占优,而日军则是铁炮有数量优势。
但是,日军在“战国”所仰仗的铁炮,在面对明军披甲士兵后威力大打折扣,用日本的话来说,就是“弹矢不能破”,甚至有记载,“箭也立不起来,刀也切不动”。
不仅是日本刀捅不进明军盔甲,威力更大的竹枪也捅不进去,这可不是后世的段子手编造出来的,日本一些私人笔记中就有此记载。
当然,日本官方史料大家看看就好了,如“《太阁记》第15卷、《立花战功录》、《加藤家记》、《久国杂话》:碧蹄大捷,击败明军百万,斩首3万8千余”
好吧,指这一战就把明军援朝全部给杀光了。
实际上,万历援朝战争打了两次,第一次大明出兵四万,第二次出兵近十万,共计十四万人上下。
日本第一次出兵十五万,第二次增兵至三十万,丰臣秀吉投入了十万预备军和六万卫队。
至于最出名的“碧蹄馆”一战,大明参战兵力五千余人,遭到三万到四万日军围攻,战后明军伤亡两千余,其中当场阵亡二百多人,日军伤亡五千余,阵亡不详。
而这一战最明显的就是,日军武器对明军杀伤力有限,明军可以正面冲击人数占优的日军而胜。
可见,甲胄在古代战场上的价值,那是非常大的。
周亚夫因为甲胄被治罪,其实不算冤,即便他有自己的解释。
不过接下来他们的聊天,魏广德就开始夹带私货。
“古人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如今天下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官受制于文吏,不啻奴隶。
夫平日既不能养其锋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有折冲之勇?
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备,将官忠勇可用者,须稍假权柄,使之得以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
魏广德侃侃而谈道:“今士大夫有识者皆曰:‘祖宗用刀尖上挣来的天下,今日被笔尖儿上坏了。且文武并用,乃长久之术。’
也就是俗语说的‘文官把笔安天下,武将提戈定太平。’”
听到魏广德这么说,小皇帝依旧是一脸严肃的点点头,好似是听懂了一样。
“老师,这是不是说要善于发现那些有本事的武将?”
片刻后,小皇帝开口问道,“就如同你把还是游击将军的马芳举荐上来,后来又看中俞大猷,还有戚继光,现在又尝试使用李成梁。”
闻言,魏广德点点头笑道:“马芳是从一介小兵通过战功逐步升迁上来,本身就证明其能力,只是不确定上限是哪里,所以可以尝试使用。
俞大猷则不同,以百户身份立功获迁成为总兵,戚继光也在剿倭战场上履立奇功,李成梁也是类似。
不同的是,俞、戚二人在南北都有实战功勋傍身,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李成梁只有辽东一地功劳,所以此次去西南,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考验。
而我要告诉陛下的就是,要从兵部文书里发现可用将才,并尝试使用,给他们表现机会。
一旦确认可用,陛下可就要把人护好了。
毕竟,朝廷无论何时都必须有可领兵出战的将领,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单靠文官是不行的。”
其实明朝并不是没有武将,即便是崇祯年间也是将星璀璨,只是没有得到重视,先后凋零,到最后沦落到亡国的命运,让汉人接受异族三百年奴役。
万历皇帝当然明白魏广德提醒的意思,“把人护好”,可不就是针对文官吗?
不过他还是有些不明白,等魏广德回内阁后,他才问左右道:“魏师傅之意,盖谓为治固当用文,也要用武?”
“先生也是文官,却不护短,欲为朝廷保护武将,修整武备,真可谓公忠报国者矣。”
今日当值陈矩当即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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