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虽然初几头就要开衙，可是官员们的心思并没有收回，依旧沉浸在过节的氛围中。

        这样清闲的气氛，会一直持续到正月二十多，也就是元宵节之后十天，因为在正旦节放假三天，而在元宵却是放假七到十天。

        具体是放几天，是有钦天监来定的，或许是通过某种阴阳术来确定，最后报皇帝批准。

        正旦到元宵，相差不过十来日，官员们自然也不会收心，认真处理国事。

        当然，像兵部这样要紧的衙门会例外，毕竟涉及兵事都不是小事儿。

        而且，各衙门也会在这段时间安排好人事值日，其他人则只是去衙门点个卯，然后就自由活动。

        不过这只是大部分衙门是这样，除了兵部外，吏部和都察院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他们还要忙着京察。

        明代京察制度建立之前，对京官的考核主要采用考满的形式。

        但考满制度偏重于官员在该职位所做出的成绩，并且考满三年一考，对官员三考也就是九年时间才进行黜陟。

        由于考满周期过长，对贪婪不律的官员，不能及时进行罢黜，中间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官员进行考察，来保证官僚队伍的纯净，京察制度便逐渐建立起来。

        京察是对全体京官德行和能力进行的考察，旌别贤否，惩黜不法官吏，整顿官场风气。

        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明代首创的京察制度亦是如此。

        洪武六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对京官三十个月进行一次考核，每考可升一等，这就是京官考满制度的雏形。

        洪武九年十二月，规定每岁一考，九年为满。

        洪武十四年十月，又对京官的考核方式，及考核周期进行了规定，五品以下京官由其所在衙门堂官对其填写考语。

        考核结果或是称职之语，或是平常之语，或是为不称职之语，三年为一周期，九年通考黜陟。

        四品以上官员的任满黜陟，由皇帝直接决定。

        明初定制，“京官考察，即行黜陟于考满之时”，洪武时期以考满形式对京官进行考核，此时尚未有十年或六年京察之说。

        在经历过一段对京官无定期考察之后，至天顺八年才又下旨规定，对京官十年一察。

        据《大明会典》记载：“天顺八年奏准：每十年一次举行，不拘见任、带俸、丁忧、公差、养病、省祭等项，俱公同本衙门堂官考察。”

        考满制度规定京官九年通考黜陟，而京察十年一行，京察时不少京官或已改任它职，因此京官十年一考察具有不完善性。

        于是在弘治九年二月，吏部郎中黄宝率先提出京官六年或九年进行一次考察。

        对此，弘治皇帝并未引起重视，自然也没有因此就下旨。

        弘治十四年七月，吏部复议南京吏部尚书林瀚等人，重提京察周期过长，地方官员三年入京一次进行朝觐考察。

        内外武职官员也要五年接受一次考选，只有两京五品以下官员的考察十年才进行一次，间隔时间太久。

        明孝宗对此也表示认同，但但依旧没有下旨改变京察制度。

        一直到弘治十七年五月，吏科给事中许天赐以灾变上奏，再次请求京官六年一次考察。

        由此也可以看出，利用灾变请求调整国策，其实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开始，也成为改变国策的一个机会。

        或迫于朝中大臣的反复提议，弘治十七年六月，明孝宗终于下旨：“令两京吏部各会同都察院并各衙门堂官从公考察，今后每六年一次，着为令。”

        自此，六年一察制度才完全建立起来，但由于特殊情况的发生，有时并未严格遵守六年一察。

        或因新皇帝继位、或因发生天灾异变、或因当权者排除异己的需要，都会临时举行京察，这样的考察也被称为闰察。

        闰察起于正德、嘉靖时期，成为权臣倾陷忠厚之人的深坑。

        京察的举行由朝野各衙门协作进行，“部、院主持于上，吏科、河南道、考功司协赞于下”，吏部和都察院堂官从事京察的主持工作。

        考功司是吏部直接负责京察的部门，主要负责京察的具体工作，科道主要负责京察前一系列准备工作，及京察后的拾遗工作，对官员的考察结果最终“以听上裁”，由皇帝决定被察官员的去留。

        南京官员的考察“俱该南京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径自具题”，南京京官的考察不由北京部、院职掌，全权由南京部、院负责。

        京察由吏部尚书主掌，吏部侍郎的职责为“主赞太宰”，协助吏部尚书工作，其职能贯穿京察的准备、进行和收尾的各个环节。

        很不幸，今年发起的京察，或者成为闰察的主掌，就是刚刚回朝的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高拱。

        在杨博致仕后，隆庆皇帝并未让内阁推举新的吏部尚书，而是直接在旨意中让高拱掌部。

        这也是高拱在回朝后并没有急于对一些人进行报复的原因，他有的是机会可以慢慢炮制一些人。

        京察的准备阶段，始于科道官的察前建言，随后吏部堂官覆议科道官所陈言内容，并奏请开展京察的准备工作。

        之后考语和访单的填写，是京察准备阶段的重要工作，是部院进行堂审的主要依据。

        吏部堂官命本部司官，制作应察官员名单，密托科道官共为咨访，根据咨访所得填写访单，再以回报堂官。

        此外，各衙门堂官为属官填写的考语或者称为考评，以及该自陈官员的自陈疏，皆由吏部堂官知会后进行收集。

        而这些收集的文档会被密封在吏部考功司，等候皇帝决定京察时间。

        京察开始后，吏部考功司同科道共同进行会单，商议出被考察官员的最初考察结果，以便部院堂官在堂审前了解官员的基本情况。

        此外，在京察正式开始前二十余日，考功司官员需宿部处理京察事宜，一般的时间是“正月十五日以后，考功司宿部”。

        最后，堂审当日，考功司郎中负责“唱名”等相关事宜，员外郎负责上稿，“郎中主查理，员外郎主上稿”。

        官员的考评成绩出来并成文后，京察还未结束，即便皇帝已经批示，因为还有科道最后一次审核。

        因此，在京察结束后，考功司仍要宿部，处理有异议官员的察疏，这就是科道拾遗事宜。

        都察院为明代最高监察机构，其职责纠劾百官、督察各道，其本身的监察职能，必然需要和吏部共同参与京察工作，“部院一体，协襄计典，不可偏废”。

        都察院分十三道，当然不会全部参与到京察中，按照职能划分，一般是河南道御史主要负责协助京察事宜，对京察官员进行纠劾拾遗。

        看似吏部尚书高拱此时仿佛拥有巨大的权利，可以左右京官京察的结果，其实不然，大明朝对于官员之间相互制衡还是做得不错。

        都察院堂官在京察全过程中主要起到总领其属官的作用，但是却要直接参与吏部尚书主持的堂审，或者说对于京官的考评，都御史也是拥有举足轻重的权利。

        所以，如果高拱想要通过京察打击、报复一批官员，那么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这一关。

        这也是一开始魏广德就不担心欧阳一敬这些人遭到高拱报复的主要原因，有王廷在，他们这边的人应可全身而退。

        隆庆四年的京察，也是王廷最后要处理的一件事儿，之后他就要乞休请辞，回四川老家养老了。

        而此时的魏广德，也正在和陈以勤、殷士谵两人商议都察院左都御史的人选。

        这个职位太过重要，可以说如果不能把这个官职控制在他们的人手里，没人能制衡高拱，下面那些官员随时都可能被人挪动。

        “京察之后，高新郑应该明白左都御史这个位置的重要，逸甫兄推荐的人，怕是很难得到皇帝的认可。”

        魏广德叹气道。

        “大洲刚忠英伟，议论慷慨，有孔文举苏子瞻之风。”

        陈以勤当然捡好的说，于是开口道。

        听到陈以勤说赵贞吉有孔文举的风骨，魏广德不由得一下子想到后世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段子，据说是美国小孩对于“让梨”的看法。

        那就是不公平。

        首先，孔融的父亲让四岁的孔融分梨本就奇怪，其次就是为什么要分给每个人吃，不愿吃不吃、谁愿吃谁自己去拿那不行吗？

        最后，所有的兄弟都得根据孔融的喜好得到梨子，他们的选择机会被剥夺了，分到最大梨的兄弟可能恰巧不喜欢吃梨......

        而更让那时候魏广德惊叹的是，孔融对哥哥和弟弟实行前后矛盾、绝对相反的标准，因为他让给哥哥和弟弟的梨都比他大，被质疑没有做事原则。

        因此让人怀疑，他不喜欢吃梨，所以才挑最小的给自己。

        想到这里，魏广德禁不住一阵莞尔，不过看在陈以勤眼中就很是奇怪，不知道是自己哪里说的不对。

        他刚才的话，可不是他对赵贞吉的评语，而是别人给的，也是被绝大部分人信服的。

        “善贷，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陈以勤奇怪的问道。

        “没有没有。”

        魏广德急忙摆手，刚才自己想到可没法说出来，“孔融让梨”的故事是千古美谈，弘扬的是一种谦虚和分享的精神。

        “说实话吧，我觉得子正兄回乡后，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还是刘体乾。”

        魏广德立即纠正话题，把有些歪的话题带回正路上，今天他们讨论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

        他在这里说的刘体乾可不是现任户部尚书刘体乾，而是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刘自强，他和高拱同是河南老乡。

        而“体乾”，是刘自强的字。

        王廷去意已决，在朝堂上已经不是秘密，所以在陈以勤推出赵贞吉为接班人后，高拱那边也推出刘自强，想要让他转调北京，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当然，魏广德的话这么说，陈以勤和殷士谵是绝对不会搞错的，他们自然是知道他话里说的是谁。

        不管是赵贞吉还是刘自强，其实谁坐上那个位置，都代表这隆庆皇帝心里的天枰更偏向谁。

        陈以勤心里其实也清楚，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肯定比不过高拱，但是他不愿意放弃。

        “善贷，正甫，你们还有人可以举荐吗？或者叔大有没有提出过其他人选？”

        陈以勤沉默片刻后，忽然说道。

        “这时候把水搅浑，未必是好事。”

        魏广德皱皱眉，随即说道，“我们不能举荐，应该是选择支持孟静，倒是叔大那边可以问问有没有人选。

        毕竟，陛下未必不会考虑，由叔大那边提出的人选接任左都御史一职。”

        经过这么长时间，魏广德其实已经有点明白，那就是隆庆皇帝要的是一个实力比较平衡的朝堂。

        既然要平衡，不管是高拱还是他们，一家独大绝不是最好的选择。

        李春芳老了，没有冲劲，或者说老臣持重，不容易犯错误，基本被排除在外，但可以稳定内阁。

        而另一家，那就是徐阶的继任者张居正，实力目前来看最为弱小，不管是在朝堂上的话语权还是实权，都很难起到平衡的作用。

        适当扶持，就应该是隆庆皇帝要做的事儿。

        现在的内阁，在魏广德看来有些三国的味道。

        高拱因为皇帝的原因，造成话语权最重，自然就是“魏”，而他们这伙人和张居正，当然就是“吴”和“蜀”。

        单凭一家之力，肯定不能抗衡高拱，但是若联合起来，或有一争的能力。

        想让张居正支持他们，很难，就如同让张居正选择支持高拱一样难。

        但如果是张居正举荐的人，皇帝为了平衡或许会考虑，他们则可以用支持张居正举荐人选的方式联合他，一起对抗高拱。

        魏广德把想法说了，殷士谵和陈以勤也都觉得有些道理，关键是可以借此试探出隆庆皇帝的真实想法。

        之前魏广德怀疑皇帝想要平衡朝堂，所以选择把高拱召回，但两人还有所怀疑。

        若是这次皇帝选择张居正的人选而不是高拱的人选，则基本就可以坐实皇帝的想法。

        “叔大没和我提过。”

        殷士谵皱眉说道。

        “别看我，我倒是问过一嘴，不过叔大说没有人选。”

        魏广德也紧接着说道。

        “善贷，此事你抽空再问问，我有举荐人选，实在不好问出口。”

        陈以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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